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解放张家口之后，中央军委即电令北岳兵团立即赶赴大同，其意图是迅速包围大同，围而不打，监视大同的敌人，不让他们向东或向西逃窜，等华北第三兵团参加解放北平、会攻太原以后，再一起解放大同。在接到电令的当天，我即召集所属部队领导干部传达命令，进行简单动员部署，率部日夜兼程，向大同进发。
此时长城内外，朔风呼啸，大雪茫茫。广大指战员披着冰铠雪甲，在翻卷的雪浪里穿行。
我带着指挥部和一个野战医院，从张家口西北，向张皋镇前进。当我们途径白家营子村时，突然遭到当地张懋带领的还乡团五百多人的袭击。我当机立断，令作战科长王宪带领骑兵通信班和纪亭榭旅来送情报的骑兵侦察班，共二十八骑，立即向白家营子猛冲上去。他们都是屡经沙场的老战士，很有战斗经验，为了保卫指挥机关，个个不顾敌人枪林弹雨，向敌人猛打猛冲，终于将敌人击溃。敌人误以为他们是我军的先头部队，没敢再组织反击。他们继续穷追逃敌，毙伤三十余人，其余敌人逃进山里。我们安全通过了白家营子。
北岳部队很快抵达大同郊区。纪亭榭独立旅七团、十三团、十五团和独立四团分别部署在大同的东面和北面；雁北军分区司令员赖富、巫德九带领的第一团和第二团，部署在南面和西面，晋绥军区姚喆率领的一个支队，部署在云岗方向，一个骑兵师部署在丰镇、集宁一线。总兵力共有一万余人。我的指挥部设在阳高县以南的小白登。
大同是晋北重镇，地处平绥、同蒲两条铁路的交汇点，东通京张，西贯绥远，北频内蒙古草原，南达太原，交通十分便利，是山西北部的军事要冲，又是我国重要煤炭基地，故有'煤都'之称。它还是一座历史名城，一千五百多年前，北魏皇朝曾在这里建都，有许多辽、金时期的文物古迹。因此，多年来，阎锡山衔住不放，傅作义为之垂涎。
一九四八年五月，雁北十三县全部解放以后，大同完全成了一座孤城。城里守敌主要有：阎锡山嫡系田尚志的第三十八师，附有一个炮兵营和辎重营，大同军事指挥部的直属工兵连、特务连、骑兵连、雁北支队、一支十二辆坦克的坦克车队和三十多辆汽车的汽车队；保安司令部的保安一团、二团、十九团、二十团，宪兵二十二团、保警队，还有收编日伪军的教导总队，几个县大队等等。总兵力一万七千余人，统由国民党第二战区副总司令兼大同军事指挥官于镇河指挥。大同市的伪党政工作则由副指挥官、雁北地区专员孟祥祉把持。
敌人为了固守大同，在军事上积极备战，在原有坚固的城墙和日军工事的基础上，将城郊外壕加宽加深，增修许多防御工事，各种堑壕密如蛛网，碉堡和火力点星罗棋布。守敌妄图凭借城高墙厚，护城河宽水深，以及坚固的工事，与我军抗衡。在政治上，孟祥祉进一步加强了特务统治，处心积虑地维护其分崩离析的局面。梁化之在大同设立的特务组织特警大队疯狂地搜捕、暗害革命干部和进步人士，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不仅百姓提心吊胆，就连敌人内部也互存戒心，人人自危。
在我们的部队按部署进入阵地以后，我在小白登召开各师、旅、军分区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对解放大同的指示。会议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围绕军委'围而不打'的作战意图，展开了热烈讨论。多数同志认为，通过敌我力量对比，我军并不占优势，大同守敌虽已被围，无法逃窜，但并未受挫，实力尚存，如若强攻，敌人困兽犹斗，我军势必也造成很大伤亡，大同城内的文化古迹和各项设施也将遭到极大破坏。因此，应该在不违背军委'围而不打'精神的情况下，采取军事、政治并用的办法，迫敌投降。有的同志则认为，我军兵力虽不占优势，但是胜利之师，斗志旺盛，士气高昂，大同守敌既已被围，即成了瓮中之鳖，强弩之末，应该马上发起攻击，一举将其歼灭于城内，以免使其狗急跳墙，突围外逃。针对这两种意见，我在发言中指出，根据侦察得来的大量情报，对大同守敌各方面情况的全面分析，大同之敌虽已孤立，但在兵力、装备上并非劣势，且有坚固的工事可踞，因而还算不得强弩之末，它在军事、政治方面都在积极准备负隅顽抗。如果我们强攻，会出现三种可能：一是久攻不克，二是即便攻克，人民生命财产将会受到重大损失；三是不能排除敌人'狗急跳墙'，绝望之后南逃西窜，这样就达不到全歼。这三种可能的任何一种，都违背中央军委意图。因而，我引导大家把军委'围而不打'的指示具体化，在如何既不使'惊弓之鸟''飞'掉，又要尽早把它'捉'到手的问题上展开讨论。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深夜，最后统一了思想。我们的决心和打法是：以政治攻势为主，动员广大群众，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利用强大的政治攻势，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上层关系，动摇其军心，沮丧其士气，瓦解其内部，造成'四面楚歌'的局面。同时，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把敌人引出来，歼灭其有生力量，挫其锐气，'击其惰归'，迫其缴械投降。
