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正常教学秩序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全军普遍开展了一场“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军事学院是这场运动的重点单位。上级派来工作组进行指导。
8月1日，我们向全院传达了军委扩大会议精神。随后，在上级工作组的指导下，仿照军委扩大会议的样子，先后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和党代表大会，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整风，重点揭露、批判教条主义。
在军事学院原领导班子中，刘伯承院长早已因病休养，陈伯钧调往北京的高等军事学院，因此院党委第一书记、政治委员钟期光同志就成了整风的对象。
讨论整风方案的常委会开始前，钟期光同志向我提出:“考虑到我是原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这次反教条主义整风中将成为批判的重点，建议由你改任党委第一书记，主持整风的党委扩大会议。”
我当即明确表示:“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会议开始后，钟期光同志又恳切而郑重地向常委会正式提出改变第一书记的建议，并且申明了他的理由。
有的同志在会上说:“按照常规应该是政治委员钟期光同志担任第一书记，但是按目前的情况看，还是院长廖汉生同志来当比较合适。”
我理解钟期光的处境和想法。但是，我反对这种做法。我向常委会阐述了不应作变动的理由:“反对教条主义的整风，应当着重从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检查以往的问题，总结教训，改进工作，不应当专门针对某个同志、批判某个同志、甚至还没有开始整风就换掉书记，把某个同志摆在被批判的地位。这种作法对整风和工作没有任何好处，而且还可能产生一些坏的作用。我不同意。”
其他同志都支持我的意见，否决了改变第一书记的提议。常委会决定党委扩大会议可以由我多负一点责，但组织上不做变动。
常委会初步确定，整风的重点不应该仅仅针对某个同志，而是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学院领导和机关为重点;在训练、政治、院务三个系统中，训练系统为重点;在教职员与学员之间，教员为重点。通过整风，应该对全院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教育。
但是，上级工作组提出，需要进一步明确整风重点，以钟期光同志为主要对象来解决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错误”，检查“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学院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
8月15，军事学院党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幕。我被大会主席团议定为常务主席。大会主席团是扩大会的临时领导机构，有些同志提出主席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主要领导同志的问题”。我对主席团任务的理解则与一些同志不同，我提出还要明确“提高认识、教育群众”这一基本内容。
在两个月的整风中，军事学院仿照军委扩大会议的方式，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揭露和批判“教条主义错误”。
在这种气氛和形式下，进行的“揭露”和“批判”搞得有些过火。有的人对学院使用“非党教员”提出批评，指责存在政治立场问题，而且得到不少人的附和;有的人所提意见带有较大的片面性，并不符合事实的全部;有的人从个人好恶出发来评价教学制度。
我们党委成员感到，对这样一类问题不能等闲视之，有争辩的必要，以分清是非。
主席团将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摆到与会同志面前:对学院8年来工作的基本估计，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对教条主义错误性质的认识，是工作中的错误还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使用“非党教员”，是对还是错?
