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将来用得着的时候拿出来，为我争回清白。”
七千人大会以后，彭德怀以泣血情怀写下“八万言书”，呈交中央。他日夜盼望回音而不得，焦躁郁闷的心情不言而喻。
有一次，他对彭梅魁说：“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很不好，可能要在这里软禁死了。一个人没有工作吃闲饭，真是痛苦极了。我今天也不是自由主义，你也是个党员嘛，作为一个党员有了什么看法、想法向党组织讲，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总应该是允许的吧？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正常范围之内的事情，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啊！可是……我现在实在是冤枉极了，这样的冤案要到何年何月才能了结呢？”
彭梅魁无言以对，侧身垂泪，听伯伯讲下去。
“有人说我，你当你的国防部长就行了，管那么宽干吗？梅魁，你看，这样说，多么不理解我啊！怎么能说是管得宽呢？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看到问题哪能不管呢？我们不讲谁讲呢？我们是执政党啊！对工业来说我是个外行，农业懂得也少，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就不管了，更不能因为我是管部队的，就一声不吭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党还叫什么集体领导？还谈什么战斗力啊！当我看出问题了，要是不说我就睡不着觉呀！
毛主席怎么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就是自由主义，是对人民、对党、对国家严重的不负责任。这样的党员就是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工农业上不去，国防工业和部队建设又怎么能行？人民生活又怎么能提高？我们这个党又怎么向人民和历史交待？
这是原则问题，我要坚持！宁肯毁灭我自己也不能使党和人民军队受到损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做到为人民、为党、为革命、为坚持真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离婚。战争年代是这样做的，现在也应该这样做！”
天太热，伯伯讲累了，满脸是汗。彭梅魁为伯伯倒了杯凉茶水，劝他休息一下。她独自走到院子里，仰望蓝天，突然在心中发出一声怒吼：“苍天啊，你听到我伯伯说的话了吗！”
7月底的一天，彭梅魁习惯地走进伯伯的书房，帮助整理一下房间。彭德怀穿着背心，凝然冷坐，手里不紧不慢地摇着破芭蕉扇。他两眼一直看着侄女，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彭梅魁拾掇完了，彭德怀说：“你坐下，我和你说个事。”他打开办公桌一个加锁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纸袋。“梅魁呀，从现在的情况看，我的问题一时是解决不了了。”彭德怀拍拍那个纸袋，低声说，“我这包材料放在这里不行，还是你替我保存吧！”彭梅魁回答得很干脆：“行！”
彭德怀把纸袋打开，取出里面的材料，清点给侄女看：1959年《庐山会议文件三十六》000008号；有本人眉批和增删修改过的所谓“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原件；6月中写给中央的“八万言书”第一稿；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底稿；三份杂记。
彭德怀神色冷峻，双目灼灼，眉宇间弥漫着凝重的忧虑。他说：“梅魁，这些材料非常重要，是对我一生历史的回顾和总结，关系到伯伯的政治生命啊！我的问题迟早要搞清楚，等将来用得着的时候拿出来，为我争回清白。你是最了解伯伯的，务必保管好，千万不要弄丢了。”
彭梅魁接过伯伯递过来的材料，望着伯伯信任的眼神，心里沉甸甸的。她说：“伯伯，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保存好的！”送侄女走的时候，彭德怀又叮咛道：“手稿决不能遗失，如果到了外国人手里，那就真的变成里通外国了。”
彭梅魁回到家里，用布把伯伯的材料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然后放到衣柜的最下层，上面压了一些平时用不着的衣服和旧物。她没有向张春一和孩子们透露一个字。
秋末，八届十中全会的风暴再一次袭击彭德怀，他的处境越发险恶了。彭梅魁来看他，他忧心忡忡地说：“我的那包材料放到你那里不妥，还是拿回来吧！”
1962年底，彭梅魁把保存了几个月的材料又悄悄还给了伯伯。
灶脚下的秘密
1964年春天，彭梅魁给妈妈写信，说自己带三个小孩子实在太累，直接影响了她和张春一的工作，想把老大和老二送回湖南老家，请妈妈帮忙照顾。周淑身回信说，同意女儿的意见，小孩子到农村生活，对身体还好呢！
