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敌占岛屿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军在派飞机轰炸袭扰的同时，又派舰艇布雷于长江口外，对上海口岸实行封锁，堵塞我内外交通，断绝对上海的粮、煤和工业原料的供应，以此破坏上海的经济恢复工作。盘踞在长江口外的滩浒岛和嵊泗列岛上的国民党土匪武装，欺压渔民，抢劫商船，同样起着封锁海上航道的作用。他们还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向上海派遣特务进行破坏活动。为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的封锁，剿灭岛上残敌，开辟海上通道，发展渔业生产，遵照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首长的命令，淞沪警备部队于1950年6, 7月间，先后对滩浒岛和嵘泅列岛的残敌实行进剿，解放了这些岛屿。
滩浒岛紧靠长江口外，嵊泗列岛中的泗礁岛和嗓山岛分别距吴淞口约80海里和100海里，均为上海的天然海上屏障，亦为上海通向东海的必经之路。嵊泗列岛有重大战略价值。明代为防御楼寇，名将戚继光曾在此练兵。1860年，英国在列岛中的花鸟岛建造过巨形灯塔，称为国际海上灯塔。“八·一三”事变前，日本侵略者曾首先占领泗礁岛，设有海军基地、要塞炮台、水上机场等，作为进攻大陆的跳板。
嵊泗列岛中，以嵊山、枸杞为主的马鞍列岛，由己定名的30个岛屿组成;以泗礁为主的八格列岛和以大小洋山为主的崎岖列岛，均由已定名的17个岛屿组成。国民党在此设嵊泗县，辖二镇七乡，共5800余户，2.8万余人。上海解放后，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磐纠集江浙沿海的土匪武装张阿六、黄八妹、袁国祥等部组成“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在滩浒岛和嵊泗列岛上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岛上居民早就盼望解放大军到来，使他们重见天日。
为了保证解放滩浒岛战斗的胜利，我亲自同警备司令部及担任前线指挥的第98师参谋长鲁突共同研究确定了作战方案。1950年6月15日，第293团1个加强营，在华东海军第5舰队1个大队的配合下，发起对滩浒岛的登陆作战，并于16日下午顺利攻占该岛。经二天搜剿，全歼守敌“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之独立中队、第4中队、自卫中队全部和行动大队、第5中队各一部，俘敌行动大队长以下53人，缴获机枪5挺，长短枪61支。我无一伤亡。
进剿滩浒岛胜利后，三野首长命令淞沪警备部队迅速组织第二次海岛清剿。我们经研究确定，以第98师第293团全部、第294团1个营、战防炮及92步兵炮各1个连，在华东海军一部和渔轮30艘的配合下，执行对嵊泗列岛之敌的进剿任务。根据事先侦察，获悉敌主力在嗓山、枸杞、泗礁及大小洋山，其余分散在诸小岛上。7月6日，进剿部队在师参谋长鲁突的统一指挥下，采取“同时进剿，全面捕捉敌主力，一举歼灭股匪，尔后分区搜剿各岛散匪”的战术，兵分三路，通过电台、报话机联络，同时向几个主要岛屿进击。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航渡、登岛都很顺利。登岛后，经过二天激战，至8日24时，整个战斗结束，嵊泗列岛全部解放。此战，歼守敌“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1, 3纵队大部，俘敌395人，内有支队级主要指挥官11人;缴获小型登陆艇8艘，战斗舰1艘，各种炮15门，机枪30挺，长短枪1074支。我因缺乏两栖作战经验，登陆时队形拥挤，在敌前停留过久，也有48人伤亡。至此，长江口外敌占岛屿全部被我攻占，从而摧毁了敌人向上海派遣特务、进行窜犯活动的跳板，打通了长江口外的海上航道，为上海的经济恢复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部队的生产节约运动和思想文化建设
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改善部队生活，我们在1949年8月召开的淞沪警备部队党委扩大会上，就决定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号召所属部队发扬我军光荣传统，开荒生产，节约开支，支援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9月，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召集师以上干部开会，汇报生产节约工作，成立了生产节约指导委员会，要求每个伙食单位种2-3亩地，并开展养猪、捕鱼、生豆芽、磨豆腐等生产活动。接着，在一次供给会议上，我又代表部队党委作了关于军队财政经济工作十大原则的报告，对部队生产的目的、方针、原则、收益分配等作了明确的规定。报告中说:“部队生产的目的是，用部队课余操后的劳动，来增加社会财富，缩小国家开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以农业和农副业为主，结合部分运输业、渔业等为经营方针”;“指导原则是:统一领导与分工经营相结合，完成任务与坚持政策相结合”;“强调为国家、为人民劳动，提倡团结互助，坚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反对破坏团结、违犯政策的自私自利观点”;生产盈利要“用在战士身上，用在病员身上”，“用在文化学习和体育活动上”，“用在医院、学校、托儿所及连队卫生建设上”;并规定“大批开支，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做到经济公开，取得群众监督”;还指出“节约是极其重要的，不能忘记艰苦奋斗的传统与节约的美德”。
