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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美合作所中的美军单位扩大为海军团,第二大队也随之改称「海军第二单位」,其中不仅包括训练学校,也包括游击部队、水上突击队、布雷专家等。
自一九四三年六月,该大队成立以来,史蒂华上尉( Merrill R . Stewart )一直负责指挥,他是一个良好的组织者,使得该队训练工作开始得极为顺利。
可是,他不幸卧病多时;在长沙有一位外籍医师曾说他的病是斑疹伤寒,后来证明不是;他害的只不过是痧子。
后来,由于需要他担任沿海地区的情报官,我就派遣他去接受那个新工作。
另一位班奈特上尉,曾自重庆时便追随我左右;他在战前,对于这一地区便有所了解,所以便接替了史蒂华的职务,指挥第二大队。
另外一位稳健干练的卡洛尔上尉( Claude Carroll )继续担任执行官。
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想法,认为戴将军的「一句话」,就足够使我们美国人进入战场;
但我们没有考虑到中国人方面很有礼貌的固执。
戴将军对他自己的命令信守不渝,并希望得到每一位司令官的同意;但这也仍然是不够的,因为每一位司令官立刻就会表示,他们各有「特殊理由」。
这又足以证明中国乃是一个有许多「个人」组成的国家——至少过去是如此。
后来,我们总算由一位何将军处打通了。
何将军仪表极佳,娴于军略,据说他过去一度曾任蒋委员长的侍从武官,现在则是某游击部队的主将;他手下的若干人员正好就在新近毕业班里面刚刚受过训练的。
盖绥上尉( Theodore R . Cathey )一直负责着那批人员的训练工作;他的成绩使得凡是注意他的人都获得良好的印象。
他提出的统计数字,说明了在过去的一年间,美国人在太平洋上对日本作战而丧生的数目,比中国人在他们广大战区中阵亡者还要多。
这个统计甚至连戴将军也大为惊奇。
于是,那位何将军也可能是出于戴将军的建议——要求盖绥,以及他所挑选的任何美国人,与新毕业的那批战士一同作战。
盖绥是一个身材伟岸,行动迅捷,一切事都追求十全十美的人。
他有时让人步行五十华里,光为了试试两个人是否能走那么多的路程。
公平一点说,中国人倒也并不反对这样严格的训练。
他们所需要的乃是一个精明而亲切的领袖,精明而亲切这话,在法文中是 en rappot sympahique ,有亲切和谐之意。
很奇怪的是,在英文中竟无一个适切的字眼。
盖绥这个人可真有一套,亲切友善,中国人给他起个名字叫「国泰」,因为他的姓, Cathey 也可拼做 Cathay ,都是「中国」的意思。
柴普上尉( Joe Champe ),曾在中国这一带地方住过一年多,他对于中国人民也具有同样的同情与了解。
当时他刚刚回到部队里报到,前一阵他与他所领导的中国游击健儿前往沅江。
他本想此去能布设若干他自己设计的水雷,但是他手下的战士们不肯让他去冒这个险,他们宁愿替他去冒险。
柴普心里有些懊恼,他就把肺腑之言都对戴将军说了。
他说,戴将军与重庆的美国人相处得太久了,所以应该到前方来,了解一下在战地的中国军官们对他所下达的命令抱有的看法。
「这个人看起来有些像中国人,」戴将军曾对我说,眼色中似有赞许之意。
柴普上尉要求有一支水上部队,使他率领着,能够劫击日军的水上运输,自常德经洞庭湖以西的沅江,以至鄱阳湖北端扬子江上的九江——这一段路程大约有三百哩。
这将使他出入于一片面积约一万平方哩人口众多而且相当富庶的地区,在此地区内有许多重要的河流与铁路纵横交错,对于敌方都有极重要的作用。
再者,柴普晓得他所需要的支援、装备和组织是甚广。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戴将军已经首肯了。
