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立
“吴状元”起来反对袁世凯
1912年秋天，经过几个月焦急的等待，吴石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到了军部的通知。虽说只是一纸公文，却是开启他人生的一扇门窗，他要入学了。
他兴奋地北上湖北，来到武汉，如愿以偿地进入武昌预备军校。军校生活在一般人看来艰苦有加，但对于一直过紧巴巴日子的吴石来说，衣食无忧，不啻是进了天堂。
衣服由学校当局发给，吃的是四菜一汤，每月还享有两元津贴。有了津贴，购买信纸、书籍和牙粉等日常生活用品也不用发愁了。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吴石觉得自己如同进入一个享用的世界，不愁吃，不愁穿，伸手要做的事只有学习功课。吴石心里有了明确的目标——要学出样子来，做一个真正保卫国家的军人。
于是，一头扎进书堆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一丝不苟投入军训，力求完美地完成每一个动作。每天清晨4时30分，他在沉沉的黑幕中起床，稍后就出现在操场上。在两年的学习中，几乎没有间断过。
时局处于动荡之中。吴石不仅关心学习、用心领悟，而且也和人们一样关注着时局的变化。
校园并不是一方与世隔绝的净土，时局变化的点点滴滴像风一样吹进校园。有预谋的宋教仁被刺案很快成为这些爱国学子议论的“热点”。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5分，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检票口突遭枪击，22日凌晨不治身亡。
宋教仁（1882—1913），字 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在辛亥一代革命党人中，毫无疑问他是一颗巨星。
少年时他在湖北读书时就参与组织华兴会，失败后亡命日本，他亲赴辽东，运动“马贼”，策划武力革命，最后武昌起义也与他组织中部同盟会，推行“上中下三策”之“中策”关系最大。
他提出的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占领北京，号令全国；
中策是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事，设立政府，然后北伐；
下策为边境革命，或云南、或两广、或东北，在国外设立秘密机关，先占据边隅之地，徐图进取。
在辛亥革命到来的前夜，他在上海主持《民立报》笔政，以“渔父”等笔名发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内政外交、经济文化无所不谈，笔锋犀利，学识远大，为世人钦服。他之所以高出同时代的许多人物，是他的宪政思想和实践这种思想的努力。
宋教仁东渡日本时只有20来岁，在那里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系统的宪政观念。据他1906年的日记记载，仅这一年他翻译的著作就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10来种。
1912年冬天到1913年初春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他以代理理事长名义领导的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宋教仁从长沙到武汉，沿长江东下，从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他在演讲中多次讲到要“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和袁世凯“先选总统”的主张针锋相对，成为当时报纸热议的话题。
宪法之争，成为宋教仁被暗杀的重要诱因之一。因此，就在他动身北上时，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击中了他，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撒手而去。
孙中山挽宋教仁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接下来案件的破获，竟出乎意料地顺利。