会议以后，各参战部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立即展开政治攻势。几天之内，千万张传单和其他宣传品，通过各种途径，在大同市各交通要道、敌营内外广为张贴、流传，我军阵地前沿的'土广播'也昼夜不停地向城内守敌喊话；捉放的俘虏大部分成了我军的'义务宣传员'……猛烈而凌厉的政治攻势，如同一发发重型炮弹，在敌人营垒中爆炸。从城内传来的情报说，敌人营内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大同上空飘来的共产党传单如同雪片'，'城外解放军的大炮已对准大同'，'大同岌岌可危'，以及我军在全国各战场上的胜利消息。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对敌人下层军官和广大士兵的厌战、怯战情绪，以及上下官兵之间的矛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私下议论，'共产党军队的锐气势不可挡，我们困守孤城死路一条'，'上司保官保财，我们光棍一条，何必为他们卖命'，等等。通过我们的宣传，大同市民也进一步坚定了早日得到解放的信心，为我解放大同的内部接应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我围城部队与华北军区敌工部、雁北地委城联部和北岳军区侦察科密切配合，利用各方面的关系，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地派人打入敌党政军各要害部门，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时刻把握敌人的动态。敌宪兵队、特警队、十二战区谍报组、大同军事指挥部情报处等都有我方人员打入。新派遣的同志与原有的敌工人员一起，广泛开展城工工作和敌工工作。他们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联络进步人士，开展政策攻心，做敌军政人员的工作，建立比较完整的情报系统。这些同志的作做得很出色，把敌人的兵力、武器装备和火力配置、工事构筑情况全部弄得一清二楚，敌军实力变化、兵员调动、军事行动等重要情报及时准确地获得。特别是大同军政头目的思想动态情况，我们也能通过各种途径及时掌握了。
于镇河、田尚志、孟祥祉三个人掌握着大同的党政军大权，他们都是阎锡山的嫡系，但是又互不信任，互存戒心，矛盾很多。当时在我军的重兵威逼下，摆在他们面前有三条路，一是打，二是走，三是降。'打'，就是死守大同，等待援兵，顽抗到底。他们看得很清楚，太原的阎锡山，归绥的董其武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援可待，死守守不住，顽抗抗不到底。'走'，就是按阎锡山指令南逃太原，但大同没有机场，空中飞不了；解放军层层围堵，地上走不成。西逃绥远，不用说能不能走到绥远，就是到了绥远，寄人篱下，只得替人家卖命，也是死路一条。'降'，就是放下武器投降，他们既碍于面子，又不心甘情愿。他们三个人虽然都叫喊走第一条路，摆出一副打的架势，企图顽抗，但态度并不完全相同。于镇河追随阎锡山多年，对阎锡山一片愚忠，根本不愿逃往绥远寄人篱下，他在行动上准备打，但思想上并不坚定。田尚志很精灵，是于镇河保荐提拔为师长的，比较靠拢于镇河，他俩掌握军事大权，在敌人内部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孟祥祉是阎锡山在大同的代理人，对共产党极端仇视，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他在大同经营多年，把持地方实力，十分顽固，猖狂叫嚣要'与大同共存亡'。这三个最高层人物同床异梦，为我们提供了利用其矛盾，分化其内部的契机。我们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于镇河、田尚志身上，孤立孟祥祉，使其孤掌难鸣，不攻自破，争取和平解放大同。
