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怡明
战地政务体制的「操作」策略大部分是成 功的，当地人民对八三一的妓女及当地女性做出强烈的区隔。但在J严时期的金门，婚姻与八三一息息相关，因为两者皆提供军人与平民 间主要且合法的性关系模式。尤其是早年，更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两者皆与性服务的商品化有关。
金门（或别处）的婚姻，不只是 制度化的亲密形式，也是各种交易行为发生之处，且这些交易深受军 事化的影响。然而，金 门岛上传统家庭所面临的挑战，反而较少来自大陆，大多来自内部， 来自J严令下当地社会的互动。
1949年起，大陆来的军人开始与当地女性结婚。这个现象在统计 数据上并没有自成一类，因此确切数字不详。根据陈宗论详细的口述 证词，这个数字十分可观，而以下我也会多次引用他的证词。
「1949 年，军队在金门札根，军人与平民同住一个屋檐下，所以很 难避免产生情感。许多女性与军人结婚，总共超过一千人。我自己的 估算是，女性中大约每五人就有一人嫁给军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举个金门地缘政治化在生活中的明显例子，婚姻数量随着国际 情势稳定而攀升。许多老军人原本在大陆就有配偶，在金门陷入长期 战役，一切暂时停摆的时候，不管已婚未婚，众人都对结婚兴致缺乏。
「你在开玩笑吗？」这是一个老兵初到金门时被问到是否考虑结 婚时的回答。
「我怎么可能结婚呢？我们要打回大陆，怎么可以讨老婆？怎么可能有心思照顾妻小？」
然而，情势逐渐转变，他们明显回不去大陆了，所以越来越多大陆军人娶当地女性为妻。 因此，在军事化的地缘政治变动的情境下，金门女性的婚姻型态有了改变。
无论是退役军人或是他们的当地配偶，这些受访者大多不愿谈论 自己的婚姻观。尽管如此，我们仍可透过观察哪些军人娶了金门妻 子，了解军人与平民的婚姻动机和结果。
很多军人尝试与当地女性培 养感情，洗衣女工翟芬回忆：「每次我洗衣服的时候，都会在他们的 口袋里找到情书。他们不说一字，只是把字条放在口袋里，约我去看 电影之类的。每次洗衣服的时候都会找到字条。」
但就像从事阿兵哥 生意的大部分女人一样，她假装没看到那些字条，也从未对这些殷勤 做出回应。
高层官员和干部与当地年轻女性交往的成功率较高，在 1960年代，假设一个乡村姑娘和高层官员结婚，「他家便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这一类的夫妇大都调派到台湾的其他岗位上，至今 只有少数留在金门。
第二类是像郑之初这种官阶较低的军官和老军 人，也包含成为村指导员或副村长的军人。他们通常娶年纪较大的女性、寡妇，或是海外华侨的弃妻。村长通常会把这些女性介绍给此类 军人，希望藉此让他们更为忠诚，与村庄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男人很多在大陆就结过婚，所以在几十年后开放退役军人回大陆探亲时，情况变得相当复杂。
第三类，也是受访者最爱讨论的 一类，是伙房兵和厨师，他们不需要媒人。在1950年代，他们是抢手的结婚对象，因为能在物资匮乏的时候提供食物，即使只是厨房剩下来的。
陈华锦讲了一个上尉和厨师同时追求同一个当地女子的笑话： 那女子最后选择了厨师。为什么呢？「我们（平民）吃番薯，他们吃米饭。早上他们还有馒头可以吃。」
许多受访者提到，在1950年代，就连长官找老婆都不容易，军事餐厅的伙房兵却如鱼得水。年轻女性拒绝前来献殷勤的追求者，常会说：「我连伙夫班长都不嫁了，还会嫁给你这个穷小子！」
当地女性与驻军的婚姻对金门社会有变革性的影响，但这些婚姻 的动机对研究早期中国家庭的学者而言相当熟悉。婚姻必须由女方父 母安排才算有效，如果是寡妇再婚，则必须由婆家认可。
这些婚姻， 不论是寡妇为自己和孩子寻找依靠，或是年轻女子和伙房厨师结婚， 都符合古今男女利用后代作为一种家庭策略的传统逻辑。「如果（把你的女儿）嫁给军人，你就不愁吃穿了。这就好比牺牲一个女儿，让她所有的弟妹都能温饱。」
