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项英又召开赣粤边游击区党组织和游击队干 部会议，再次学习毛泽东有关合作抗日的指示精神，强调要 正确认识国共合作的形势，既要防止麻痹思想，又要防止关 门主义倾向。
他同时强调，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日，污 蔑红军游击队下山合作抗日是“要求投诚”、“归顺国民党”等 情况，要给予坚决的回击。
项英根据当时南方各游击区由于国民党军的封锁和联络 的中断，都是独立自主地行动，消息闭塞，对党中央关于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更是一无所知的情况，觉得 有必要将党中央新的指示精神通知邻近游击区 。这也是项 英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应当履行的职责。
靠近赣粤边的邻近游击区，也正因为项英在那里，就很 自然地注视着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领导中心所在地赣粤 边游击区的变化，主动派人前往联络。
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听 到形势变化和党的政策调整，就派其负责人之一的彭胜标到 大余县池江，向中央分局汇报情况，接受指示。项英和陈毅 接受了汇报，讲了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彭胜标 感到事关重大，怕回去讲不清楚，要求派代表去传达。项英 和陈毅满足了彭胜标的要求，决定派陈丕显到活动在瑞金一 带的闽赣边红军游击队去传达。这对他们是很大的鼓舞和支 持。
绝大多数游击区的领导人， 由于较好地理解党的方针政 策，实行新的战略转变，为红军游击队尔后的集中、改编铺 平了道路。
项英对应不应该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是经过反复考 虑的。因为要和昨天你死我活的敌人谈判，是事关重大的问 题，本应请示党中央批准才好，但当时他与党中央失掉联系， 无法直接请示，而如果久拖不决，又会丧失有利时机。
他同 时认为，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来说，经过三年浴血奋战，需 要通过谈判停止武装冲突，借机恢复联系，进而联合起来，将 会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而要联合，就要利用谈判这个 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项英从大局考虑，为把握时机，在 同陈毅商量、提交赣粤边特委反复研究后，决定同国民党地 方当局谈判， 以便停止武装冲突，进而使南方各地红军和游 击队联系起来；至于武装冲突停止以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需待党中央决定，游击区无权谈论。
接着，项英起草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内容。主要是：
要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言论行动的自由；
要释放政治犯；
要解散“铲共团”；
要重新组织抗日武装；
要将游击队组成独立的抗日部队；
要保证游击队的给养；
要保护游击区群众的利益。
这些，就成为赣粤边和附近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 判的基本依据。
项英鉴于谈判的政策性很强，请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 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全权代表。他所以这样决定，是 因为他与陈毅长期并肩战斗过程中，发现陈毅不仅政治、军 事才能强，而且知识渊博，能言善辩，是一位很好的外交人 才。陈毅对要他担任谈判的全权代表，欣然答应。
9月3日，陈毅在和项英商量后，以他个人的名义，给大 余县长彭育英发去“快邮代电”，表示：为停止内战，一致对 外，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决定停止反政府的军事活动，希望 国民党也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同时告诉：一二日内将派代 表前往谈判。这个“代电” 送到大余城，彭育英当即复信响 应，欢迎游击队派一负责人去谈判。
项英在领导谈判过程中，强调要按照毛泽东在全国党代 表会议报告中提出的三个条件为基础，掌握五条原则：
(1) 保持红军和游击队的独立性， 以及共产党对红军和 游击队的领导。番号可以改，但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建制单位。
(2) 取得抗日和党的活动的自由。
(3) 释放政治犯。
(4) 游击区内的保甲长要实行民选。
(5) 不准土豪追缴以前的租税和债，不准报复。
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就 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等问题，开始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复杂 而又曲折的谈判斗争。
赣粤边游击区大的谈判有四次：
第一次，9月8日，由陈毅作为全权代表，在池江与大余 县政府代表谈判。这次就国民党当局停止武力“清剿”、释放 被捕的共产党员、停止对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造谣污蔑等 问题，达成七项初步协议。
在谈判中，陈毅曾提出将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联合起 来等问题，大余县长彭育英不敢作主，便请陈毅到赣州同江 西省政府的代表和第四十六师的代表谈判。
第二次，9月11日，陈毅由彭育英陪同前往赣州，同国 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保安处参谋长熊滨和第四行政督察专 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举行谈判。当陈毅乘坐国民党 当局提供的汽车到达赣州时，受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在 赣州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按照项英事先的指示精神，散发 “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合作事宜”等传单，张贴欢迎 标语，对谈判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这次谈判，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 协议。
