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民党新的一次反共高潮开始。111师内部分化，反动力量上升。
“二一七”再次身陷囹圄
“九·二二”锄奸使112师师长霍守义大吃一惊。团长刘杰脱险，江潮、王林等率部分部队脱离112师，另创抗日根据地
“九·二二”这天晚上，在112师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统一布置，按照中央的决定，全部撤出该师。这一行动，对师长霍守义震动很大。紧接着即发生111师的锄奸行动，缪澂流逃到112师，霍守义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不知如何是好。在这之前，该师王冰等8人被怀疑有共产党嫌疑，在军部受审查后，本应也在9月22日返回部队，结果这些人没有回来，他们根据山东分局的安排直接撤走了。这一系列事件，使霍守义内心。里明白了八九分。但在事态和时局尚未完全明朗化之前，他为了不使自己走绝路，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既不做明显得罪他上司的事，也不做伤害共产党感情的事，后来他没有接待缪，缪只得逃往战区总部。
1940年11月25日夜，112师667团1营3连连长李宝恕与临沂鬼子据点勾结，利用催粮机会把全连带到据点外接洽投降。当李宝恕带着三个排长进入据点后，上士排附王林和班长宋树仁察澂 觉了他们的投降阴谋，即串连其余5个班长将队伍拉走，过沐河投奔111师找我。26日晚，667团1营1连连长江潮(共产党员)因发觉营长韩子嘉企图扣押加害他，当机立断将全连大部带走，过沐河与3连拉出的部队会合一起，也来到我处。在两个连到达之前，112师672团团长刘杰被怀疑通共，师长霍守义令将其送该团平射炮连扣押，为刘脱险也创造了一定条件。刘脱险后经过八路军驻地，来到111师。上述两个连如何安置，我请示常恩多，他起初答应收下，不久又反悔。不得已，我与于文清、刘杰商量，由刘杰、江潮带上这两个连到东海县羽山、墨山一带，用57军补充团(后改为独立旅)名义，到边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随即上报山东分局，分局派张翼、王冲、丁一九、徐炜、王希坚等同志到该部工作，并建立党支部，归山东分局领导。书记是王冲，后是曲靖。1941年4月，补充团改称57军独立旅。后来又派去不少党员，大大加强了这支队伍的建设，使它从两个连发展到12个连，共2000多人。1943年10月，独立旅改编为海陵独立团，成为我党直接领导的部队，即现在的第38集团军113师339团前身，对创建海陵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四轮马车”反动力量的包围。常恩多师长的困惑。我主动辞职未获同意
1940年10月.即在111师发生“九·二二”事件不久，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限令战斗在黄河两岸和大江南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改道后的黄河(即淮河)以北的贫疮狭窄地区。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的新的一次反共高潮开始了。在这种形势下，111师内部的反动力量也活跃起来。
常恩多师长在“九·二二”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各方面的压力和一些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
常恩多与缪徽流的矛盾在“九·二二”前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常恩多本希望“九·二二”将缪手到擒来，一切如愿。不意由于我的疏忽，未能将缪抓住，这使他陷入了一个十分难堪的境地。眼看要到手的东西毁于一旦，常内心的恼火可知。所以当我向他报告缪已逃逸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房子都为他准备好了!”可见失望之极。