彭梅魁去告诉伯伯这个打算，并说：“我想趁这次回老家把那包材料带回去保存，总比放在您这里安全些。”
彭德怀点点头说：“这倒是个好机会。”他还是有点不放心，“那你打算怎么保存？”
“我把它埋起来。”彭梅魁早就考虑好了。
彭德怀低头思忖一会儿，说：“好，就这样吧！”
正好颜莲英学会了裁缝手艺，准备离开吴家花园回老家，彭梅魁就和她搭伴，拖着两个女儿上路了。她身上斜挎着一个黄色的旧书包，里面藏着伯伯的那包材料。一路上，她对颜莲英也守口如瓶。在长沙下了火车，再赶湘潭的汽车，几天的车马劳顿，她才望见了久违的雄奇苍翠的乌石峰。
周淑身和俞淑贞迎出大门，高兴地搂着两个小外孙女。彭康志接过颜莲英的行装，两个人进厨房准备菜饭，忙着为梅魁姐接风。
彭梅魁问妈妈：“我婶婶呢？”周淑身说：“去武汉了。起超又添了个儿子。”左邻右舍的乡亲们闻讯赶来看望彭梅魁，大家都想听听彭老总的近况。直到日头下山，人们才陆续散去。
晚饭后，彭梅魁早早把孩子哄睡，这才关起门来，和妈妈说起伯伯交付的大事。她拿出那包材料，问妈妈怎么才能保护好伯伯视为生命的手稿。周淑身和女儿想到一块儿了，只说：“埋起来。”
娘儿俩商量一番，觉得灶房里干燥，又不显眼，埋在那里比较稳妥。
埋藏彭德怀手稿的灶房
彭梅魁让妈妈找来一个小口瓷坛子，把伯伯的手稿放进去，她又弄来几大块儿生石灰，塞在上面，最后，再用自带的一块儿白蜡封好了瓷坛盖口。
周淑身指指灶脚下的一块地方，示意在那里开挖。彭梅魁先准备一堆劈柴和一把斧头，有人进来的话她就装着劈柴火，听听老屋里没有动静，她才操起家伙，没有用多少时间就把土坑挖好了。她小心翼翼地把瓷坛子放下去，添土踩实，再用劈柴和稻草把那一块新土盖得严严实实。
彭梅魁做完这件大事，长舒了一口气。她接过妈妈递来的湿毛巾，一边擦汗，一边低声叮嘱妈妈：“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了，千万千万啊！”周淑身会意地点点头。
彭梅魁想起妈妈会抽烟，又接着提醒道：“以后别在灶房里抽烟了，引起火灾可了不得。”
在家乡小住几日，彭梅魁就匆匆返回北京。她把埋藏手稿的全过程告诉了伯伯。彭德怀顿时觉得胸怀疏朗，满意地说：“梅魁，谢谢你了！这样做既防虫蛀，又防潮湿，真是万无一失啊！”
彭梅魁说：“有我妈妈的一份功劳呢！”
“是喽！”彭德怀感慨道，“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找你们，还去找谁呀？如今，有哪个见了我不怕的？即便人家不怕，我也担心日后株连人家呀！”
龙国英病逝
1965的夏末，龙国英中风不起，病情急剧恶化。彭康志夫妇急忙把母亲病危的消息通知在外地的兄弟姊妹。此时，彭正祥随着全校师生在黑龙江省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联系不上；彭钢的单位死活不准假；只有彭起超请下假来，带着妻子刘庆云抱着两个孩子就上了火车。
在湘潭县下了火车，却赶不上合适的汽车，彭起超心急如焚。他在街上买了一根竹扁担和两个箩筐，挑着两个孩子，和刘庆云连夜赶路。他们整整走了90里路，天亮时分终于回到彭家围子。
龙国英躺在床上，周围站着周淑身和俞淑贞，还有她的孩子们：秀兰夫妇、爱兰夫妇、康志夫妇，彭鹏等亲属也在。彭起超夫妇来到病榻前，呼唤着妈妈。龙国英似乎一直在等待着大儿子回家，彭起超一喊，她就睁开了眼，嘴唇微微颤动，似要说话。彭起超侧耳细听。妈妈的话已经含糊不清，但还是能辨别出她断断续续吐出的那个字：“伯……伯……”
彭起超明白了妈妈的心思，大声说：“妈妈，您放心！伯伯的冤案一定能够平反！”
龙国英突然两眼放光，吐出了一口长气，微弱的脉搏停止了跳动。这位普通的劳动妇女，从14岁走进彭家的门，历经苦难，没有过上几年的好日子，她是带着对大哥彭德怀的无尽惦念和看不到冤案平反的遗憾离开了这个是非颠倒的人世的，是年56岁。
1964年冬，龙国英在武汉市和孩子们的合影（前排左起：刘庆云、彭东、龙国英，后排左起：彭钢、彭起超、彭正祥）
彭家围子一片哭声，乌石的乡亲们都为这位坚强的老共产党员过早地去世而叹息。
龙国英病逝的噩耗传到北京，彭德怀不胜悲痛忧伤。他看彭钢哭成了泪人，又得去安慰，还说，我要是死了，你可不要这样哭啊！彭梅魁和彭康白也前来劝说彭钢节哀。
彭起超为母亲送葬后回到武汉，新的打击又朝他袭来。部队里“大抓阶级斗争”的弦儿越绷越紧，政治部门的领导找他谈话，要求他对彭德怀的问题表态，必须承认彭德怀是“反革命”的性质，否则就要把他清理出部队。彭起超坚持说，我伯伯没有错，我这个界线也不好划啊！
部队很快做出决定，把彭起超作为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清理出去。为了好听一点，对外还叫他“转业干部”。把彭起超转到什么地方呢？鄂西恩施山区。干什么？到鹤丰县大山里收购生猪。
彭起超据理力争：“转业的政策中有规定，从哪里参军的还应该回到哪里去。你们放我回湖南吧！”这样一直僵持了几个月后部队的一位领导转业在武汉二轻局，是一个好心人，他对彭起超说，你就到我这里来吧。
最后，彭起超进了武汉食品公司，一个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毕业的专业技术干部被迫干起了杀猪卖肉的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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