柴普曾设计过更为安全的方法,去清除日军在这些繁忙的水道中散布的水雷,但他尚不满意。
他的想法是,不顾危险去应用那些已被扫除了的水雷,把它们运载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再布设在我们认为「适当」的地方。
这种用敌人的武器还施之于敌人,在我看来,简直像柔道一样的神妙。
而在中国人方面,简直把他看做一个天才;他们要求他在长沙去开一门有关水雷的课程——这意见一经提出,立获同意就开了班。
柴普后来写信给我说,「他们来上课时全都带着笔记本——从海军官校的学生到上校都有。中国海军方面为了表示对我这个教官的尊敬,竟然特别为我准备了一辆专用的人力车。擦得雪亮,有大红的车篷,对我来说真是太豪华了。」
他后来请求不要这辆车,以免他觉得受窘,也替中国方面每天节省了一百五十元法币租用那辆豪华的人力车的钱。
柴普为了他那个单位挑选了四个美国人做助手,有一百名游击战士派给他指挥。
他常常率领部属,穿过敌人的防线,往往距离敌方营地不到三十哩路的距离去布设水雷。
他们日夜出动,来来往往,在两周之间每天都与敌人有着接触。
戴将军接到报告之后说:「他需要更多的人,下一个训练班再给他派三百个人去。」
这个时候,司蒂华正在监督建造一些船只,我们决定在那些船上装置「外装马达」,行驶江上。
可用的基地我们都已经选好,这些船舶一旦建造完成,待用的马达到达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批船舶当驱逐舰艇一样的使用,每四艇一组,混在江上其他往来的船只里面,就像走私船一样,一遇上情况,立即可以取去机关枪上的掩护伪装,开动马达,发射火箭筒,进入作战。
两栖突袭的特别训练班,则在劳合上尉( Guy Lloyd )的主持之下开始。
劳合曾在美国的佛罗利达州接受过两栖突袭的训练;不过,他目前所遭遇的问题,就是他的教官们也不会了解的。
举个例子说,他新竖立了若干电话线的电杆,当地驻军竟拿去当烧饭的木柴烧了。
为了使他的电话系统畅通无阻,劳合只好每竖立一根电杆之后,就在下面安置一个小小的隐藏装置(注,此处原文是 booby trap 。按军语,是指使敌人一碰就爆炸的隐藏炸弹),如此才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是,这一支舢板海军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
我这人最讨厌翻旧账,说:「如果当初要是怎样怎样就好了,」
但是,我们这批船舶的确是迟造了仅仅两三个月——如果我们不是被迫,要处理来自华盛顿的处处难题的话,我们一定可以争取得到那一段时间,一定及时造得好船队,那情形便自不同了。
我们当时并不晓得日军正在准备发动一项新的攻势,要想进犯华中地区,打开一条重要的走廊地带。
他们的初步准备工作,都在夜间进行,掩护得极为严密,我们未能先期接到报告,因此,戴将军与我仍住在原来的地方,并与当地的重要人物聚会宴饮,因为这是我们工作极重要的一部份——你要晓得,中国人惟有对于他们当面结识过的人,才肯寄予信任。
在这些宴席上,菜馔照例甚为精美,虽然有些东西是缺乏的。
不过,我后来学到了乖,吃的时候最好不要去问菜里面是甚么东西,有时,我好奇地去问,艾迪刘就实话实说,「这是牛肚」「那是猪肠」;
我猜想,如果他告诉我是「千层肚」( tripe )或「香肠的肠衣」( sausage casings ),也许我觉得更好吃些。
再就是鸭子,一直是一道饱受欢迎的名菜。
虽然我不喜欢「带羽毛的」食物,可是,因为我老是在做客,就常常看到人们如何用筷子分烤鸭,那是需要一点手法的。
在鸭子的做法中,最特殊的一种,乃是将鸭子连着毛涂上厚厚的湿泥巴再拿去烤,这叫做「叫化鸭」( Duck a la Begger )。
