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恩多当机立断。“八·三”事变后局面混乱。常恩多逝世。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协助整理稳定111师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我越狱逃走后，第二天即8月3日早饭前，哨兵才发现，整个战区总部像炸了锅一样。我是蒋介石急电催促处决的“要犯”，突然逃跑，使国特分子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于学忠也觉得无法向老蒋交代。子学忠听说郭维城曾于8月2日下午去监狱探视过我，当即传郭问话。他问郭维城:“你昨天去见万毅，给他谈了些什么?”郭说:“我就说常师长病更重了。”于说:“你说这些干什么，万毅跑了。怨不得中央说，对他要么重用，要么就杀掉。”这时，正巧总部政治部主任周复来见于，郭维城搪塞了一下，即匆忙离开总部，连军帽也没有戴，迅速奔往111师驻地纸坊。郭维城来到常恩多病榻边，报告了我出走的消息。并对常说:“万毅跑了，我也得跑。不然，他们马上就会派人来追问我。”
常沉吟了一会说:“那么现在就干吧，不用等我死了。”他马上叫来他的随从副官刘唱凯，通知陶景奎参谋长、刘宗颜副师长、刘晋武旅长(这时孙焕彩赴后方领弹药未回)和各团团长来师长处聆听讲话。陶、刘、刘来到后即被拘留，送工兵营看押。常令各团长一切行动听郭处长的，并留下662团团长孙立基协助指挥部队。同时宣告111师改称“东北挺进军”,4个团扩编为4个师。并公告“四大主张”:(一)拥护三民主义、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反对以三民主义名义破坏东北军。(二)实行抗战建国纲领。(三)联合一切抗日部队一致对外。(四)坚持杀敌锄奸。
晚11时，郭维城、孙立基根据常师长的指示，开始向各团、营打电话，下达战斗命令:令662团2营阎普营长率部包围作恶多端的李延修和厉保元等反动地主武装;令该团3营韩希孟营长从东面包围、监视战区总部驻地李家彩和一溜彩;令666团关靖寰团长派两个营从西面包围战区总部并缴总部特务营和自动步枪连的武装。至黎明时分，于总部和地主武装被缴械。
8月5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给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电报中对此次事变原因曾作以下分析:(一)目的是保存东北军团体。重提杀敌锄奸是雪“九·二二”后遭受挫折之愤。(二)对重庆接济失望，又受敌“扫荡”威胁，自身生存已益困难。(三)常本人病深难救，内部矛盾激化。(四)郭维城对常的策动。郭是主谋者和推动者。
电报也指出了这次举事的缺点:(一)宣布的四项政治主张和实际行动相悖，尤其以武力解决于学忠总部和软禁于更是错误的。(二)抛弃国军番号而另组东北挺进军，不能团结大部非东北籍的官兵。(三)举事出于常郭二人，缺少上层军官的支持，下面也不听指挥。
后来，解方同志告诉我，“八·三”事变后，远在延安的党中央不知底里，毛主席召见了在延安的两位东北军党员干部解方和贾陶，毛主席问常恩多是什么人?111师情况怎么样?解方和贾陶一一回答后，毛主席说:“啊!这是东北军孙铭久式的少壮派反蒋抗日。”
正如中共山东分局会议所预料的，由于缺乏政治思想基础和组织准备，“八·三”事变后，部队立即出现棍乱局面。
8月6日凌晨，661团团长孙维高率先带走了他的那个团，并写信煽动666团团长张绍赛,665团团长关靖寰说:“我们不听老师长的话就这一次了。”
8月6日晚，665团(欠一个营)在两个营长率领下未等团长张绍赛回团，就将部队集合起来准备拉走。张得知后立即赶到2营，企图说服大家。他刚开口说:“老师长不是要带咱们投八路，……”
话音未落，一个预先埋伏在碉堡里的特务分子就用机枪扫射过来，张连中六弹身亡。2,3营全部叛逃。
8月7日，331旅参谋主任潘明山率旅部及662团叛逃，途中被团长孙立基追回了第2营。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也趁3营营长韩希孟叛逃之机，戴上草帽，穿上蓑衣，化装成一个老农民，逃往公路北去，恢复了他的指挥。
8月7日晚，关押陶景奎、刘宗颜、刘晋武等要犯的工兵营哗变，并护送陶、刘、刘等北逃。
666团2,3营及1营第3连也相继叛逃。
从8月6日起，111师即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开始参加行动的部队有七八千人，此时剩下约2000人，师部剩有警卫连、骑兵连、手枪排、干3队;331旅除1个营外全部跑光;333旅665团剩一个机枪连和一个教导队，666团剩有团部直属的不足3个连和第1营(欠一个连);总部特务团所属一个营部和两个连。战斗部队总计有15个连、4个排。火器有平射炮2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60挺，步枪1000余支。
