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内卫两手抓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下达了《关于整编各级公安机关、各地人民警察、人民公安部队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统一管理人民公安部队的各种工作及加强军事、政治、公安业务的建设，将原有的正规公安武装和省、市、专区、县各级地方公安武装，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建立公安部队的领导系统，受中央军委统一管辖。根据这个决定，华东军区公安部队于1952年1月制定了整编方案。由于开展三反运动，部队整编工作推迟到5月开始进行。整编后的华东军区公安部队，仍由中央军委公安部队和华东军区双重领导，部队由原来的5个师，扩大为5个师、8个公安总队、4个边防团、1个内卫团，共12万余人，担负华东沿海数千公里的海防任务和5省2市的内卫任务。
司令员仍由我担任，政治委员则由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许建国同志兼任，其他领导成员基本未变。
在这次统一整编中，有些部队拆散了原建制，有些单位进行了合并，有些驻地作了调整，干部调动的面也很大。在这样一次大变动中，部队始终很稳定，绝大多数干部表现出很强的整体观念和组织纪律性，没有发生不服从命令、不听从调动、闹不团结等现象。这是很不容易的，也说明经过“三反”、整党以后，部队精神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整编以后，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加强了对全区部队的政治思想领导，统一了全区对敌斗争的力量，加强了公安业务建设，密切了公安部队与地方的关系，对履行公安部队的职责是有利的。但由于地区辽阔，部队高度分散，通信设备落后，又给领率机关的领导和指挥带来很多困难。为此，遵照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东军区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于1952年11月作出决定，除驻沪、宁二市的部队由其直接领导、指挥和供给外，各省公安总队及驻各省的公安师、团，除建制和业务领导仍保持不变外，其作战指挥、党政工作、行政管理、后勤供应等均由所在省军区、军分区负责。
这种双重领导关系的确立，是切合实际的，它为公安部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组织保证。
(1)复杂的边防斗争
1952年6月整编结束以后，我们以4个师又4个团(1953年以后增加到5个师又6个团)的兵力，先后接受了华东全区的边防与部分守岛任务。
华东沿海边防线长达7000余公里，还有岛屿3600余个，大小港口900余处，其中包括上海、青岛、福州、厦门等12个重要城市。当时，国民党不仅盘踞着台湾，而且还占据着闽浙沿海包括大小金门、上下大陈在内的24个岛屿。国民党军采取“以大吃小”、“速来速退”、“抓一把就走”的手段，对我沿海不断进行袭扰，破坏航运，抓捕渔民，与我争夺空白岛屿，.还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大陆，进行刺探情报等活动。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我们担负边防的部队却是兵力不足，装备又差，且缺乏边防斗争经验，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根据敌我情况，我们按照中央公安部和军委公安部队提出的“武装警卫、行政管理与秘密侦察相结合”的方针，在兵力部署上采取重点防守、组成派出部队弥补空隙，以民兵配合警卫的纵深配系。主力大部集结于机动位置，一部守备海岛、港口和要点，同时抽出少数连队组成115个派出部队，计1768人，分散担负边防巡逻任务。实际守卫的海岸边境曲线只有1843公里，守备岛屿14个。在方法上，则采取分区分段警卫负责制，白天以观察了望为主，晚间主要是分区巡逻和有目的的隐蔽潜伏，并带领民兵放哨巡逻，打击潜入潜出的匪特和边境内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遵照华东军区司令部发出的“加强海防战备，巩固领海治安，相继进剿闽浙沿海残敌，并随时准备对付国防作战”的命令，我华东沿海各省市边防公安部队，从1952年7月起，开始了进剿残敌和打击其袭扰窜犯的战斗。至1953年6月，进行大小战斗近20次，共歼敌1200余人。其中，较大规模的战斗有:1.952年10月5日，守备南镇的第79团1个排，击溃敌“反共游击总队第二大队”约800人的冒险登陆，歼敌29人，大部敌人逃逸。12月13日，敌“南海三中队”和“突击总队”500余人，袭击我福建沿海六鳌，公安第80团第9连1个排与敌展开激战，守住了阵地，歼敌62人，再一次创造了边防部队以少胜多、顽强守备的范例。1953年6月19日，敌两个大队600余人，进犯我浙江沿海洋屿，公安第17师2个排在公安第16师2个连又1个排的增援下，顽强坚守阵地，与敌激战30余小时，歼敌213火。在这一年中，我公安部队消灭了“国防部反共救国军”、“自由军十纵队”、“闽浙赣反共救国军”等各色反革命武装72个单位之多，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沿海地带“保存势力，待机再起”的阴谋，改善了海边防地区的治安状况，保卫了国家的建设事业。
