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反特斗争
1949年7月底，奉第三野战军首长命令，解除第9兵团警备上海的任务，由宋时轮司令员率兵团部及第20、第26、第27军，到上海郊区进行整训，准备遂行解放台湾的任务(后改为赴朝作战)。第33军由吴淞口调进市区，以其所属的第97、第98、第99三个师和炮兵团、教导团的兵力，加上第34军的第100师、上海市警察总队、华东警卫团等，接替原由三个军担负的市区警备任务。同时，由第9兵团兵团部留下的一部分干部和第33军军部，重新组建淞沪警备部队领导机构。我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维先为副司令员，韩念龙为副政治委员，张克侠为司令部参谋长，欧阳平为政治部主任。原第9兵团的领导干部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警备部队也从20余万人减到7万余人。我只有紧紧依靠新组建的警备部队党委和领导机关，继续执行繁重的警备任务。那一段时间，工作是十分紧张的，差不多每天都要在午夜以后才能回家休息。
为了进一步加强城市警备，彻底消灭隐蔽的敌人，在1949年8月召开的淞沪警备部队党委扩大会上，我们作出了“加强反特斗争的进攻力量”的决定，要求把城市警备、边防守卫与肃清残敌结合起来，更有效地完成警备任务。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像指挥部队作战那样去领导反特斗争，抽调较强的、足够的又适合于做反特工作的干部，组成反特机构。在斗争中，要求认真执行军事上搜捕清剿与政治上瓦解争取相结合，政治与技术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利用政治优势去瓦解敌人。会后，团以上机关普遍建立了反特机构，增强了反特力量。军法处仍以瞿道文为处长，并调第33军政治部保卫部长刘新屏为副处长。军法处原辖的2个科扩建为7个科，一科掌握情报关系，二、三科抓破案，四科负责审讯，五、六科主管拘禁和执法，七科为秘书科。
各师均设立了侦察科和侦缉队，各团则设有侦察参谋和侦察组。从上到下组成了一支500余人的反特斗争队伍。这批反特力量，均由各级党委书记直接掌握。同志们在斗争中，摸索与创造了诸如“即捕即审，即审即捕，即捕即追”、“审讯与教育相结合”、“审讯与调查相结合”等工作方法，不断提高了工作效率。捕获特务后，立即审讯，立即追捕敌人招供的其他特务，不失时机地迅速扩大战果，务求全部破案，一网打尽。
在加强侦察部门力量的同时，我们强调要依靠地方党政领导，同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反特斗争。8月至11月，部队民运部门向驻地附近174个工厂和敌情严重的龙华、洋径、杨思区的18个村，派出18个工作组，在地方党政机关统一领导下，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在很短时间内，就发展工会会员1. 2万人，农会会员1800人，党、团员800余人，组织工人纠察队4400余人。在提高群众觉悟的基础上，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破获了不少敌特案件。记得马当路31号电台活动案，就是由家庭妇女联谊会举报的。国民党“通北纵队”情报员叶桂生案，也是先由群众检举，经调查属实而被破获的。第98师捕获“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大队长李兴春，则是经我工作组反复进行政策教育后，由李母揭发交代的。
在反特斗争中，我们还认真贯彻了“以特反特，以匪制匪”的方针，采取“内线打入，外线攻”的斗争策略，迫使敌人就范。侦察人员利用情报关系打入敌特组织、取得确凿证据后，内外线结合破案，使敌特分子无法狡赖，只得供出实情。有时从已破的案件中找出线索，将情节较轻的敌人教育释放，令其立功赎罪再向他案发展。有的侦察人员伪装被我俘获的零散特务打入敌特组织以求破案。开始，有些同志对“以特反特，以匪制匪”的方针抱有怀疑态度，我向他们解释说，肃清敌特的工作，当然主要依靠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依靠我们侦察部门的努力，但是要想在隐蔽战线上制服敌人，利用情报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怎能制服牛魔王?经过解释，特别是斗争实践的教育，一些原来对这一方针不够理解的同志终于改变了看法。1950年2月，国民党“总裁办公厅”第7组所属的一个特务组织，在崇明岛海虹港劫走我一条驳船后，又潜入上海继续作案，妄图劫走我登陆艇、巡逻艇各1艘，并烧毁我林森路304号和复兴中路1380号的二座汽油库。经侦察部门派人打入内线取得证物后，先后捕获敌正副大队长、副官、特务组长等67人，给了敌特一次重大打击。同年5月，第99师侦缉队由情报关系指引，到齐齐哈尔路破获一个蒋经国系特务组织，侦缉队赶到时，恰好这伙特务在开会，40余人全部落入法网。类似这样的成功案例，是最有说服力的。积极贯彻“以特反特，以匪制匪”的方针，就逐渐成为广大侦察人员的自觉行动了。