9月12日，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的代表，在“合作意见书” 上签字。
16日，熊滨代表国民党江西省当局在处理红军游击队改 编为抗日义勇军的“办法” 上签字。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陈毅根据事先同项英等研究的意见， 要求国民党当局将关押在南昌的原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 方志敏的妻子、共产党员缪敏迅速释放，并通知其来中共赣 粤边特委。
陈毅返回池江驻地后，迅速向项英和中共赣粤边特委汇 报了去赣州谈判的情况，其中谈到了军乐队奏起了欢迎乐曲。 项英插话说：军乐队奏起欢迎乐曲，不仅表示对陈毅同志本 人的欢迎，还表明了对赣粤边游击队的态度，这是赣粤边游 击区军民三年英勇奋斗的结果。
第三次，9月21日，项英由彭育英陪同到达赣州，会见 江西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和第四 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就红军游击队集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谈判， 并达成协议。
主要是：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在9月底前，在大 余县池江附近集中进行点编；点编后，一切经费、给养都由 江西省政府发给，按保安团官兵同样待遇；点编后，即改为 抗日义勇军第×游击队，在集中改编期间， 由国民党江西省 政府令各县政府及部队予以通行便利，并停止“进剿”。
至此，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变为抗日武装的问题， 已经 基本解决了。
第四次，9月24日，项英应邀赴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 府谈判。这次谈判，主要是解决赣粤边游击区以外的南方其 他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
项英在南昌，从报纸上得知中共中央正派代表同国民党 政府谈判，并看到了由中央社9月2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是中共中央为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根据政局的变化，于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 蒋介石迫于形势，到9月22日才批准交给中央社发表，并于 23日亲自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中共中央的宣言向全国郑重宣称：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 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 抗日前线之职责。
这个“宣言” 还讲道：
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 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 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 抵抗外敌的侵略。”
项英对中共中央的宣言，看了又看，仔细地领会党的政 策有哪些变化？对照他们的做法看有哪些不符合的？认为在 总的方面是符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个精神的，谈判既坚 持了高度的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同时扩大了中国共 产党的政治影响。据此，他确定将谈判继续进行下去。
在此基础上，项英在同国民党江西省代表熊滨谈判后，双 方口头谈妥了以下三点：
(1) 红军游击队番号改为抗日义勇军。
(2) 游击区域的老债、新债均废除。
(3) 在游击队集中期间，一切费用由江西省政府负担。
双方还商定，其余各项问题，待国共两党中央谈判决 定。
项英在南昌期间，给浙南游击区负责人刘英写信，代表 中央分局向浙南游击区的同志们表示慰问，同时要刘英到南 昌或到分局驻地—— 大余的池江讨论游击队改编问题。项英 还会见了湘赣边游击区的代表曾昭铭，听取了他的汇报，向 他传达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的指示精神。
9月29日，项英离开南昌。行前，他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将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救 国武装的指示精神，略称：
“中国在近年来，由于日阀积极侵略，使民族危机到最后 关头。我们因民族危机的紧迫，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为求得 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于是取消过去苏维埃运动和暴力夺 取土地等政策， 以求得全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余遵照最 近党中央的宣言， 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 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国民政 府之下，效命杀敌。各地接信后，立即听候点编， 以便追随 全国友军和第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 英勇的战斗。”
项英这封信，通过报纸，很快向各地红军和游击队传播 了信息。
为便于同南方各地红军和游击队联络改编的各项事宜， 项英确定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 在吉安等地设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
项英在南昌期间，催促国民党江西省当局立即释放方志 敏之妻、共产党员缪敏。据当年10月1日国民党《赣南民国 日报》报道：“缪敏女士，江西弋阳人，在南昌军人监狱，被 判无期徒刑。此次项氏抵省后，经省电呈何部长 （按：指国 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核准，恢复自由。”
缪敏获得自由后， 于9月29日随项英离开南昌，30日到达赣州。项英对倍受折磨、身体虚弱的缪敏表示慰问，要她到游击区先行调养，然 后再继续参加革命活动。
10月1日，项英由赣州回到了大余县的池江。他立即召 开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 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了赣粤边红军游 击队集中整训、改编的具体事宜。