在同残敌作战中，由于轻敌麻痹或指挥失误，也发生过失利的情况。1952年秋，在进剿鸡冠山、洋屿之敌时，前两次均打了胜仗，第三次却遭致失利，问题就出在轻敌麻痹上。10月29日，当公安第17师第50团以2个连的兵力发动进剿时，由于战前对敌情变化未曾查明，参战部队只做了打小仗的准备，对参战船只又控制不严，暴露了机密，加之部队动作不协调，通讯联络突然中断，造成十分被动的局面，导致伤15人、亡181人的严重后果。
这是十分沉痛的教训。这次失利，也从反面给了我们部队领导一次深刻的教育。问题虽然出在下面，却反映了我们领导上对基层指挥员教育不力，没有随时提醒他们，在同国民党残敌作战中，决不能盲目乐观，掉以轻心。
东山岛战斗，则是一次成功的防御战。
1953年2月，我和政治部副主任秦化龙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和文工团，视察和慰问福建边防部队，历时1个多月，北起福鼎县，南至东山岛，到了公安第13师和4个边防团，还有省公安总队、5个专区公安大队、4个县公安队、5个武工队和1个检查站。
在东山岛视察时，我特别指出这个岛位于福建、广东两省交界处，是两省海上交通咽喉，闽南沿海的屏障，离国民党盘踞的金门岛又很近，极易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因此必须加强该岛的防务。福建军区领导也感到有加强东山岛防务的必要。我们走后不久，该岛守军即由1个营增至1个团，并加固了阵地，制定了大、中、小三种作战方案。同时，在指战员中进行深入的战备思想教育，随时做好敌人来犯的准备。
7月15日晚，国民党军果然从金门岛出动，向我东山岛进犯。他们动用陆海空三军共1.2万余人的兵力，包括4个步兵团，30余架飞机，10余艘舰艇，20余辆水陆两用坦克，另外还有从台北起飞的1个伞兵大队。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是，利用“以大吃小，速战速决”的手段，一举歼灭我守备东山岛的部队，以此揭开“反攻大陆”的序幕，并达到破坏即将达成协议的朝鲜停战谈判的目的。从16日近5时开始，敌军从三处先后窜上东山岛。我守岛的公安第80团已早有准备，作出了“遇敌万人左右来犯时，由前沿小部队节节阻击，予敌杀伤，打乱敌部署后，坚守阵地，在援军配合下共同歼敌”的作战预案。因此，当敌军分几处登陆后，即遭到我驻前沿各分队的顽强阻击和节节抵抗，不仅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而且始终把主阵地保持在我手中。在敌军登陆的同时，敌伞兵大队400余人也分二批登陆，向我八尺门渡口攻击。八尺门是东山岛与陆地联系的主要渡口，海峡只有几百米宽，敌军如控制了此渡口，就将断我退路，阻我增援，配合其登陆部队夹击我主阵地，使我处于很不利的境地。在公安第80团警卫排、船管排对敌伞兵大队奋力抗击下，我始终守住了渡口的滩头阵地。17日上午10时，在第28军参谋长的统一指挥下，守岛部队与增援部队实行全面反击，至19时，战斗即胜利结束。经过两昼夜激战，共歼敌3400余人，击落敌机2架，击沉、击伤敌舰4艘，余敌狼狈逃窜。
在东山岛战斗中，我公安第80团在当地民兵的密切配合下，发扬英勇顽强和独立作战的精神，与10倍于己的敌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杀伤、消耗了敌人，守住了主阵地，为增援部队的到来争取了时间，出色地完成了预定任务。战斗中，该团共歼敌1000余人，涌现出“一等功臣连”等3个模范单位，380余名同志立功受奖。东山岛战斗的胜利，曾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赞扬和嘉奖。
为了守备好海岛，我们提出了“以岛为家”的口号。一面着手修建营房、哨棚，开展生产，逐步解决守岛部队物质生活的困难;一面强调加强思想工作，普遍开展群众性的文娱体育活动，活跃部队的精神生活。战士们利用休息时间自编自演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在阵地上相互巡回演出，互相观摩鼓励，激发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过几年努力，许多海岛确实建设得如家园一样美丽可爱，战士们普遍确立起长期守备海岛的思想。
