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怡明
古宁头战役之后推动的制度，赋予村指导员征召劳力与物资的权力，对民众的强取豪夺因此被形式化与系统化。
如张奇才所回忆，这种体制也成了民众憎恨的对象：
这些「村指导员」执行命令绝不手软，不讲情面，命令下达必定奉行到底。有些「村指导员」因品德和操守问题，成为百姓抱怨的众矢之的。很多民众因此私下称「指导员」为「死不完」（闽南语取其谐音相近）。
民防队的勤务最烦的一项要算是环境卫生的打扫，每天都要检查环境卫生，但民防队员各为自己家庭的生计在打拼，扣除训练、演习、集合及公差之外，哪还有多余的时间去整理环境，因此环境脏乱似乎是必然的，所以「村指导员」走到哪里就骂到哪里，他骂到哪里任务（民防）队员才跟着做到哪里。
村指导员和民众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也成为民众抱怨的对象。
对强制、说服与养成纪律三者间的互动进行管理，这是村长的权力。据1970年代初期一名副村长的回忆充分地看出：「金门百姓并不是全部以打渔为生，管理渔民的方式并不能全数适用于所有的民众，但村民不听从命令者，副村长可以处罚他出公差或服劳役。如果不来，副村长还有很多方法加以管制」。
举例来说，副村长可以不批准村民前往台湾工作、就学或甚至就医。在更极端的例子里，副村长还可以把村民关起来。「老百姓不想惹祸上身，所以每个人都养成了守法的习惯。」
另一方面，民众很清楚指导员在调解的影响力上扮演着关键角色，民众也批评那些不想办法庇护村民的指导员。
「叶德辉担任区公所指导员时，因各项工作都要求很严，引起部分民众不满，有人就乘他不在家时，跑到他寝室的床上便溺。」
户口登记与通行证制度，使指导员与他们常驻的村子产生紧密的连结。1960与1970年代曾担任烈屿乡乡长的洪福田，在1950年代时负责乡里的户口登记工作。
「因长期负责户政业务，让我有机会去认识烈屿乡的很多人；也因业务上的关系，结了许多善缘，建立深厚的人脉关系。
例如那时候按战地政务的规定，任何人外宿必须申报流动户口，有的夫妻口角，妻负气回娘家不回，夫家就会来拜托我，我就会借着检查户口的名誉〔义〕到该妻的娘家，善意告诉留宿户户长说：『依规定未申报者不得留宿。』并好言劝和，顺便将她带回夫家。」
洪福田提到，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因此许多夫妻数十年来一直很感谢他在执行公务时解决他们婚姻的问题。
村长仅握有小部分的实权，副村长才是真正掌握村民「生杀大权」之人。
在戒严时期，村长与副村长的关系在村子生活上有着关键的政治影响。长期担任村长的薛承助可以把历任的村指导员与副村长的名字如数家珍地念出来。
村长发现很多人希望他们扮演指导员与民众之间的中介角色。当有村民被关起来，村长与指导员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村民能否获释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副村长可以随意把村民关个几天（更长期的拘禁则需要请示上司，以及相关公文）。「因为副村长还有签报关禁闭，甚至签送管训的权力，凡是不参加民防训练或不执行清洁任务而且屡传不到的人；枪枝保管、保养不良的人；甚至时常醉酒发酒疯的人，只要副村长将事情原委签报上级，经过县长批示，就可以将不听命令者关上二个星期的禁闭，或直接移送去管训。」
村民可以关在村办公处（早期一般指的就是被占用的房子）、猪圈、公共厕所或最近的警局监狱里。
「有时候，他会指着地上某个地方，然后说，『不要动，待在这里。』那么你必须待在那个地方，不能移动。」
一般来说，当村民被副村长关起来时，他的家人会去找村长，由村长向副村长说情放了村民。所以，如果村长与副村长处不来，那么受罪的就是村民。
副村长经常轮调，可能是为了避免他们与村民形成紧密关系，因而忽略维持纪律的工作。当许多副村长发现反攻大陆无望时，开始特别关注且担心结婚的问题。
与许多村长一样，薛承助开始为指导员与副村长寻找合适对象，而他最早帮忙作媒的对象是温仕忠。从作媒与结婚的故事可以看出，村指导员与村民的关系并非完全敌对。相反地，村民有时认为指导员与政府的关系对他们有利。
符文敏在珠山服务一年后被调往料罗——位于金门东南方海岸的村子，透过村长的介绍，他认识了未来的妻子。
符文敏向军方说情（他才刚复员，在金防部仍有许多朋友），让军方允许渔民天黑之后到海滩上放置浅水渔网。村民们送鱼给他表达感谢。「其实金门的百姓很单纯，生活背景我都很清楚，会不会出事我都知道，渔民管理重在平时考核，要看他的忠贞程度。」
在金门对岸的大陆村落，正进行着更深刻的措施，最后将深刻改变传统农村生活的结构。虽然统治金门的军事官员并未着手进行相同的社会变迁运动，但军事动员的需要也对农村社会造成显著的变动效果。
正如同在大陆，许多旧结构留存下来，但已转变成新的形式与担负起新的政治角色；金门也一样，戒严无法把既有的权威与关系模式完全消融。
最明显的例子是联保模式的持续存在，政府政策依然刻意地加强这个模式。要建构现代的政治控制体系，重点不一定放在自主个人的关系上，相反地，可以强调家庭这个植根于当地社会生活的传统单位。金门的独特性质深刻形塑了新统治模式的出现。
举例来说，监视、监控民众是为了防止对岸渗透，但实际上这个系统却用来进行更广泛的规训功能。因此，在说明初期金门政治上的监视、规训与暴力性质时，必须将其放在金门当地特有的治理模式来看。其中有前现代的性质，也有现代的性质，更重要的是，还需要考虑整个国际地缘政治的情势。
