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当时外间传说很多。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当军统华东区行动组奉命去杀害史量才的时候，戴笠说史量才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要使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统治。抗战时期我在重庆重新整编军统行动课程教材时，明明知道杀害虫量才的原因是他与中国共产党有牵连，但在讲课中举这一血案为例时，还是说他因得到日本人支持在搞上海独立运动，是一种“叛变祖国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而不敢把真正的原因让学生们知道。如果仅仅是由于《申报》有过一些反蒋言论引起C．C的不满，便不会由军统去暗杀，而要由C．C领导的中统去执行。因当时戴笠和中统一直在闹摩擦，他是不会为中统效劳的。
史量才于一九三四年十月间去杭州调养胃病，给了特务们一个最好下毒手的机会。他一向提防反动派要对付他，除了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上海人叫保镖）。戴笠于这年夏秋间即奉到蒋介石命令要暗杀他，原先准备在上海租界内动手，曾一度在《申报》馆和史的住宅附近找过房子，因迟迟没有找到，戴就亲自去上海布置。他最担心的是怕又和暗杀杨杏佛一样，凶手逃不了而泄漏出去，引起严重的麻烦。以后监视史的特务们通过上海帮会关系与史的汽车司机结识，打听到史经常要去杭州，戴笠才决定不在上海租界内进行。
不久，史量才果然携眷去杭，戴笠又带着赵理君等赶去布置。原来打算在史的寓所秋水山庄附近伺机狙击，又考虑到如将史暗杀在杭州市区，杭州省会警察局长便脱不了关系而将遭到各方面所责难，势非破案不可。这个警察局，不但局长赵龙文是军统特务，而且整个警察局都控制在军统特务手中，在杭州作案便是自找麻烦，因此最后才决定选择在离开杭州市区的地方去进行。
参加这次罪恶行动的特务除赵理君外，还有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安徽人，抗战时任过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以后自杀）和组员李阿大（上海苏北帮惯匪，为这个组最主要的凶手）、施芸之、许建业等六人，以及汽车司机张秉午（河北人，抗战期间任军统汽车大队长）。他们使用的汽车是当时军统经常用来搞暗杀绑架的一辆老式别克牌敞篷车，平日停在南京鸡鹅巷五十三号军统接头处。
当史量才决定于十一月十四日由杭州乘自备汽车回上海的前一两天，特务们便从司机那里得到了这一消息，先由赵理君去察看动手的地点，选择沪杭公路所经的海宁县属第四区博爱镇附近，离翁家埠约四华里的地方。特务们事前准备了两个临时用的汽车牌照，一是京字第七十二号，这是随便仿制的（以后才知道是南京盐业银行的），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这辆汽车于十月底前后即由南京开到杭州，一直停在杭州上仓桥浙江警官学校的停车房内。行凶时先是用京字七十二号牌照，逃往南京途中便改用试车牌照，一直快到南京才换上原来的号码，于半夜驶回鸡鹅巷。张秉午曾多次向我谈过这一段情况，军统的老司机们一向把这辆车叫做“功臣车”，因当时军统汽车很少，经常要使用到它。抗战时戴笠还叫人把它驶到重庆，以后便很少再去用它。
这次凶手们所带的手枪均为洞穿力很强的驳壳枪和强力式手枪，所以能射穿史所乘的保险汽车。行刺那天，特务们很早便去守候。当史的汽车驶到了凶手们预定动手的地方时，发现有一汽车横在马路当中，伪装损坏正在检修。特务们见史的汽车开来，一面以手示意叫汽车缓行，一面即拔出手枪向史的汽车轮胎射击，同时由指定的两个凶手射击汽车司机和司机座旁的史泳庚的同学邓祖询。这是因为特务们误认邓为史的保嫖，怕他还击，又怕司机以后供出认识的特务来，所以要先杀掉他以灭口。
当枪弹乱飞的时候，史量才和他的儿子史泳赓急忙跳出车来分头逃跑。凶犯们误认其子为父，因此有三个特务便尾追史泳赓，一连发射二十余弹，均未命中，他从田野中飞奔逃脱。史量才因身体不好，跑得也慢，在慌乱中逃进附近一所茅屋。两个特务紧追过去时，史又从后门穿出，躲在房后面一个干涸了的小水塘中，被站在路上指挥的赵理君发现了。赵一面大叫“在这里”，一面连连向史开枪射击，有一弹正击中史的头部，史当即倒下。李阿大又跑到史身边补上一枪，登时血流如注。凶手见目的已达，立即集合爬上汽车飞奔而去。枪声停止了约半小时后，史泳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一同返回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血案发生以后，举国震惊，责难纷起。蒋介石和汪精卫还猫哭老鼠地严令江、浙两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奖金。这时，特务们却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一笔五千元的犒赏费。以后特务们见面时还曾以此开玩笑，说：“如果自己破自己的案，倒可多得五千元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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