从10月上旬起，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整 训。他们先在南雄、信丰、全南等县集中，后陆续转至大余 县的池江地区集中整训。经过短期整训，赣粤边红军游击队 由三百多人增加到五百多人，最后达七百多人。
中共赣粤边特委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还在大余县 池江圩设立“江西义勇军办事处”。当时，项英、陈毅、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人经常在那里活动。
一方面，同国民党当 局联系，接待来访的国民党当局官员和士绅，宣传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主张；另一方面，接受各地党组织来人的请示汇 报，联络各地失散人员，扩大革命队伍，指导各地开展革命 活动。这个办事处当时接待工作十分繁忙，“大有门庭若市之 势”。
在项英和陈毅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 的前后，战斗在鄂豫皖、闽西、湘鄂赣、浙南、闽东等地的 红军和游击队也先后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党中央还请林 伯渠、董必武就近对鄂豫皖边、湘鄂赣边两游击区的谈判进 行指导帮助。项英陆续得知各游击区同当地国民党当局谈判 取得进展的情况后，甚为满意。
项英为了帮助各游击区了解当时形势和党中央指示精 神，派刘新潮去寻邬，联络红军游击队；派北山区委负责人 罗绍曾去湘南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联 络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他还写信给崇义、上犹一带王赤领 导的原湘南游击队一部，联络下山改编的问题。王赤接信后， 立即率领他领导的游击队从桂东开到池江集中。
为履行赣州和南昌谈判所达成的协议，项英以中共赣粤 边特委的名义指示各有关县委、区委，要他们派代表与国民 党方面的县、区代表谈判。各地谈判均达成相应的协议。游 击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保安团、“铲共团” 全部撤离，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陆续被释放。
经过多方努力，各地区终于就停止冲突、共同抗日达成 协议。
项英和陈毅在谈判达成协议以后，决定将赣粤边区分散 在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先后集中在潭塘坑、池江圩等地整训。最 后，选择在池江圩，是经过周密考虑的：
一是，当地群众基 础比较好，接近油山游击区，在安全和给养供应等方面都不 会有问题。二是，靠近赣粤边特委办事处，便于指挥和组织 训练。
因为当时有些地方的国民党当局，有的以“谈判”掩 护其军事进攻，妄图吞并红军游击队，用改编来达到其在战 场上所没能达到的目的；有的设置圈套，诱骗红军游击队下 山，然后聚歼。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负责人何鸣丧失警惕，使 六百多人的武装先被改编，后于7月16日被缴械，成为闻名 的“漳浦事件” 。消息传来，使项英对谈判、改编更保持高 度的警惕。
为确保安全，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项英决定赣粤边红 军游击队分驻三处，各距五里， 以便在发生意外情况时互相 策应。
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在整训时，按照项英的指示，把加强 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因为对党中央在新的战略转变时期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绝大多数同志虽表示拥护， 但理解并不深，还有少数同志仍抱着十年内战时期的观点，留 恋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对国共合作缺乏认识，认为把帽 子上的红五角星摘下换上“青天白日” 帽徽是向国民党“投 降”。
项英针对这些反映，深入到游击队中做思想工作，亲自 讲解国内政治局势的新变化，讲解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重大意义，帮助指战员实行战略思想的转变。与此同时，游 击队还抓紧学习军事知识，提高杀敌的本领。
在那一段时间里，项英工作的繁忙是可想而知的。他要 领导或亲自去谈判，要做游击队的内部工作，要做游击区的 群众工作，甚至连对外联络的信函也得亲自起草，经常通宵 达旦地进行工作。然而项英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因为国民 党军通过三年的“围剿”，不仅没能消灭红军游击队，还被迫 坐下来谈判，合作抗日；他们三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取得了 最后胜利。
自然，项英由于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加之在赣粤边 山区消息闭塞，情况不明，除在南昌看到有关《中共中央为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等报道外，他对党中央关于南方红军和 游击队谈判改编的方针、原则以及具体办法等不完全了解，因 而在谈判过程中有不妥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
对于项英领导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谈判改编，历史已经证明它是正确的。
正是由于有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集中改编， 才有新四军的诞生，才可能成为尔后战斗在大江南北地区的 抗日劲旅；反之，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的情况下，南方 红军和游击队不集中改编参加到抗日的行列，而仍分散在各 地坚持原来的斗争，那是不符合民族最高利益的。赣东北和 赣北两支游击队拒绝下山集中改编，先后被消灭，就是有力 的证明 。
因而，项英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谈判改编的做 法，是符合民族最高利益的，符合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的，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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