十二月底，田尚志的副官苏克勤奉于镇河、田尚志之命，化装出城，想到阳高县找赋闲在家的原阎锡山的高级参事薄一峰，打听我军对大同的作战意图，以及我军对俘获的国民党将领政策。这个苏副官一出城，就被我们的前沿部队抓获。作战科长王宪对他进行了审讯和谈话。在审讯谈话中了解到，于镇河、田尚志给薄一峰写了一封亲笔信，其中有请薄先生向我方联系之意。敌人三个头目的态度是，于镇河还在观望，田尚志则试图突围，而孟祥祉在设法抢夺于、田的兵权，企图继续顽抗。王宪向我汇报了情况，我向他交待了三点意见，一、对来人优待，解除其顾虑；二、继续弄清大同敌人动态，三、说服薄一峰，请他亲自去大同，向于、田二人宣传我党我军政策。另外，以军区名义写信让苏副官带给于、田，希望他们派同级指挥官来面谈。
十二月二十九日，孟祥祉迫使田尚志派部队出击以武装侦察我围城部队的部署和有无真正攻城的意图，并顺便抢掠些东西，回城过个'肥'年。上午十时许，敌人出动一个加强步兵营（附一个山炮排）进攻我军阵地，正好进入我们预先设伏的一个'口袋'里。战斗打响后，不到两个小时，敌人即被全歼。这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战士们称之为'向一九四九年元旦的献礼。'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田尚志带领两个团和两个保安大队，共一千八百多人出城袭扰城东三十里铺一带的村庄，试探我军的虚实。纪亭榭旅长立即指挥独立旅和雁北军分区部队，将其包围，毙伤俘敌八百余人，俘虏敌副团长一名，缴获山炮一门，轻重机枪二十余挺，田尚志带领残部狼狈逃回城里。这是大同守敌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出师受挫，士气一落千丈，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实际上，这时候大同守敌已被我军置于欲进不能，欲退无路的绝境。但是敌人并未完全觉悟，还想拖延时日，以求转机。
一月间，冀热察军区调归华北军区，和北岳军区合并为察哈尔军区，我任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杨耕田兼政委，副司令员有詹大南、肖思明，副政委牛树才、苏启胜；参谋长李汛山，副参谋长刘彬，政治部主任苏启胜兼，副主任杨健新。我在察哈尔军区成立后，曾回张家口安排工作，大同前线军事指挥由察南分区司令员兼独立旅旅长纪亭榭和雁北军分区司令员赖富和巫德九负责，军区指挥部从小白登前移到四十里铺。在城东驾遇皂组成了接管大同的领导班子，华北军区令我任军管会主任，雁北分区书记赵汉为副主任兼市委书记和市长，李铁生为副市长。实际上我只是挂个名，具体工作由赵汉他们去做。在狠狠打击出犯敌人，不断增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开展紧锣密鼓的争取瓦解工作。
一月中旬，华北军区联络部动员在晋中战役解放过来的、原阎锡山部三十三军军长沈瑞，十九军副军长秦驹，十九军副参谋长李又唐，隰县专员孙海丞、张喜柱等来到大同城东聚乐堡、驾遇皂，在华北军区敌工科长叶修直和雁北地委城联部长杜钰的直接领导下，做敌人上层领导集团的工作。他们利用老同事、老部下或袍泽故旧的昔日交情，或投书，或进城面谈。孙海丞、沈瑞、张喜柱分别给于镇河、田尚志及其各团长写信，规劝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使大同得以和平解放。'
一月二十六日，田尚志的苏副官第二次出城，还带着两个夹层箱，夹层里藏有三十多两黄金，又被我们的部队抓获。据苏副官讲，田尚志上次出击遭到打击以后，和于镇河商量要寻求'谈判'的途径。这次派他出城的目的，一是打听一下'谈判'有无可能，二是顺便转移一些细软和财物。我和赵汉听了作战科汇报和苏副官谈话的情况以后，确定不失时机，令苏副官第二天马上返回城里，转告于、田二人，谈判可以，但必须'立即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并将这些情况立刻报告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
二月，我们派于镇河旧部秦驹、李又唐两人带着华北军区的信秘密潜入城内面陈于镇河。三月初，又派于镇河的侄子、原国民党察哈尔省保安司令于鸿儒进城，做于镇河的工作，使于镇河对我党的宽大政策有了初步认识。于镇河在战不胜，走不了，内无粮草，外无救援的情况下，思想开始动摇，但又没有勇气向我军投诚。他主要有三怕，一是他多次和我军作战，怕我们不会宽大他，二是他曾残害老家浑源贾庄的无辜百姓，怕老家的群众不饶他，全家遭殃；三是他们内部关系复杂，如果走漏消息，怕遭人谋害。这时，阎锡山得知沈瑞等人到了大同，马上电令于镇河、孟祥祉，如果沈瑞等人进城立即拿获押往太原。于镇河连忙为秦驹、李又唐等人遮掩，并让秦、李转告沈瑞等其他人不要进城，这些举动充分反映出于镇河当时既不敢公然抗拒阎锡山，又不愿得罪共产党的矛盾心情，说明他已经开始向我党我军靠近了。