虽然与当地女性谈情说爱，是对到金门服役的军人的刻板印象，与军人结婚的数量在1950年代达到高峰后逐渐下降， 随着金门经济 好转，当地家庭不再将嫁女儿视为生存策略。
这个转变的主要原因 在于当地驻军大多由台湾征召而来，他们并没有把金门女人视为唯一 可能的结婚对象。官方也逐渐认为军人和当地女性的关系，对士气有 不良影响，为军队与当地社会间的关系带来问题。
这是创立八三一体 制背后逻辑的延伸。如同妓院的设立是为了管制性行为、防止性侵， 两情相悦的性关系亦是一种问题的来源，官方觉得需要回应。
解决方 式似乎是刻意造谣，谣言开始到处流传，说台湾军人如果与当地女人 结婚就必须在金门待个十年才能回家。「这是唬人的，只是要降低军 人在这里结婚的意愿。」
虽然婚姻的数目下降，军人与当地女性的恋情造成的紧张情势， 从未完全消失。直到1978年，我们还在档案中找到金门男人和太太争 吵的案件，因为男子不同意太太到小金门，太太于是离家出走。男子 开始怀疑她跟一位刚转调到小金门的陆军中尉外遇。这事件会收录在 档案是因为这个戴绿帽的丈夫，显然因为受挫而图报复，向政府官员 提出他的揣测，说他的太太没有正式的出境许可证，非法离开金门。
众多当地女性嫁给了军人，对金门当地男人的男子气概是一大挑 战，因为在金门文化中，婚姻是男子气概的重要象征，也是成为成熟 男人必过的关卡。
如陈宗论所说，新的情势改变了长久以来男性劳动 力外移造成的男少女多的情势。「到了1950年代末期和1960年代早 期，男女比例不均的情况逐渐反转，婚姻市场呈现男多女少的情况。 由于男女比例如此不均，很多男人找不到结婚对象，独自生活。」
当 地女性与军人结婚造成的人口不平衡，直接冲击婚姻市场。当地家庭 开始为自己的儿子和尚未进入婚姻市场的女孩安排婚姻，因此女性的 结婚年龄开始下降。
在一个国民党组织的主 要刊物里，登出一篇1959年的报告，其中提到马祖女性人数不足已经到达非常严重状况：「大部分的渔夫因为社会性别问题，面临一辈子 孑然一身的危机。所有的年轻少女几乎都有未婚夫，这些年轻女孩根本还没来得及发育成熟。」
如今，许多金门的中年夫妇，丈夫与妻 子相差十几岁甚至超过更多。许多中年妇女十几岁时就结婚了。下表反映出未婚男性比女性多，有数据佐证有两个因素是不可忽略：女性 与军人结婚，及结婚年龄的下降造成。
同样地，1949年前的华侨婚姻 造成已婚女性比已婚男性多，且后来又与军人再婚，但这两者不能相 提并论。现代化通常和女性结婚年龄上升有关，然而，金门的军事现 代化却刚好相反，早婚的情况反而变本加厉。宣传人士把女性在发育 为「成熟女性」前提早成婚，牺牲童年，视为战地女性自我牺牲的期 许之一。
金门人口婚姻状况
对婚姻市场造成冲击的第二种影响是对地方社会的。自大陆沦陷 之后，婚姻无法将对岸列入安排的对象，嫁给军人刚好可以弥补这样 的裂缝。
1949年以前，许多古宁头的女性嫁到大陆的村庄。陈宗论评 论道：「嫁给军人的女生听说以古宁头最多，因为古宁头适婚年龄的 女生最多。这有特殊的背景因素，因为金门许多小家小姓，不敢娶古宁头的女儿为妻，因怕娘家人多势大，遇有家庭纠纷，娘家不易应付。……因此古宁头的女生，很多超过适婚年龄还找不到婆家，刚好国军进驻，也因此找到好归宿。」
影响婚姻市场的第三种效果是女性相对价值的提升。1949年前的金门，没有聘金的习俗，但在1949年后就十分盛行。 当地称嫁妆为「三八制」（三个八）：新台币八千元、八百（有些人说八千）斤猪肉、八两黄金或八百两白银。事实上，聘礼多寡并没有一定，「三八 制」只是下重聘的委婉说词。
战地政务官僚开始注意到暴涨的聘金所带来的负担和社会压力， 着手对「三八制」和其他需要改革或废除的习俗展开调查。这些习俗 被视为传统村庄生活的落后行为。
干部面谈、写报告、提出他们对金门结婚习俗 的建议时，便是在进行某种文明化的任务，与其他地方的殖民任务相 当类似。他们开启监控、规训和惩戒来建构问题。虽然报告中偶尔提 到军队的角色导致了问题，但更重要的议题仍是要改造村民的意识。
这必须藉由规训与处罚去完成：以法律禁止；派遣干部到村庄指导、 教育村民，而那些不服从指示坚持继续要求或给予嫁妆的人，就会被迫进行义务劳动。