一开始，有些指战员存在着“城市不能搞生产”的疑虑，还有的认为部队随时可能调防，怕生产果实“到不了手”。我们除反复进行思想工作、消除顾虑外，还组织大家参观生产搞得好的连队。经过一段时间，开荒生产在淞沪警备部队中逐渐形成了风气。
同志们在荒芜已久的土地上，野草丛生的土堆中，瓦砾遍地的废墟里，靠自己的双手，捡拾碎砖烂瓦，拔除荆棘杂草，开垦出一块块菜园。到1949年底，就开垦荒地2700余亩，收获蔬菜60万斤。另外，还生产豆腐40万斤、豆芽20万斤，拾柴70万斤，喂猪2700余头。我们在生产劳动中取得的初步成绩证明，大城市的驻军不仅同样可以从事农副业生产，而且这种生产劳动，无论对外界的政治影响，还是对部队的巩固，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开荒生产中，也曾发生过某些侵犯公共利益或有碍市容卫生的现象。如:有的连队乱开乱种，甚至在城市绿地、公路路基、河岸堤防上也种起菜来;有些连队在施肥运肥时影响附近居民卫生等。我们发现这些情况后立即加以纠正，并严禁这类现象重新发生。对运送粪肥，要求各部队在夜深人静时进行。施肥则要求不把粪肥抛撒在地表上。
在1950年1月末召开的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我以委员身份汇报了淞沪警备部队的生产、生活情况。在汇报了部队依靠自己的生产劳动，取得了一些成绩以后说:“这样我们部队的生活在物价波动的条件下，得到了初步的改善。一般机关连队都能做到早晨喝豆浆，吃油条，每餐都能吃两个菜，每星期能吃两次肉饺子，1个月能吃2斤多猪肉。我们全军军人都了解国家财政困难，人民负担很重，所以我们不敢铺张，仍然坚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我们部队指战员每月费用包括被服、粮食、菜金、津贴、日用品、水电费等等一起在内，每人约合'30个折实单位’。
如果拿来同上海市的公务员、警察、工人、杂役等的薪津相比，都还少得多。如果同工程师、经理、老板等每月的收入比较，则相差得不知多少倍。我们现在还在提倡节约。我们已节约了百万多斤粮食，准备拿来救济最贫苦的军属、烈属。不过据初步估计，平均六家最困难的军、烈属中，只能有一家得到数量很少的救济。我们为了节约水电费，在市区内开了353孔水井;连队电灯改用5瓦的灯炮，一般办公室也只用15瓦的。这样我们的水、电的消耗减少到平均60个人所用的消耗量，只同上海市民一个人所用的相等。”我的发言，得到了委员们的赞同。他们对警备部队在生产、节约方面做出的成绩，是比较满意的。
1950年，我们认真贯彻毛主席签发的军委《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部队的生产、节约工作取得了更大的成绩。开垦荒地增加到近7000亩，建立大小农场50余处，收获粮食、蔬菜近700万斤。养猪6000余头，饲养家禽13万余只。
还修复了缴获的8条帆船，为国家粮食公司调运了6000余吨公粮和土产公司的物资。生产盈利达85亿元。在节约方面，通过改灶、掘井、节约粮食、节约用电和办公用品，减少开支54亿元。
这一年，在农副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部队达到蔬菜、油、盐、毛巾、肥皂、卷烟自给，粮食自给1/4以上。我们从生产盈利中，拿出16亿元作为分红奖励给干部、战士，大部分则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改善连队伙食，购买文化用品，补助医疗、托幼等费用。连队伙食大为改善，除增加油、盐、蔬菜外，平均每人每月能吃到3斤肉，超过供给标准2倍以上。为满足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的要求，每人都配发了教科书、学习本、石板和铅笔，连队还配发了黑板、地图、字典等教学用具，添置了卫生、体育用品和文娱器材。
生产节约运动不仅改善了部队的物质、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为国家积累了资金，培养了财经干部，减少了市场供应;同时，也保持了部队艰苦朴素的作风，激发了上海人民的生产热情，鼓舞了上海人民打破封锁、反对轰炸、克服困难的信心。
还想讲一些关于部队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事情。