宋教仁不治身亡的下一日（3月23日），英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密报，在一妓院中将涉嫌的会党头目应夔丞抓获，并立即搜查应家。在应家发现有一人神色慌张，遂带回审讯，这位自称叫张福铭精于枪击的人最终供出真名为武士英，而他正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
应夔丞被捕后，法捕房总巡率人至应宅进行数次搜查，起获了大量公文，才发现应的背后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而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
真相大白于天下，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这使袁世凯一下子置于千夫所指的境地。吴石对宋教仁十分崇拜，特别是对他的宪政思想感兴趣，关注报纸上的宪法之争。
随着事件的水落石出，吴石由悲愤转而气愤，为民主之死而心痛，约福建籍的同学一同回福建参加倒袁运动。这时，海上交通临时断绝，原定的行程只能取消，吴石这次弃学另寻革命出路的抉择成为昙花一现。
同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开展反袁运动，宣布独立，但双方实力悬殊，袁世凯的军队装备优良，训练有素，声名远播的反袁运动不多久就转入低潮。
校中一位名叫雷英的江西籍同学秘密赴九江参加起义，因起义失败被捕，惨遭杀害。吴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异常悲愤，将军校严禁参与带政治性活动的规定抛在脑后，含泪写了挽联，秘密设立灵堂，召集一批来自福建、江西的同学一起进行悼念，祭后将挽联火化。
挽联虽在熊熊的烈焰中成为灰烬，但已化作吴石与同学心中追求民主的信念，大家发誓要为雷英同学报仇，为保卫共和付出自己的心血。
入学保定军校
1914年冬，吴石从武昌预备军校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顺利结束了军校学习的预备期。这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大门已为他敞开。他从湖北北上河北，来到保定。
入校伊始，照例是先完成6个月的入伍生训练。于是，吴石和同学下到连队，连队官长看到这些学生兵是“学富五车”的读书人，对他们十分客气，不但安排他们住单独的房子，而且安排单独的伙食，训练方面更是听之任之，并不苛求。
如此，吴石等人也就把客气当福气，每天看看书，聊聊天，偶尔上上操，与士兵一同操练一下。也许正是这种备受尊崇的军校入伍生生活，他们体验到军校生待遇的不一般，备感做为军人的荣誉。6个月的军校入伍生生活这样轻松惬意地度过去了。
1915年夏，吴石正式走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大门，成为该校第三期学生。神驰的心愿终于成为现实，吴石兴奋不已，在入学登记上认真地填上：吴石，号虞薰，年：20，籍贯：福建闽侯，通信处：福州南关外螺洲乡。
他当然知道，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并不是一所一般的军校，而是闻名的军事学府。
翻开历史，保定军校与北洋武备学堂、黄埔军校，被称为造就民国时期南、北两派军事领袖的三大基地。在三所学校中，它又以成立最早、规模最大、设施最完整，载入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的史册。
保定军校创办于1912年，停办于1923年，共举办9期，毕业学生达6000余人。清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政集团，在引进了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军事强国——德国和日本的先进军事科学技术和军事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创办保定军校，开创了中国近代系统军事教育的先河，奠定了中国近代系统军事教育的基础。6000余毕业生活跃在当时的军事舞台上，对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到校门口，吴石抬头看，保定军校威武的大门映入眼帘：校门南开，门楼高大，石砌的台阶直接通向校内，大门两边各设两人高的石狮一座，5名卫兵分列两侧，长条大匾“陆军军官学校”高悬门上，两扇朱红油漆大门，配以铜钉、铜环，显得十分气派。