「三八制」问题代表着又一个现代化建立其介入 目标的例子。也是现代国家定义现代化，否定「现代化其本身所创 造」的另一种例子。金门的高额聘金其实并非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家 做出的落后行为，而正是国家渗透的产物。
除了废除「三八制」，县政府也制定政策消除其他被视为过于传 统或浪费的结婚礼俗。胡琏认为婚姻是对当地居民私生活重要介入 点，或者说，这是一个机会，提醒他们公众与私人、个人与政治之间 的连结。为了向要结婚的新人致意，他出借自己的吉普车，用在新娘 出嫁到新家这段仪式性的路程上。这表示每一位金门的新 娘都可以「坐轿子」，这在传统上是有钱人才能负担的礼俗。每个月 他会留意新婚的夫妻，致上恭贺之词和「建国齐家之道」。
1951年，县政府更进一步提倡集团结婚。金门的集团 结 婚 并 不 是 第 一 次 举 办 的 集 团 结 婚 。 葛 思 珊 指出，在1930年代中期至1940年代晚期为了提倡节 俭而举办集团结婚。
如同新生活运动的续章，在金门 重新实施联合集团结婚，显示国家紧急情况所造成的结果，也可能是 恢复先前抛弃的社会建设政策。因为紧急情况而对国家进行的高度控 制，让这些政策比起在他们原先的形式下更容易成功。
第一次在金门 举行的集团结婚非常成功，从此成为每年元旦的年度盛事。到了1970 年代中期，这自创的习俗已经相当完善。穿着规定十分详尽：新郎穿 黑西装、皮鞋，带一条白手帕；新娘穿「白色正式服装」和白色高跟 鞋。换句话说，这是西式婚礼的理想再现，是现代化的婚礼。
举行集团结婚是展现政治层级的一种仪式，因为金门防卫司令部的司令官作 为证婚人，战地政务委员会祕书和县长则分别担任其他较不重要的角 色。如同葛思珊提到的早期婚礼，集团结婚排除了家长或其他亲友的角色，因此国家心照不宣地扮演了家人的角色。
虽然官方认为集团 结婚相当于自动自发表现节约和现代化意识，但新人却是被迫参加集 团结婚。有份文件年复一年地出现在档案中，列出订婚男女的名字，好让乡镇官员说服他们参加下次的集团结婚。
集团结婚不一定能达 到节俭的目标，因为有些新人在婚礼过后仍然举行宴客，将集团结婚转换成更细致的传统活动，完全颠覆了它的初衷。 为了因应这种情 况，县政府开始要求参与的新人同意不举行其他仪式，倘若他们希望 宴请亲朋好友，则必须提报并限制来宾人数、每桌的菜肴数量以及总开销。
为了钻这个规定的漏洞，新婚夫妻通常会安排几桌亲友到宴 客餐厅或礼堂附近的私人住家中用餐。 最大型的集团结婚是在1971年那次，有六十六对新人参加。到了1978年，集团结婚停止举办，官方表面上说「社会风气渐开，民间婚嫁均知节约隆重。」
大量平民女性与军人结婚，是军事化社会常见的现象。虽然两者 鲜少被联想在一起，但这个议题与军妓院的问题紧密相关，因为不管 透过妻子抑或妓女来接触女性，都是军事化观点下的男子气概皆能获得肯定的方式。
金门狭小的面积使我们从轶事而非数据的角度，看见 女性与军人结婚在人口组成上造成的结果：当地男人因而缺少结婚对 象。这导致了两种完全可预见的后果，女性结婚年龄的下降和女性在 婚姻市场中价值的提升。
在金门的案例中，这种升值很明显，甚至可 以在婚姻的交易中量化。女性结婚年龄上升和与婚姻相关经济交易次 数的下降，通常被视为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在金门岛上出现完 全相反的过程，不但显示现代化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展现，而且显示军 事型的现代化可能造成多种不同的结果。
战地政务体制，将人民的婚 姻视为政府治理计划中的一种手段，用以规范、教育人民，使他们更 加服从。金门的状况会如此耐人寻味，在于现代化与军事化进程中的 个人与政治面向有所连结。集团结婚被视为消除不良的习俗，这些习 俗被视为传统所遗留下来的成分而非它们真实的面貌，亦即军事型现 代化的产物。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