三月中旬，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戎子和，征得聂荣臻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的同意，动员正在北京上学的于镇河儿子于澜沧，孟祥祉的兄弟孟祥祚，还有于、孟旧部王达三、刘仪亭等七人，带着他的信去大同做于、孟的工作。戎子和给于、孟的信大意是让他们认清形势，规劝他们替大同人民着想，也为自己前途设想，及早投诚。戎子和过去曾是牺盟会的领导人，在山西军政界很有影响，和于、孟也是老相识，所以他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写信会对于镇河有很大触动。于澜沧、孟祥祚等路过张家口的时候，正好我也在张家口。我和他们见了面，讲了大同的形势，希望他们抓紧做好促进和平解放大同的工作。我让他们告诉于镇河等人，解放军是有力量攻克大同的，而且为时也不久了，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还是争取和平解决。随后我派专人送于澜沧一行去大同。
于澜沧等人到了大同，于镇河听说他在北京的眷属和全部家产都没有损失，两个儿子都参加我方工作，顾虑消除了一半。但碍于孟祥祉等人掣肘，他暗中指使于澜沧和于鸿儒等人在敌师、团长中串联摸底，疏通思想。由于于镇河的影响，大同军事指挥部参谋长陈伴喜，田尚志和保安二十二团团长刘喜连，保安二十一团团长李钦沛等大多数人开始倾向于和平谈判。而孟祥祉由于在一九四六年残杀了雁北敌工部副部长舒宏等十四名被俘同志，欠有血债，担心我们要清算他。因此，他和教导总队长安钦为首的一伙表示要顽抗到底。孟祥祉还防止于镇河、田尚志投降，想摆个鸿门宴，把于、田两人抓起来，夺取兵权。孟祥祉的阴谋被我地下工作人员侦得，向于、田透露了消息，于、田两人才没有上当，而且加强了戒备，把孟祥祉孤立起来。
一至三月间，在我围城部队和敌工人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努力下，大同各方面的形势向着更加有利于我而不利敌的方向转变。
此间，正是数九寒冬，凛列的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下个不停，把大同内外复盖得严严实实。敌人旷日持久地困守孤城，得不到任何外援，逐渐坐吃山空，本来就储备不多的粮食日益匮乏。市面上金圆卷暴跌，三天之内便由一百元兑换一块银元，跌到三百元兑换一块银元。百姓吃没有粮食，烧没有柴炭，啼饥号寒，怨声载道，对上层统治集团更加不满，纷纷外逃。敌人为了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不时派出小股部队到四周村庄抢粮，一一都被我军击渍，还有的趁机携械跑出来投诚。对出城来骚扰的敌军人员，我们采取'快捉快放'的办法，经过教育就放回城里，让这些人充当我们的'宣传员'。
春节前后，我围城部队和做城工、敌工工作的同志们，利用人们'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心理，又掀起了一次政治攻势的高潮。大家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大力宣传我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一贯政策。并动员敌军眷属到城下呼唤亲人，造成敌军官兵思乡、思逃、思降和不满上层的局面，进一步涣散其军心，沮丧其士气，瓦解其斗志。据从城里侦察回来的同志报告，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敌人惶恐异常，混乱不堪，连阎锡山收编的日伪教导总队里的日本人也闹着要求遣返，孟祥祉组织了大批特务、警察、宪兵到处搜捕，撕毁传单，驱赶争看传单的百姓，更加激起了敌官兵和广大百姓对上层统治的不满。敌军上层军官也开始动摇，指挥机关每会必吵，互相指责，谁也不听谁的。
同时，我们在军事上向敌人施加压力，摆出一副就要攻城的架式，造成'重炮部队马上调来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解放大同'的声势。二月间，敌军开小差、投诚的越来越多。敌左云挺进支队支队长王世英带领一百五十余人，敌三十八师辎重营和三团搜索排四十多人，驮马连连长赵兴元带着五十多人纷纷投奔过来，不几天功夫，我们设在城东和北关外的收容所，就收容了敌人零散逃兵五百八十余名。敌保密局晋北站上校站长张晓峰等反动骨干企图化装逃跑，一出城就被我方前哨部抓获。敌人只有投降这一条路走了。