隐藏的反革命特务活动在一段时间内非常猖撅，我必须用很大精力抓肃清敌特的工作。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侦破武装匪特洗劫鸿生轮一案。1949年9月22日晚9时，由上海开往崇明岛的航班鸿生轮，于深夜12时左右驶经吴淞口外狮子林附近时，混在乘客中的20名武装匪特，在一声呼啸下群起动手，夺取了我军随船的7名干部、战士的枪支、弹药，并将其中4名当场打死，抛尸江中，另3名被捆绑了起来。接着，又洗劫了全船乘客，抢走现金及粮食、布匹、石油、手表、金戒指等大量物资。作案后，匪特随带我3名战士和所劫物资，乘1艘帆船逃逸。25日夜在苏北南通登岸后，极其残忍地将我3名战士勒死，并沿途散发反动传单，造谣惑众。接着，又在当地杀害了4名小学教师、复员军人和农会积极分子，然后分散逃离。陈毅同志得知这一重大凶杀抢劫案后，极为震怒，指示我们要限期破案。为了尽快侦破这一案件，党委决定由熟悉南通一带情况的韩念龙副政委指挥破案，我和他们一起制定了周密的侦破方案。军法处同志会同南通专区办案人员，经过20多天侦察追捕，终于将这20名号称“反共救国军长江纵队”的匪徒全部缉拿归案。经过审理，报上海市军管会批准后，决定将其中16人判处死刑，2人判处徒刑，2人免于起诉。10月25日，当黄志英等7名罪犯被押赴刑场处决时，我们将匪徒绑在汽车上游街示众，向群众揭露他们的血腥罪行。沿途百万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异口同声地说:“杀得好!杀得好!”另9名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应当地政府要求，被押赴江苏省南通市召开公审大会后就地枪决。事后，南通专区还派人到沪送感谢信，表彰办案人员。陈毅同志对此案得到迅速侦破和及时处理，感到非常高兴，对军法处专门进行了表扬，认为起到了震慑敌人、教育人民的良好作用。
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工作方法对头，肃清敌特的工作在短期内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1949年5月至1950年6月的13个月中，淞沪警备部队军法处系统共破获50余种特务组织，侦破敌特案件及各类刑事案件3626起，捕获罪犯将近1. 4万人，其中敌特案件825起，罪犯735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200余支，手榴弹800余枚，子弹2万余发，电台14部，汽车14辆，以及其它物资、器材。对于这些被捕获的罪犯，经过审理，除将其中59名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判处死刑外，大多数均判处不等期的徒刑，还有一些经教育后释放，少数有立功表现的还给予了奖励，坚决执行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
根据上海市军管会的决定，鉴于上海市公安局已经组建完毕并全面开展工作，原由警备部队军法处分担的地方反特工作，从1950年7月1日起，交由上海市公安局统一负责。在一年多时间内，军法处系统的同志们，在日以继夜、紧张艰苦的反特斗争中，涌现出大批英雄模范人物，这些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代表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上海人民将永志不忘。
这里，我只能简要讲讲两个同志的情况。
一个是第97师第290团班长刘振德。他带领全班在一个工厂周围巡逻，深入群众，机智勇敢，很快摸清了敌特活动规律。在一年多时间里，他们班共活捉特务7人，击毙2人，捕获惯偷等犯罪分子37人，荣获团部颁发的“警备先锋”锦旗。刘振德被评为淞沪警备部队警备模范，出席了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英模代表大会。
另一个是吴虎同志。他是华东警备10旅(该旅于1950年1月起划归淞沪警备区)侦察科长，率领侦察人员先后捕获敌特分子300余人。其中，有国民党从台湾派来大陆的特务、“少将区长”陆亚尘，“海北纵队司令”李文达，已潜入我江湾机场建筑队骗得劳模称号的“司令”王志敏。吴虎还在奉贤县境内全歼台湾派来的一个武装匪特大队，并将敌人潜伏较深的一、二、三线组织全部破获。由于他在反特斗争中功绩卓著，被评为淞沪警备部队的侦察工作模范，授予“华东军事工作模范”的光荣称号，也出席了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英模大会。
淞沪警备部队的肃特工作，曾经受到当时的中央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同志的表扬和称赞。他认为，上海解放初期，由淞沪警备部队直接负责抓特务，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我觉得，瑞卿同志对我们的鼓励，主要是肯定了这样一点: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在公安机关初建，机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由警备部队参与反特斗争，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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