站在门前，一眼就看到对面高大的照壁，门前护城河环绕校园，河上架一木板平桥，走进校门，就如同走进与外界隔阂的世界。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进进出出都必须经过的“尚武堂”门口两侧的对联，上联是“报国有志，束发从戎，莘莘学子济斯望”，下联是“尚父阴符，武侯韬略，简练揣摩成一厅”。他渐渐感到，这尚武堂不仅是一般地提倡崇尚武功，而是将姜太公（尚父）和诸葛亮（武侯）这两位杰出的军事家作为军人学习的圣堂。
一代名将吴石的人生转机渊源于此。这期学生大都是从各省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学生军中选拔来的，有安徽的张治中、戴戟，广西的白崇禧、黄绍竑、俞作柏，湖南的刘建绪、何键，福建的张贞、许显时、吴仲禧等人，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中高级将领。
民国时期，风行裙带关系，同学情谊尤显珍贵。袍泽之谊在吴石的后半生中多少起到影响和作用。如1930年，出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张治中在酝酿情报组组长人选时，就曾将吴石作为侍从室情报组组长人选向蒋介石推荐。虽未被采纳，但张在考虑人选时除了赏识吴的才气外，也不排除袍泽因素。
吴石十分珍惜军校学习的机会，卯足了劲。“初入伍时，习骑术不敢懈怠，余体不其伟，惟他人能者，我亦能之。及毕业考试，凡骑术、套跑、器械、操等竞赛，辄冠其曹，得上评，足以自豪。益深信，能尽一分努力，必能得一分效果也。”
吴石后来追忆道：“入保定军校后，益精进不懈，逢各种演习，常受命任指挥官。某次习马术，余任指挥，乘一劣马。匹驰骤间，忽坠马下，攀鞍复上，未几复蹶，伤颇重，股几折，然犹未肯休，仍奋身再骑。连长嘉余勇而惧伤，力阻始罢。”
这些同学当中，吴石和白崇禧彼此都是靠自强不息的勤学苦读，一步步从社会的最低层走出来的。彼此又爱学习，勤动脑，共同的经历和爱好使两人建立起最初的友谊。
有一次上课，老师给白崇禧布置了一道火炮配置作业题，让他在下堂课上回答，白崇禧想了想，将答案写在纸上，但他又感到没有多大把握，就去找吴石一起讨论。吴石看了看题目，思考了片刻，根据题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白崇禧表示赞赏。
在课上，白崇禧按照吴石的答案用于解答老师布置的作业，老师批阅时给他打了“优秀”。从此，白崇禧与吴石的友谊更深了。集体活动时，总喜欢坐在一起。有时遇到不顺心和烦恼的事，就在一起相互倾诉，亲密无间。
一次，白崇禧病了，吴石每天都给他送病号饭，还买了水果去看他。空闲时，吴石就去为白崇禧补课，有时陪他聊天，让他不感到寂寞和孤独，白崇禧很是感激。有时谁的家里来了信，有了高兴的事，也要相互“通报”，共享其乐。
白崇禧与吴石这种真挚的友谊延续到后来，以至于身处高层、深知吴石才华的白崇禧屡屡推荐吴石出任要职。也因为与白崇禧的这一层关系，吴石后来也被军政界视为新桂系的一员，这是后话。
学潮
1915年12月，袁世凯盗用“民意”，帝制自为，并宣布翌年元旦“登基”，称“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
消息传到保定军校，学生们都发问：革命不是成功了么？大总统怎么忽然做起皇帝来了？
在保定军校招收的历期学生中，当数这一期学生最具革命品格，参加过上海学生军，曾经接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随后被编入陆军部入伍生团，担任南京总统府警卫，成为孙中山先生的亲兵；当年为入伍生团合并到保定军校一事，曾经大闹过一次学潮。现在，袁氏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称帝，极大地刺激了这批青年军人，大家异常愤怒，革命情绪在潜滋暗长，革命氛围正在迅速集聚，闹事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火种终于燃起。那个时候，全北京的报纸都受到袁世凯的严密封锁，或噤若寒蝉，缄默无声；或歌功颂德，鼓吹帝制。
从公开的渠道，学生们听不到一点伸张正义的声音，也看不到一点专制幕后的真相，结果，只有一家日本间谍机关主办的《顺天时报》，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不肯对袁世凯加以奉承，公开反对帝制。自然，《顺天时报》成了最受军校学生欢迎的报纸。