我们提出，这些问题都应当在辩论中找出明确的答案，得到基本的解决，否则将会给今后工作带来消极的影响。
院党委本着慎重的态度，引导大家对这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辩论。党委成员分别到各个支部去听辩论会。经过反复辩论，逐步统一了思想:学院8年来成绩是主要的，领导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其性质是属于方针路线性质的;教条主义错误是工作中的错误，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对“非党教员”的使用是对的，即使在使用过程中有错误，也不能说是干部路线的错误。
作为主席团常务主席，我反复阅读了党委扩大会议形成的一些材料，看到其中存在着不够实事求是和夸大错误的问题。我向大会秘书长徐文烈提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召开座谈会，对这些材料逐一加以修改。
院党委常委在讨论向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时，认为报告稿第一部分不能说明“成绩是主要的”这一观点，要求起草人员重新改写。
10月上旬，军事学院召开了有2000多名党员参加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党代会对8年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对今后的教学工作提出了设想，选举出新一届党委会和常委会，钟期光同志和我以相同票数当选为两位党委书记。我们如实上报了选举结果，军委确定由我担任第一书记。
在整风中，尽管学院党委依据党的一贯方针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尽力纠正了一些过火的斗争，但是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反教条主义”运动的大趋势，学院一些好的教学制度被当作“教条主义”的东西否定掉了，一些同志受到过火的批判和不公正的处理。
1959年初，钟期光同志被免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职务，休息治病。不久，他前往苏联治疗，回国后叶剑英元帅把他要到北京，担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
我们的老院长刘伯承元帅也在这时奉命调往北京。1月15日，刘帅离宁赴京的这一天正好是军事学院建院8周年的纪念日。刘伯承院长亲手创建了军事学院。8年来，他为学院建设呕心沥血，为全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现代军事指挥人才。如今，老院长就要离开军事学院，离开我们了。我们心中真是百感交集。
这天，学院照例放假一天。上午，院领导班子成员带领各部、系负责同志集体看望了老院长，并与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同志一起为刘伯承元帅饯行。
下午，军事学院举行建院8周年庆祝大会。老院长刘伯承没有出席。我在大会上代表院党委，对建院8年来取得的成就做了回顾，并作了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的动员。尽管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老院长的一些办学思想受到指责，他创立的一些办学制度也正在被改变，但是全院同志依然十分敬重这位老院长、好院长。
晚上9点，学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来到下关的长江渡口，送别刘帅北上。我们在寒风中久久地伫立在江边，目送刘帅乘坐的渡轮驶向对岸。我情不自禁地慨叹道:“老首长，没少受罪啊!”
1959年春节刚过，原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王平同志调来担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和党委第一书记。同时，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正式并入军事学院，成为合成军队指挥系第二部。此时的军事学院有合成军队指挥系一部、二部，情报系，高级速成系，化学兵系和预科系，在校学员近2500人，另有越南人民军学员100多名。另外还有函授系。
在“反教条主义”之后，原有的一套东西被“破”掉了，新的一套还没有“立”起来，今后军事学院应该如何办?这是我们新一届党委面临的首要课题。我们坚持一条基本的原则，这就是“实事求是”，以此来判断是非曲直。
“反教条主义”中出现了一些后遗症。尽管我们有所预见，但还是无法避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口号下，原先建立起来的一套正规化的严格的规章制度被指责为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而遭到否定，教学秩序和纪律、作风受到较大冲击，一些人不愿出早操，进课堂不列队，上课不报告，军容风纪不整，礼节礼貌不周，要求取消一切考试……
院党委及时分析了教学形势，大家一致指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学习气氛不浓，讲群众路线而不要组织领导，过分迁就一些落后意见，考试制度不严。
为此，我和张震副院长主持召开了全院行政会议，讨论并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规定。我强调:根据我军的性质和任务，我们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严格的纪律要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也要在平时养成;军事学院既要从政治理论和军事素养上培养优秀的指挥员，也要从日常生活中进行养成教育;我们是军队的学院，是带兵打仗的人，上课就要整队，要报告，要讲究军人姿态、军容风纪、礼节礼貌，考试制度一定要严格坚持。
军事学院大力整顿纪律、作风，纠正了散漫现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按照军委统一要求，军事学院的组织体制进行了较大的变动:在教学组织上，改变了六部三处、横宽纵短的组织体制，实行院部系垂直领导、管教合一的体制;在教学内容上，改变了以学习苏联经验为主，明确以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著作为主的方针;在教材上，改变了直接从苏军教材翻译或改编过来的作法，着手编写新的教材，并遵照军委指示与军事科学院等单位共同承担编写我军战斗条令和概则的任务。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各部、系、班纷纷提出“跃进”计划，有的要求将学制缩短再缩短，有的提出提前半年、提前一年毕业。学院党委经过慎重考虑，还是选择了最长的一种方案上报军委。