华东军区公安部队还担负着海上巡逻和护航的任务。我们从接受边防任务开始，就建立了4个海上巡逻队，分布于莆田、温州、上海、青岛等地。长江口外北起吕洒，南迄橄浦，东至花鸟山的扇形海面上，经常有我巡逻队的舰船出没，以保障上海附近的海运安全。1953年12月，又成立了1个护航团，有舰船82艘，干部、战士860余人，进一步保证了海上运输的安全。在护航团成立后的头10个月里，即护航2600余次，与海上的国民党残敌作战17次。一次，在白沙山与青塘嘴之间海域，我护航船队遭到敌3艘舰艇的袭击，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仍坚持和敌舰作战，终于获得重创敌舰1艘的胜利。
海边防地区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加强了隐蔽战线上的对敌斗争。此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分子利用外国商船出入我港口之便，混迹其中，进行特务间谍活动，还有一些人利用外轮进行走私、逃税、偷越国境等犯罪活动。为了及时查获这些犯罪分子，我们抽调7000余名干部、战士，分派到上海、青岛、连云港、烟台、温州、三都澳、福州、涵江、晋江、厦门等10个港口，担负对外轮的检查、侦察和管理工作。1952年10月召开的华东第一次边防检查工作会议上，通过了《进出口船舶、船员、旅客、行李检查实施办法》、《外国籍船员登陆管理办法》、《关于对外开放港口检查与监护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报经中央批准后实行。据1953年华东各港口检查统计，查获特务间谍分子32人，走私犯6人，偷越国境者12人，有力地打击了特务间谍和投机奸商在港口的破坏活动，维护了航道和港口的安全。在上海浦东沿海，有大小港口106处，当时对外轮开放的有25处。
我们抽调一批素质好、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战士，组成21个工作组，配合地方有关部门，在开放港口建立了检查管理制度，有效地掌握了船只进出情况，保障了边境地区的安全。据1954年统计，经检查的18艘在港停泊的外轮中，处理船员违章事件即达196起。依法对外轮实施检查，发现违章事件严肃处理，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船舶任意出入我国港口的特权被剥夺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得到了维护。当我们的检查人员处理外籍违章船员时，中国船员无不扬眉吐气，翘着大拇指说:新中国真伟大!
那个时期，敌特分子在我边防力量薄弱地区潜入潜出的活动仍时有发生。1953年一年中，被我发现潜越边境的敌特分子即有73次、395人，捕获223人。1954年4月25日夜，国民党“国防部”派遣程保林等7名特务，携枪8支、电台6部，潜入我浙江境内花水孔海岸，隐伏在一山洞内，冒充“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选工作队”，企图长期潜伏，伺机进行破坏活动。次日被渔民发现后，我4名武工队员机智地将其全部俘获。
两年多的边防斗争使我深深感到，华东边防公安部队不仅担负着边防斗争任务，而且还有重要的海岛守备任务。我们在重点守备方面比较注意，但在全面控制上力量却非常薄弱，虽经几次调整与加强，派出的部队(后来统一改称武工队)仍只有4000余人，有些地方三、四个武工队员竟担负着十来个区、二十来个乡的边防工作，因而不少地方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对于敌特或小股敌军的出没，不能及时发现和{剿灭，就不足为奇了。因此，要担负好边防任务，必须在“武装警卫、行政管理与秘密侦察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实行兵力部署上的重点守备与全面控制相结合。若不实行重点守备，则有被敌击破之虞;若不分散部署，真正做到全面控制，则无法封锁边境，必将使敌特有隙可乘。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击破敌人公开的军事进攻，打击敌人的一切隐蔽活动，组成坚强有力的边疆防御体系。同时，还要大力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协助边防部队执行任务。
(2)繁重的内卫任务
华东军区公安部队担负的内卫治安任务也是相当繁重的。我们除了以4. 5万余人的兵力，担负上海、南京等400余座城市，200余处工厂、矿山、仓库、军事要点的守卫，以及1200余处机关和首长的警卫任务外，还要以2万余兵力担负看守监狱和犯人的任务。这些罪犯，大都是长期与人民为敌并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罪犯，被关押在极为分散的1600余处监狱和劳改场所内，总数达34万余人。犯人数量大，罪行重，监管场所简陋且流动不定，部队缺乏看守罪犯的业务知识和经验，都给看守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尽管如此，看守任务还是完成得很不错的。