原来，常恩多与郭维城是想把部队拉出来，单独活动，另立局面。在部队面临全面瓦解的形势下，8月8日，陶景奎、刘宗颜、刘晋武率逃到公路北的所有部队向111师驻地反扑，常恩多不得已遂下令向我根据地开进。
在向根据地开进途中，常恩多于8月9日凌晨去世。他临终前写有一封“上委座书”，申述他对蒋介石掩护贪污、压榨善良、纵奸不办、任用自私自利之徒、扶持贪污腐化势力等五点不满，故“电陈委座，痛除恶习，否则民族将沦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是所悲耳！”
“八·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给山东分局并渝(重庆)周(恩来)的指示中称:“常恩多事件是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变化，我们不要发表任何文件及言论。国民党对常师的处理，我们也不要反对。如有国民党人询问，我们应表示不赞成常师的态度。”另，毛泽东致朱瑞的电报称:“目前已至恢复国共谈判时期，山东方面凡可避免的国共磨擦，均须避免。常恩多事件，我们不应牵涉在内。你们报道了他们的新闻是不适当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顾问戴维斯曾就此事询问周恩来，周恩来否认我军攻击于学忠，说明这是“于部内部叛变”。
8月9日，111师进入根据地后，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和慰劳。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115师政委罗荣桓，分别给校以上军官做了形势报告，给厂他们以很大的鼓励。八路军和地方的许多剧团、宣传队，也先后到111师进行慰问演出，活跃了部队的情绪。
原57军出去的干部刘杰等同志组建的独立旅闻讯后，由管松涛、江潮带了两个连前来接应。老朋友们相见倍感亲一切。独立旅的成长壮大也给了111师这支部队很大的鼓舞。
8月9日，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建议郭维城取消东北挺进军番号，恢复111师番号，以团结抗战口号代替“八大主张”、“四项主张”，同时没有同意郭维城提出的在根据地内划出一块地区推行中间路线的要求。郭维城接受了朱瑞的建议，并及时通报了我，还在111师高干中做了传达。9日，我回到该师一个月后，9月9日，山东分局在给中央和北方局的电报中详细报告了“八·三”事件后的情况。电报说:“八·三”事变为少数上层激于义愤而出之冒险举动，中下层对之缺乏了解，事变后局势极为混乱，逃亡严重，现剩下2000人。在此情况下，我方针为，迅速协助友军整理稳定尚存部队，迅速控制山区，防止叛部卷土重来。
从8月10日起到19日止，八路军为掩护友军进行了第一次甲子山战役，击退了叛军的进攻，安定了军心。
9月9日电报还指出:“友军南移后，下层怀疑此举是投降八路，经解释后，旋即平消。特别是在反顽战斗胜利后，部队情绪显见高涨。现该师经我说服，已取消东北挺进军番号，恢复旧番号，保持原两个旅(331旅、333旅)3个团(662,665,666团)的架子，总部来的两个连编为独立团。师长由万毅代，郭维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王振乾(即王维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孙立基任331旅旅长，关靖寰任333旅旅长，于文清任师参谋长。”
电报说:“万在部队有信仰……，郭为热血的大东北主义者，前曾在上海少共闸北区委负责过共青团工作.似无深刻成见，不钻牛角。孙立基为进步军官，关靖寰也为一善良军官，团营干部或为进步分子，或为事变中有功者。下层及士兵生活已获改善，管理也开始民主，故渐趋安定。”
电报对111师的巩固整理工作建议三点，即团结上层，改造干部，教育士兵。提出诚心诚意协助其巩固与发展，争取其为非八路化的外围军(保持其名义、制度及立场)。因当初拒绝了郭维城想单独建立一中间性政权的要求，乃商定以我根据地朱梅以北，相底以东，碑廓以西，坪上以南地区为其整理及活动地区，这里远离敌伪顽三方，环境较好。原111师驻地北山区，政权由滨海民主政府接收，他们今后的物资供应及兵员补充由滨海区行政专员公署负责。分局正以一切办法保证其给养开支，尽量设法为其建立单独的兵工、被服等厂和提供文化方面的设施。在取得他们同意后，还进行了电台的改装，另行配备了电台及报务人员。为协助其部队工作，将57军独立旅拨归其指挥，并将原从东北军出来的干部约七八十人，陆续调回到111师。
常恩多逝世后，郭维城提议秘不发丧，一切文件仍用常师长署名，万毅、郭维城任副师长。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42年12月12日我在干部会上被选举为师长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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