我军各级指挥员对围城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及时通报城内敌人动态，进行思想教育。在长期包围大同过程中，既防止了部队的急躁情绪，又防止了松劲麻痹思想。广大指战员风餐露宿，爬冰卧雪，吃大苦耐大劳，长期毫不松懈地坚守阵地，始终保持剑拔弩张，引而不发的态势，向敌人不断施加军事压力，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政治攻势和敌工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
四月上旬，田尚志派秘书唐益川出城，到驾遇皂村和我方联系。于镇河发觉田和我方接触，也沉不住气了，派他的心腹、沈瑞的姨表兄弟郑瀛洲出城联络。敌工部的同志热情接待他们，唐益川透露田尚志想要出城同我和赵汉面谈。赵汉来和我商量，我说可以给他写封信，欢迎他出来面谈。赵汉写明了我们的态度和我党的政策，把信通过敌工部交给唐益川带回城里。唐、郑回去以后，好几天没有动静，看来还有斗争。
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二十三日，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解放。二十四日，阎锡山的老窝太原被攻克，绥远的董其武部发生动摇，开始向我方靠拢。杨成武的二十兵团（原三兵团）马上要从太原北上，绥蒙军区和察哈尔的其他部队也都迅速向大同集结，我们还把装甲列车从张家口调往大同前线，加大军事压力。全国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迅猛发展，蒋介石在各地的统治者纷纷完蛋。大同守敌危在旦夕，他们在我军强大军事压力的威逼下，象热锅上的蚂蚁急着寻找保命的出路。守敌的顽固派也已分崩离析，连孟祥祉那样的死硬分子也不想'不成功便成仁'了。
四月二十六日，田尚志和副师长王元令带了一名卫兵，骑马出城找我方谈判，在十三团的防地被截住。纪亭榭向我报告以后，我让赵汉、纪亭榭、华北军区敌工部叶修直科长接见他们，向他们交待政策，指明出路。
四月二十七日，聂、薄首长就大同敌接洽投降事向我们提出了四点要求，其中强调：'对于镇河、田尚志应提出要其保证机关、工厂、仓库、物资、房舍、档案等完整地和平移交，不得破坏，对市民不得扰害抢掠。'
当天中午，孟祥祉、田尚志和陈浮喜等人乘一辆美国吉普车出城，到三十里铺和我方商谈投降事宜。作战科长王宪带一名参谋在村口小桥畔迎接。田尚志把王宪误以为是我，慌忙下车，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躬着腰连声说：'鄙人来迟，望将军原谅。'王宪绘声绘色地向我讲了这场误会，对田尚志滑稽而狼狈的表现，真是感到好笑。我和赵汉、纪亭榭等接见了孟祥祉、田尚志等人。他们提出按北平方式解决大同问题，想搞成和平起义。我严正地告诉他们：你们迟了，现在不是什么起义的问题，而是全部缴械，听候改编的问题。你们是自动放下武器和平解决，还是让我们用武力解决，由你们选择，不要以为过去我们没有打下大同，现在还打不下来。现在情况已经变化了，你们下面的官兵是要和平的。如果被我们打进去，就新老账一起算了。首先是于镇河回到家乡杀了许多老百姓，那个时候老百姓就要找他算总账的，他跑不了。如果你们要打，就要有伤亡，就要破坏大同市的古迹和设施，那你们的罪恶就更大了。若是你们放下武器和平解放，我们现在就是朋友，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我看田尚志低着头，就问他：'你说怎么样，是打还是不打？你不要害怕，我不会扣留你，说打，我照样放你回去。'田尚志惶恐地不敢回答，吱唔着说他作不了主。我还告诉他，你们回去商量，何去何从由你们选择。下次让于镇河自己出来谈。最后我们又强调指出，只要和平解决，我们确保放下武器的官兵生命和财产安全，对军政人员不论过去罪恶大小，一律既往不咎，守城部队要按我军指定地点进行和平改编，愿回家的发给路费，待遇宽厚。谈完以后，我们派部队护送他们回城。
当日晚间，我们召集所属旅和分区的领导传达了军区领导的指示，并研究受降部署。根据我们兵力情况，准备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接受大同城外的敌军缴械；第二步，解决城内的守敌部队；第三步，解决城里敌人领导机关。