部队从朴素的农村进入繁华的上海，由每天行军打仗转入相对和平的环境，确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使部队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想问题。正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告诫我们的那样，在一部分同志中，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滋长起来了。加之我们担负警备上海的部队，是渡江前与起义不久的一支旧军队合编而成的，渡江后又补充了万余名解放战士，一些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从旧军队带来的恶习，还未来得及得到改造。当时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官兵关系比较紧张，干部任意打骂、侮辱战士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些领导干部的军阀主义作风以及生活苦、病号多(疥疮患者就有1. 2万人，营养缺乏症的病人有2万以上)等原因，导致逃亡、自杀事故不断发生。1949年8月份，4个师中就有339人逃亡，11人自杀。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领导上的重视。为了改善官兵关系，改进管理教育，警备部队党委决定在9月份普遍开展“民主、团结、进步运动”，要求把连队建设成为“团结愉快的革命大家庭”。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一步教育了各级领导。有的战士被排长“黑打”5次，政治指导员根本不知道;有一排长竟打跑了11个战士;有的连队在短期内即有20余名战士逃亡;讽刺挖苦战士，虐待病员，稍有差错就给处分等现象更为普遍。为了彻底纠正这些错误，我们要求各连队做到如下四点:
(1)大家事情大家管;(2)大家平等，全“家”快乐;(3)承认缺点，争取主动;(4)批评要有分寸。
根据这些要求，各连队都作了民主检查，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作了诚恳检讨，错误严重的作了必要的组织处理。通过这次活动，干部、战士都提高了认识，官兵关系明显改善，不少连队订立了尊干爱兵公约，开了解除疙瘩的团结进步晚会，战士中自伤、逃亡现象大为减少。
为了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指导，使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具群众性、战斗性，同时让党委意图直接同广大指战员见面，贯彻得更快更好，我们于9月份创办了淞沪警备部队党委的机关报《警卫报》，由宣传部副部长金仲如兼社长，苏凝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党委给《警卫报》规定的任务是:教育与组织警备部队，为更好地完成保卫新上海建设的总任务而斗争。它在“发刊词”中，向警备部队全体官兵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我们改造上海，还是让上海的旧东西改造了我们中某些人?这是每个同志都应该警惕的问题。”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国民党在败退时就扬言:上海是只大染缸，共产党、解放军进入上海不出3个月，就会红的进来，黑的出去。为了使敌人的“预言”彻底破产，让我们的同志在思想上筑好堤坝，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在我们进入上海不久，有些同志就开始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暴露出某些值得重视的问题了。其中之一，就是被人们斥之为“陈世美思想”的喜新厌旧行为。有些干部寻找种种借口要求同农村的结发妻子离婚;有的甚至欺骗组织，谎称家中无妻室而申请结婚，直至农村的妻子、儿女找到部队才露出马脚;有的背着妻子不择手段地追求女性。我们曾经花了很大力气来批判这种在男女婚姻问题上的错误思想，要求师、团干部带头，加强自己的共产主义修养，用无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指导自己的行动。
进入上海以后，部队指战员文化低下的状况，同执行大城市的警备任务很不适应，给组织军政学习也带来很大困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组建了一个“文化干部训练团”，由我兼任团长，先后吸收2000余名知识青年进行短期训练，分配到各部队作为文化教育的骨干。同时，要求每个连队每周要有5小时文化学习时间，挑选一些文化较高的同志辅导文化学习，推行“小先生”制，实行“包教保学”。经过1年左右的努力，部队文化面貌大为改观。
1950年7月同1949年8月相比，部队中不识字或仅识500字以下的干部、战士，从90%减至32 Yo，识1200字以上者则从7%上升到37%。这些成绩，为以后进行的以文化教育为主的部队训练工作，打下了一个基础。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