后来当抄报员宋景龙与他谈及此事说了一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时，他立即反驳说:“不，是事在人为!”流露出他耿耿于怀不能自释的心情。40余年后的1983年4月初，宋景龙在临沂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谈起这段往事时，郭维城立即插话并反复地说:“遗恨失捉缪!”道出了常师长当时的心态。
1941年元月1日，在111师校以上军官参加的元旦宴会上常恩多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军官们听了大多愤愤不平，常恩多那时的心情也很坏，大口吐血，不能终席。但是，一些反动分子却喜出望外，尤其是后来形成的包围在常恩多身边的“四轮马车”，即副师长刘宗颜、参谋长陶景奎、331旅旅长孙焕彩、666团团长刘晋武四个人，在以后的日子里，乘机干了许多坏事。
副师长刘宗颜，是东北军中的落后分子，政治上反动。他率领后方师部远离前线，过着享乐腐化的生活。他的后方师部与伪军2师师长张步云为邻，和张敌我不分，过从甚密，有通家之好。他从敌占区的王家滩弄来一个妓女长期饼居。他的情报全仰仗张步云为他提供。
参谋长陶景奎，陆军大学毕业生，是国民党培养出来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正统观念极强，虽然常恩多曾说过:“这小子坏透了。”但是以后在扣押我的“二·一七”事件期间，他也受到常的信任。
331旅旅长孙焕彩。此人号称“佛爷”，狡黠过人，心狠手毒，在“九。二二”事件中的态度是可疑的。他建议我行动前通报贺原，而贺是国民党派驻总部的专员，是个复兴社头子，向他通报是何居心!“九·二二”后，孙将一干人犯送往总部时，投靠周复，参加了复兴社。孙焕彩与常恩多共事多年，常当团长时孙当团附，常对孙是非常信任的。1941年1月王维平(即王振乾，中共党员)离去后，工委委员曹健华(即华诚一)接替王当了常的秘书，到任之初，曹曾正式向常建议，孙焕彩这个人到重要关头可能靠不住，应加警惕。但常反驳说:“你说的不对，他到什么时候都会听我的!”
666团团长刘晋武，他有个外号叫“刘大混蛋”，是个老兵油子，他带着两个老婆随军，还抽大烟。他吃空额、喝兵血，还计划买地置产。对上、对下都有一套，老于世故，懂驾驭术。台儿庄战斗后，常将他由营长提升为团长。他属于东北军中生活上最腐败、政治上最反动的一类人物。
上述四人是111师反动势力的代表，他们包围了常恩多，常称他们为“四轮马车”，自以为能驾驭他们。
“九·二二”以后，人事安排不当，埋下了后来的祸根。
对于刘宗颜等，我当然无法予以处置，但是刘晋武是666团团长，他打茶棚据点未完成任务，反归罪于当地民兵指导员暴露了军事行动，将人家抓起来问罪，我命令他放人，他违抗命令不放，最后迫不得已才放。我本来打算利用新年聚餐之机，当众宣布撤他的职，但是考虑到他和常的历史关系，以及我今后要与常共事等种种因素，没有下手。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1941年1月初，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点。在这一反革命逆流中，111师的反动势力甚嚣尘上，有些中间人物也发生了动摇。这期间，“倒万”的流言四起，有的甚至把我组织进行的反贪污、抓“兵虱子”都算作罪名，对我进行攻击。1月19日，我去“抗演六队”，与队长陆万美、副队长秦霜交换对形势的看法。秦表示愿意与我休戚与共，他说:“在没有上级命令之前不离开现在这个环境。”我则说:“涸池之鱼，相濡以沫.何若相忘于江湖。”暗示他们赶快离开。当时不正常的气氛，许多人都感觉到了。