我实在不该再多问,因为当我打听详细一点时,那鸭子原来是活生生烤熟的。(驻:这一段记载,可见中美之间对于食道的不同看法。至于「叫化鸭」活生生烤熟,作者若非开玩笑,便是有所误解了。)
当会晤新的朋友时,我常常被介绍为「梅将军」,因为中国语言中不适宜于说「梅乐斯海军上校或准将」那么多周折的字眼。
而且,我也被中国军方授以陆军军衔,因为戴将军坚持说,如果中美两国要比肩作战的话,我就必须有适当的权力去指挥他们。
我获得中国方面的军职之后,在指挥这一支「联合部队」时,所有作战的命令都由戴将军和我两个人签署,并且同时下达给战地的中国与美国的指挥官。
在得到美国海军军令部长金氏上将的许可之后,我才成了中国陆军中的「梅花中将」,并以陆军第二十五军为我所配属的部队。
李海上将(即:威廉·丹尼尔·莱希)曾告诉我说,在我寄回华府的报告中,这一段事情曾使得罗斯福总统欣然大笑。
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威廉·丹尼尔·莱希(William Daniel Leahy)
有一个炎热的早晨,我们在批阅公文,获致了很多重要决定后,戴将军决定我们出去郊游一番。
当我们路经山坡上一座道教的观院时,我问他对于道教信仰的了解。
「清静无为,静观自得」,他回答说。
于是我又问,「佛教思想如何呢?」
「他们相信八件事情,」他说,「像慈悲,诚信等等,有点像基督教里的十诚。基督教徒们相信如兄弟一般的友情和十诚。」
我们驻足山岗,眺望原野,我禁不住提议,也许我们人类应该把全世界各种各类的宗教都集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上孔子高瞻远瞩的教言,使各种思想的精华凝结在一起,岂不就是止于至善。
戴将军也很同意我的想法。
「也许我们应该设立一个训练班,来研究这个问题,」因为,那天我心中正在想着有关训练课程的问题。
「我们已经受过训练了,」他的话很使我惊奇,「第一期已经毕业。第二期也进行了一半——我说的是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从来也没想到戴将军还是个哲学家,不过,他刚才讲的话绝非一时即兴之谈;当我们坐下来同进野餐时,我止不住要猜想究竟在他那精明而高深莫测的心中,还有多少这一类的想法。
他的思考这时却又被另外一个问题占据——可能是由于我们丰盛的野餐所引起——在我们的部队中,弟兄们的肉食似乎太少了。
在戴将军的坚强指挥之下,我们的游击部队绝对不准征用粮草。
当能够用钱买时,他们就去买,否则就自备实物,裹粮而进。
为行军接近敌人时,就严禁举火。
后来,戴将军因听到杜诺万与哈理威两人讲了些甚么,他得到一个印象是维他命药片加上水,就可以解决他的给养问题。
只要有这两样,别的甚么也都可以不需要了。
这使得我费了若干的时间去解释清楚。
后来,我们的讨论转向于脱水食物和压缩食物——这是很高明的想法,可惜我们因为极端缺乏适当的设备,所以仍是不切实际,一场空谈而已。
但是,最后我们终于由我们自己的想象之中设计出一种帆布袋,像香肠一样用来运载粮食。
这种布袋,直径约三吋,里面可以装满煮熟了的米——每一袋的米,可以够一个士兵三五天的食用。
那天晚上,我们就开始着手试验。
将米煮熟后,用米纸包起来以保持其清洁,然后在日光下晒干。
我们试验了各种不同晒干的方法,设计了不同大小的口袋,最后,我们终于制成了令人满意的产品,并且顺利地装进了帆布包中。
试验的结果的确是「实际可行」。
自此一直到战争结束,我们的部队凡是在实际作战之时,都是携带着这种粮食口袋——他们把这条「香肠」围在脖子上,好像打领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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