1959年春新学期开学后，学院按照上级指示，开设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和军事著作的课程。这是一门新的课程，院党委常委一班人以老院长刘伯承为榜样，带头授课。张震副院长讲授“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我讲授“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我们分头准备，多方听取意见，共同审稿。
为了讲好“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一课，我阅读了大量资料，多次召开部、系负责同志和教员、学员座谈会，一起研究，拟出讲课提纲，摸清学员对课程的要求，找出讲课注意的重点，即引导学员注意战略方针对作战指挥员的指导关系，克服只关注局部而忽视全局的毛病。
3月28日，我第一次登上讲台，给高级速成系学员和部分教员及海军学院的部分干部，讲授了4个小时。
课后，我参加学员小组讨论会，收集反应，发现一些学员对“战略与战役、战术的范围”、“阵地战与运动战的结合”、“战略反攻与战略进攻”、“如何理解不打第一枪”等问题还不是很清楚。于是我进一步学习有关论著，召集有关同志共同讨论，取得一致的认识，再次备课，给学员做了解答。
在对讲稿不断修改以后，我又先后到合成军队指挥系、情报系、函授系等处讲了5次课，一次比一次有所进步。
“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授课讲稿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充实，确定为学院基本教材之一。通过上台授课，我亲自体验了如何当教员，如何搞教学，同时也逼迫自己多读书，多思考，从中得到一些提高。
按照军委要求，军事学院参加了由叶剑英元帅主持的编写我军战斗条令的工作。以往我军为数不多的几个条令基本上是翻译苏联红军条令或参照其编写的。“反教条主义”以后，军委要求尽快编写出适合我军情况和需要的一套条令。
1959年夏，叶剑英元帅在南京主持召开了“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专业会议”。该条令概则的编写分别由军事科学院、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和军事学院等4家承担，写出了6本初稿。叶帅在开幕时讲话，对军事学院的编写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军事学院早在1958年3月就开始编写，现在已经是第8次稿子了。虽然军事学院的同志很谦虚，说搞得很粗，但事实说明，他们是先行者。”
专业会议集中几个编写单位和来自全军的专家，经过几十天的讨论，合编出一本。
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军事学院党委一班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本院职权范围内，认真把好关，掌稳舵，尽力防止“过火”斗争，及时纠正出现的“偏差”，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学院的长期建设上，党委一班人也不搞否定前任突出现任、否定他人抬高自己的那一套，注意学习和坚持刘伯承院长留下的“尊师重道”的好传统、严谨务实好作风、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力争使学院在前人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
军事学院有数十名苏联顾问和特种兵技术专家组成的顾问团，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分歧逐渐加大，并且逐渐公开化。特别是在“反教条主义”之后，我军及其院校将原先“以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为主”改为“以我为主”的方针，将“顾问团”改为“专家组”，我们与苏联专家相互间的关系变得敏感起来。苏联专家们对于院校“缩短学制”及各行各业“大跃进”也持有怀疑态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事学院依然注意团结苏联专家，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们及时向苏联专家通报学院教学和工作计划，通报上级的要求，学院组织的重要教学活动和演习也请他们参加，给予指导，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请他们为学院提供尽可能多的教学资料，经常为全院师生举办讲座，遇到意见出现分歧时也注意做好解释工作。
每逢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和建军节，我们都向专家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的国庆节、建军节和传统的春节，也请他们参加联欢活动。院领导班子成员还经常请专家们到自己家里做客。
1959年4月中旬，苏联专家组组长苏哈睦林任期已满，即将回国。学院特意组织所有苏联专家及其夫人由钟期光、姚喆陪同，到广州、桂林、重庆等11个省市参观，我也利用休息日陪同他们到无锡等地游览，使他们感受到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情谊，也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团结，对苏联专家们在军事学院工作期间给予我们的帮助予以充分的肯定。苏哈睦林离宁时，学院和南京军区、江苏省等单位为他举办了欢送宴会，我也在家中为他们夫妇饯行，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到南京下关火车站为他送行。
军事学院还积极开展与友军的交流活动。我任院长期间先后接待了越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罗马尼亚、蒙古、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朝鲜等国的军事代表团来访，与他们进行了学术交流。张震副院长还率军事学院代表团到外国军事院校参观访问。这些都为我们开拓眼界、学习国外经验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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