指战员们不论寒暑，不避风雨，日以继夜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同时不断学习看守业务，总结看守经验，改善看守设施，完善看守制度，有效地防止和平息了罪犯暴动、骚乱、企图逃跑等事件。南京市公安总队1个班，经常不定时地检查牢房，先后发现犯人企图用来开手铐的竹片100余根，防止了可能发生的越狱事件。山东滕县专区公安大队35名同志，押解1万余名犯人赴蓝村，在风雨连绵的气候条件下，日夜兼程行进，未发生任何问题。我们把这些先进事迹及时通报全区部队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执行押解犯人的任务来说，1954年下半年，在执行1. 4万余次押解任务中，将19万余名犯人押至东北、内蒙、新疆及华东偏僻地区。在路途远、时间长、气候多变、换乘车船频繁的情况下，均能圆满地完成押送任务。这说明，我们公安部队的干部、战士，不仅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对敌斗争的本领也是高超的。但是，应该说我们在看管罪犯的工作中，薄弱环节还是不少。特别是由于思想麻痹等原因，罪犯逃跑事件时有发生。仅1953年就逃跑罪犯1493人，被我捉回959人。
清剿潜伏在各地的散匪，配合公安机关侦破和捕获敌特分子，也是内卫公安部队的一项重要任务。据1952年7, 8, 9三个月调查，华东内陆残余匪特尚有1000余人，大多隐藏在省、县交界处或我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他们或以职业作掩护，或冒充我军政人员，进行刺探情报、暗杀、放毒、抢劫等活动。从10月起，各省公安总队抽调1200余人的兵力，在各地党委统一领导下，采取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剿匪工作与地方中心工作相结合的方针，开始了清剿残匪的斗争。至1953年底，华东公安部队共歼残匪698名，毙俘匪首17人，6000以上的散匪被我消灭。之后，敌特分子进一步隐蔽起来，有些长年躲在深山密林或夹墙、地窖内，依靠亲友供应，企图长期潜伏，待机再起;有些则伪造证件，改名换姓，潜逃其它地区，企图逃过我之侦捕。潜伏在浙江境内的敌特分子麻寿宽，解放初期曾率土匪武装在永嘉大羊山区危害地方，袭扰我军。一次偷袭，即造成我20余名干部、战士伤亡，还先后杀害我乡村干部50余人。
1950年遭我军清剿后该股匪徒大部被歼，少数又潜伏下来妄图建立“游击根据地”。温州公安大队于1953年掌握这些情况后，就开展了对麻犯的秘密侦察。当了解到麻寿宽一伙伪造证件，化名潜逃到金华、丽水地区，以打短工、烧炭等作掩护进行活动后，立即组成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专案组，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终于将麻犯等7名敌特分子缉拿归案。类似案件，各省市均有破获。
1954年一年中，又歼散匪500余名。至此，潜伏华东各地的散匪基本上被我剿灭。
内卫公安部队还参加了镇压暴动、平息骚乱和反空降的斗争。
从1952年7月至1953年底，华东内陆地区共发生由封建会道门头子、不法地主策划的暴动9起，事先为我侦破暴动未遂的19起。其中，有1952年12月浙江绍兴“九宫道”策动的187人的暴动;1953年1月安徽毫县“白莲教”策动的175人的暴动;4月福建建阳“大刀会”策动的384人的暴动;5月福建文成“七星会”策动的700余人的暴动。每次暴动，都波及几个乡，我区、乡政府遭洗劫，公安人员遭杀害。此外，还因群众迷信“仙丹、仙水、仙草”，求神、祈雨等活动而引起的骚乱事件也发生100余起，有的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在镇压暴动、平息骚乱的斗争中，我们教育部队采取“坚持教育群众，孤立与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方针，严格分清暴动与骚乱的性质，分清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和被裹胁的群众，防止事态蔓延扩大，以高度的警惕、慎重的态度，进行处理，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这方面的斗争，对维护社会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破除群众中的迷信思想，起了很好的作用。
1952年，国民党在我华东地区空降特务4次计28人。下半年，为扰乱我社会治安，并配合其地下特务活动，还在华东4个省24个县范围内，空投反动传单、毒物21次。为了加强反空降斗争，我们于1953年1月和6月，两次召集各省公安总队负责同志开会，作出了具体部署。会后，陆续在山东泰山区、浙江天目山区、安徽大别山区、福建岱云山区设置反空降据点49处，配置兵力800余人。此后，敌害怕被歼，空降活动即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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