尽管今日金门绝大多数居民可以轻易指出，与对岸政权相比，金门的战地政务相对宽松，但他们也表露记忆中不乏打压与恐惧：亲戚被带走，因为被怀疑与共产党有关而被打得半死；有同学被关起来，因而错失唯一一次参加大学联考的机会；寡妇数十年来不断追查「失踪」丈夫的下落。几乎每个人身边都有着类似的故事。
我们看到，战地政务的基础是联保制度。战地政务的情报工作建立在相互猜忌与恐惧上。战地政务与军方，在岛上都有情报人员。
「九三炮战前后时期，政治气氛非常严峻。情治单位利用一些网民打探百姓的大大小小消息，有些贪小便宜的百姓变成网民，大事、小事都往上报，甚至没有事也往上报，甚至于只要三、五个人聚在一起聊天，就会被调去问话，『谈些什么内容』、『何人主其事』、『有那些人参与』、『做那些事』」。
与其他实行过白色恐怖的地方一样，金门因此笼罩在恐惧与保守的气氛之中。「若有人较爱出风头，爱讲话，好表现的，就会被认定是『思想有问题』（思想偏激），往往一被抓去都回不来了。」
民众记忆中那是一个随意怀疑与拘禁的时代，最微不足道的违纪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民众甚至不确定什么是违纪——一句被误解的陈述，哼的歌被怀疑是共产党的歌曲。
有几个人提到自己在1949年之前曾与大陆往来，于是就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有人说了自己父亲的故事：他父亲有亲戚住在厦门，在金厦交流还没中断前，亲戚寄了一封信过来，线人在垃圾堆里找到了这封信，他父亲因此在军事监狱里被关了四个月，甚至还一度被迫为自己挖坟。
1953年7月，三十五岁的李久立从古宁头自宅被士兵抓走。一年多以后，他的尸体被送回来，他的妻子得知先生因为成为共谍而被处死。此时九三炮战才刚发生一个星期，在枪林弹雨下未能举行丧礼，只能草草将他埋在村外头的浅坑里。
1990年代晚期，当李的遗孀接受记者访谈时，她依然不知道丈夫到底做错了什么，她长久以来一直怀疑是邻居出卖了他。这个邻居曾经卖轮胎给某个士兵，士兵进而发现他正在制作木筏，想返回大陆。邻居为了脱罪，把罪全推给了李久立。
军方最近将档案交给家属，证实了轮胎的事，而且提供了邻居指控的细节。他宣称李久立是从事刺探与破坏的共谍。我们没有办法评估他的指控是否属实。在1950年代初的金门，这些指控足以构成死罪。
有时候，整个村子都被怀疑与对岸接触。西园村，也就是本书一开始提到的农夫黄平生的村子，就曾遭受这样的怀疑。
西园村由于接近对岸的大嶝岛，因此许多村民的亲戚留在对岸。有受访者说，由于西园村民依然与亲戚保持联系，因此整个村都受到怀疑。
另一些受访者则表示，1949年后不久，西园村有一名女孩被士兵强奸，村里的人不愿依上级指示息事宁人，而要求赔偿，因此引发当地驻军的敌意。军官把他们贴上标签，称他们是「匪谍村」。
跟在台湾一样，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经常被怀疑具有亲共倾向。在金门，唯一的知识分子是老师。
1940年代晚期，王芳茗接受以前同学的邀请，从家乡到金门小学教书。1949年10月，厦门陷落，王芳茗跟许多人一样，隔着海峡与家人断了联系。
尽管如此，王芳茗却顺利在金门发展，1950年代中期他成为金城小学校长。1958年，他娶了当地老师为妻。
但1968年9月的某一天，王芳茗被县级的金门调查局情治人员带走。他另一个来自大陆的同学，于1949年跟随国民党到台湾，也因同情共党而遭到调查。为了自救，他的同学提到他们曾经在战时一起念书，王芳茗参加的读书会其实是共产党的前沿组织。
王芳茗否认这项指控，但读书会其他成员都在大陆，因此无法证明他的说法为真。在拷问下，他「坦承」在大陆加入了共党组织，因此被判十年徒刑。
由于遇到大赦，王芳茗于1973年获释，在往后的戒严岁月里，他持续受到警察的监视。
1990年，台海两岸政治自由化，王芳茗得以回乡探亲。他得知在1968年，也就是他被逮捕的那一年，年迈的父亲在十年动乱中遭到不幸，理由是他的儿子在国民党政权下担任公务人员。
结论
到了1956年，金门在整体战略下的地位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是不计一切代价，守护突如其来的胜利，金门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
此后，金门持续扮演着情报搜集与敌后骚扰的军事功能。但逐渐地，金门的实质意义开始转为政治层面：作为政府反攻大陆的象征。
实验战地政务即是为了满足这个目的而发展的政治组织。处理民政的县政府依然存在，用来显示与对岸政治体制的不同。但县政府的存在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力全掌握在军事单位手中。
军事优先与军事关切支配了公众生活，也逐渐渗透到私人生活，到最后连公私的界线也抹灭了。
战地政务制度试图养成服从的民众，以实现地缘政治的目的，它发展与运用新的规训形式来监控民众与他们的一举一动，藉此维持意识形态的统一。
就在金门发展出这种政策的同时，对岸也不约而同实行相同的做法。举例来说，当战地政务严格执行通行证制度后的几个月，对岸也推行了通行证制度。这显示，在金门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岛上当局做的孤立决定，而与整个大环境有关。
虽然政府在地区军事威胁的阴影下寻求发展，但也与广泛的冷战冲突有关。现代化的过程因此特别强调渗透、颠覆与破坏的危险。监视民众与训练民众的身心使其服从，成为最主要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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