据此，学校当局不得不下令禁看。不过，禁看的结果，只是助长了偷看的风气；而偷看的过程，难免有百密一疏的时候。终于有一天，一个叫做方其道（一说范培科）的浙江籍学生在厕所内偷看《顺天时报》被学校当局当场抓住。效忠袁世凯的校长王汝贤便召集全体学员，宣称“有罪”，喝令杖责军棍40板，以儆效尤。
王汝贤的专横，激怒了全体学生，“啊！那还了得！”革命已经成功，居然还有这等专制暴虐的恶迹出现，真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学生们一个个像疯了一样，喊叫着冲出宿舍，拿起砖头砸窗子，砸校本部；看到校长的相片，撕碎之后，觉得还未解恨，再扔到茅厕里，给他一个遗臭万年。大家尽情辱骂，发泄压抑在心中多时的怨气。
一座平静的军校，瞬间变成了暴动的大本营。王汝贤看到局面已到了无法控制亦无法收拾的境地，只得暗中请调保定驻军，将学校包围起来，再以上课为名，把学生骗上教堂，一声令下，把连上的枪支全都收缴了。
手无寸铁的学生自然不是对手。不过，这件事更激起了学生的反袁思潮，不少人趁放清明假之机到各省去参加支援活动，并滞留当地，迟迟不回校。吴石作为学校的优等生，事先受到警告不准请假，他就留在学校，给南方的同学当联络员，报告校方的动态和时局的变化，同校外的同学随时保持联系。
1916年3月22日，迫于压力，袁世凯发布申令，撤销承认帝位案，只当了83天的短命皇帝就草草收场。身处中南海的袁世凯已经看到四周熊熊的火焰了，也感受到众叛亲离。叛变他的，还有他的身体——身上的尿毒症越来越严重。
袁世凯让人拟定了一份《帝制始末案》，诉说着帝制的前因后果，表明自己是如何被“民意”一步步控制、身不由己同意恢复帝制的。这时，吴石只得两眼盯着天花板，关注天空的云卷云舒。
1916年6月6日，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北京城：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死于尿毒症。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保定。吴石得知袁世凯病死，马上想到远在南方的同学，于是拿起纸笔，奋笔疾书：袁世凯病死，可返校上课。一时，数十封报信信件从保定邮往中国的南方。
吴石的想法太单纯了，他以为袁世凯一走，世界就太平了。之后的政局之变，让年轻的吴石“雾里看花”。
砚边的风景
在保定军校学习中，吴石坚持午寝时临池。后来，临池成为吴石一生的嗜好。即使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也没有停止过。
20世纪40年代，有名的香港《天文台半周评论》曾以“吴壮元挥汗练字”为题作过报道。吴石常常对身边人说：练书法需聚精会神，要天天练才能有进益。几乎一日不停地努力，使他的书作日趋精妙，信手挥洒，尽至臻境，自成一体，颇受名家好评。
后来，无论他走到哪里，总有人找他索字。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字的确到了火候。他写给友人的信，不仅文采好，而且书法佳，被视为墨宝，刘通、李黎洲等许多友人加以珍藏。可惜经过历史变迁，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存世已不多。
他后来记述当时在军校时的情状颇为得意：“每日午寝余独不睡，利用此余间，临池为乐。久之，同学效我所为者渐多。尤奇者余临眉山帖，同学作书者，亦皆习苏也。”
名噪毕业大典
很快地就到毕业大典的时间。典礼定在1916年8月10日举行。
为了体现民国政府对军事院校的额外重视，对军事人才的厚爱，保定军校从第一期开始，每期举行毕业大典，总统府或陆军部都要派遣相当身份的官员前来主持仪式，场面宏大。
第一期参加的是陆军总长段祺瑞；第二期参加的是参谋总长荫昌。轮到第三期，规格又大大高过前两期。陆军部军学司通知校方，大总统黎元洪 将亲临主持本期毕业大典。大总统的光临，又将大典的规格提高一大档。
消息传来，全校师生备感荣幸，激动雀跃，一时忙坏了。校长杨祖德为此事特意在尚武堂召开了军校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题会议，研究如何迎接大总统和搞好毕业大典事宜。
会议要求，地面要干净平整，松软飞扬尘土的地方要浇水砸实，凡不该有杂草的地方一律清理干净。凡各兵科的结合部位，属三不管地带，皆由副官长指挥军械、军需、军法、军医等人员进行清理。凡大总统所到之处，不准留有死角。