661团团长孙维篙，奉命带部队去后方领取弹药，1月14日路过大店，按一般礼节本应先来看望我这个老旅长。但是，他没有来，反倒去666团看了刘晋武。他两人一边抽大烟，一边议论我，通宵达旦，连续两夜。刘的中校团附朱家鼎参与了这一密谈。我曾询问过朱谈了些什么，朱说:“话谈得很多，归结一句，就是将军还是自己走了的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上师部找了常恩多。我说:“有人计划将我赶出这个部队，正采取不利于我的行动。常说:“你放心，我绝不坐他们的'四轮马车’。他们的'四轮马车’出门是要翻的。”我说:'“有人要动手了，要扣我了”'常说:“有我在他们不敢，他们扣你，还要我不:”我说:“有人想当旅长，要他当去，我不一定要带兵当旅长.我可以当个附员，在师长身边做些工作。”'常说:“你不能离开现职，一定要干下去，你走了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我见他情辞恳切，只得告辞，这是1月20 U的事。哪想到没过一个月，事情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孙焕彩等三人到常恩多处诬告。设“鸿门宴”将我扣押，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2月16日，孙焕彩带上我那个旅的两个团长刘晋武、张绍赛，到常师长那里去诬告我。据孙焕彩后来交代，告的是我有八路作风，尽听连队里小青年的话，弄得连长们都要不干了，都要往鬼子据点里拉。还捏造我到八路军的区政府去叫他们不给111师提供给养等等。最后的结论是不除掉万毅，111师这个团体的生命就无法延续。这些诬告，常恩多师长没有通报给我，孙焕彩那些挑拨的话对常恩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月16日下午，我接到师部电报:“速来师部研究防务。”次日吃过早饭，我便带警卫骑马飞奔师部驻地东诸睦。到师部后，先去参谋长陶景奎那里稍事休息，就准备去见常师长。因为我料想既然是召开研究防务问题的会议，肯定由师长主持。副师长刘宗颜和331旅旅长孙焕彩也在陶那里。彼此寒暄过后，刘宗颜说:“我刚从后方师部老君堂回来，也还没来得及拜见师长，咱们一起去看看。”
陶、孙二人也随声附和。
我们四人鱼贯进入常师长屋里，师长患肺结核病，此时正躺在床上。我走到师长床前问候说:“师长近来感觉好点吧?”他说:“没有什么，就是四肢乏力，提不起神来。”大家一一问候了师长，又坐了一会，就告辞出来。正当我们陆续向门口走时，孙焕彩凑到常师长耳朵边嘀咕了几句话，常师长顿时神色大变，大声骂道:“他妈的，欺负到我头上来了，抬上我也要去督战!”孙焕彩忙陪笑说:“师长，我本不想告诉你，怕的就是你生气，看看刚说几句你就发火了不是?哪还用得着你去督战?”我当时不知道孙焕彩嘀咕些什么，也不知道常冲着谁发那么大火，感到莫名其妙，只见陶景奎脸上流露出一丝会心的微笑。刘宗颜则是看看陶、孙，又看看我，好像也不知咋回事。
从常师长处出来后，孙焕彩很随便地对我说:“顷波，今天刘副师长从老君堂来前方，请你一起到我那里吃顿便饭。”我觉得这也合乎情理，没有任何怀疑，泰然前往。当时随我来师部的警卫有三人，我只带了其中一个小警卫，便同刘宗颜、陶景奎、孙焕彩等人，前往331旅旅部驻地左墩。
我们到了331旅旅部，见孙焕彩果真摆好了酒宴。大家落座后，正准备开饭，孙焕彩提出要和我单独谈谈，我随他走进另一个房间。我刚一进屋，早已埋伏在屋里的孙焕彩的少校副官便用手枪逼住我，缴一了我的手枪。孙焕彩也拔出六轮手枪，右手持枪背在身后，左手指手划脚地说:“万毅，从今天起你不能再当旅长了，你的部下告发你，你听候处理吧!”我平口光明磊落，以诚待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戒备不足，今日上当.悔之晚矣。我厉声喝问:“这是谁决定的?你有什么根据?”孙凶狠地说:“这个你不要问!”我说:“咱们找师长评理去。”他以奚落的口吻说:“咱们不是刚从师长那里来吗?师长有病你不知道吗?”说完，扭头便去与刘、陶等人喝反革命的“庆功”酒了。
2月17日当晚，我被扣在331旅旅部，孙焕彩曾让我写因病辞去旅长职务的报告，被我严词拒绝。第二天早晨在孙留给我写辞职报告的那张纸上，我写了这样几句话:“日本人还在进攻，又要闹同室操戈，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这对得起谁?”对他们破坏团结抗战的勾当明确表示反对。他们无奈，便给予总部上送了“万毅因病辞去旅长职，调为附员”的报告，很快得到了于学忠的批准。我从此成为111师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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