四月二十九日，于镇河、孟祥祉、田尚志以及随从十余人，分乘几辆小汽车来到大同城东西坟村，和我军正式谈判。我方由詹大南副司令员、赵汉、叶修直、杨正等同志参加。詹大南根据我们事先研究好的方案，向敌人提出五项条款：第一、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许骚扰群众，第二、保证不破坏城市建筑和各项设备；第三、全体投降人员一律就地待命，不许遣散；第四、枪械弹药全部清缴，不许毁坏或藏匿；第五、文件档案全部封存，等待移交，不许销毁或转移。于镇河等三人无条件接受全部条款，表示坚决照办。他们还同意让我方两个参谋进城，监督把所埋的地雷全部起出。于镇河等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在改编时给其官兵发三个月薪饷，二是其部队从城内开到指定地点时要携带武器。我们研究以后，答应了发薪饷的要求，关于携带武器问题，为了避免坏分子和还乡团等游杂武装乘机捣乱，只答应正规部队的山炮营和坦克车队可以携武器出城，其他部队一律就地放下武器，再开到指定地点。于镇河等三人也就只好同意了。
谈判结束以后，于镇河等人回城，敌军当天撤出北关，由我们部队接防，装甲车也同时开进城北火车站。作战科长王宪等先行入城，编拟受降计划和我军进大同后的城防部署，接收田尚志等造报的人员、武器、装备、物资等项清册，逐一进行检查，以便逐项验收。
五月一日，大同宣告解放，敌军放下武器并开赴指定地点接受改编。
五月二日清晨，天气晴朗，旭日东升，和煦的阳光照在大同城头，插在城门和各建筑物上的一面面红旗，显得更加绚丽夺目。我军以四路纵队，在军旗的引导下，迈着整齐而庄严的步伐，进入大同市，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响彻全城。夹道欢迎的群众手持彩旗，兴高采烈，不断高呼口喊，一片节日景象。市内大街小巷，人民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喜庆解放。各商店张灯结彩，自行恢复营业。我们的警备部队迅速进入警卫目标，军管会、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立即展开工作，按军事和政府系统对口接收，并迅速地建立革命秩序。城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依然如故，这座久经兵燹的古城，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的怀抱。
五月四日，收缴工作告一段落，共接收大同投降官兵一万 O 七名，坦克八辆、汽车三十七辆，山炮、战防炮、轻重迫击炮、六 O 炮、轻炮等四百八十八门，轻重机枪六百三十九挺，掷弹筒四百一十一个，步马枪、冲锋枪、卡宾枪、短枪等七千一百九十八枝，还有炮弹、手榴弹、地雷、枪弹等大量军用物资。
这样，中央军委原定攻克太原后，二十兵团北返解放大同的任务，在二十兵团到来之前，我们北岳兵团已经完成了。
大同解放后，善后工作做得也比较好。对投降的敌官兵，我们按党的一贯政策进行处理，经过教育登记后，愿留则留，不愿留的发给薪饷、路费回家。对于镇河、田尚志等人，群众要求清算他们的罪行，我们及时向群众进行了解释和教育，争取群众对我党我军政策的理解，为防止意外，我们暂时把于、田等人送到张家口保护起来。
我军和平解放大同，一是中央军委及时制定了解放大同的正确方针，和华北军区具体而正确的领导。二是情报工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情报工作人员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们对敌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做到了知己知彼，处处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三是政治攻势发挥了强大威力，有力地争取瓦解了敌军，尤其是对敌人上层领导集团的瓦解工作，对和平解放大同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四是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迫敌就范，我军把大同围得水泄不通，敌人稍有动作，即遭迎头痛击，使其断了打、逃之路。五是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大同周围的工人、农民踊跃报名参军参战，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部队，为解放大同作战提供了有力保证。
【王平（1907年10月12日-1998年2月8日），1907年10月12日生于湖北省阳新县三溪口镇大湖地村，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原名王惟允，曾用名王明，后改名王平。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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