全校员工起早贪黑，大约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校园旧貌换新颜。就连平日不好管理的军马及马棚，这次也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马棚马槽均消了毒。每匹军马还洗了澡，个个显得膘肥体壮，马背上犹如刷了一层油一样闪闪发光。
军械科检查步兵、炮兵武器时，带着白手套去触摸枪栓和炮口，直到检查满意为止。伙房、炊事员都换上雪白的衣帽，为了向市内饭店酒楼学习，伙房特意砌了一个大烧锅，烧满开水，用来对盘、碗、筷、勺等进行高温消毒。就连平常令人讨厌的耗子洞也都堵严实了。
学校令伙房准备丰盛的宴席。除了市内商家供应的鸡、鸭、猪、牛、羊肉外，还需采购新鲜蔬菜和各种水果。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伙房借了辎重科两辆大马车前往白洋淀，现场采购新鲜鱼、虾、蟹等。
伙房负责人还制订了三种宴席标准，即大总统及保定府署官员、驻军高级将领及校长等为甲等；校中层管理人员为乙等；员工与学生为丙等。
伙房负责人保证：每个等级均有煎炒烹炸。怕首脑人物挑饭菜的毛病，校部特意从市内名店宴乐园请来高级厨师，专门负责甲等宴席的菜肴烹制。这一系列的准备，可谓用心良苦。
8月10日上午，这是举行毕业庆典的吉日。北京总统府航空署署长秦华亲自驾驶飞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直飞保定东关机场。他出了机场，驱车直奔火车站，告诉直隶督军曹锟：“大总统乘坐的专车已到达漕河。”
于是，保定府署各级文武官员、驻军官兵、警察、各校学生、各商会及民间团体和平民们，整齐列队，肃立站台旁边。当总统专车徐徐进站时，军乐队齐奏欢迎曲，鸣礼炮二十一响，向大总统致意。黎元洪笑容满面步下车梯，曹锟迎上前去向他敬礼，其余百官均施鞠躬礼，礼炮声、军乐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气氛分外热烈。黎元洪在曹锟引导下，步行穿越欢迎的队伍，乘汽车到大校场驻军第三师师部稍事休息后，检阅了驻保部队。
上午11时整，黎元洪乘汽车直奔保定军校。这时，曹锟指挥骑兵80名，分布在小汽车前、中、后三处护卫。骑兵和马匹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军服整齐，马刀闪亮，显得威武雄壮。杨祖德率全校文武官员在校门口迎接，校军乐队高奏欢迎曲。
黎元洪进入学校尚武堂稍事休息，然后视察军校各兵科、各种兵器，仪器仪表，教室，学生宿舍，图书室，校医院，伙房，军械库等。他还特意视察了学校自己办的小型印刷厂，看后颇为满意，高兴地对杨祖德等说；“保定是兴办军事学堂的大本营，也是培养各兵种人材的基地，希望你们坚持下去，把军校办好！学校有什么难处，可找陆军部；解决不了的，也可以找我。”黎元洪短短的几句话，说得在场的人心里热乎乎的。
临近12时，黎元洪登上尚武堂讲台，向全校师生发表讲话，勉励师生认真学习，努力操练，精忠报国。话音一落，紧接着由校教育长赵协彰宣布三期毕业生前十名名单，逐一由黎元洪亲自颁授毕业证书。
吴石作为第一名毕业生从黎元洪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满场掌声雷动。紧接着，吴石代表800名毕业生致答谢词。吴石这次大大出名了，后来因吴石是毕业生中的第一名，校友都戏称他为“吴状元”，而吴石也终生以此为荣。
在这件事的后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插曲，吴石对此有具体的回忆：“民国五年举行毕业考试，与试者八百余人，余又冠军。此时忽一不如意事，为毕生所不忘者，即行毕业典礼之前一夕，余忽病，军校向例毕业典礼极隆重，大总统黎元洪氏，且亲临致训，校中指定余作答词。
乃在此时，突病例，体温甚高，虽欲力疾执笔，而病不能兴，不得已，乃请同学王凤韶为捉刀，尽一夜草成，天明始脱稿。余自入预备学校，受严格之训练后，体渐强壮，不病者已数年，此次忽无端卧病，诚非意料所及矣。”
上天就是如此捉弄人！还好，毕竟没影响吴石以“状元”的头衔登场。
风光只是一时的。从校园走进军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像吴石这样从南方来的学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