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位于长江下游黄浦江与吴淞江汇合处，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又是东方的金融贸易中心，也是溯长江进入中国腹地枢纽和南京的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日本垄断集团的首领人物池田成彬、小仓正恒等人早就提出了所谓“长江观点”，他们认为：只要控制长江三角地区，就控制住中国的经济命脉，也就可以统治全中国。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即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驻有军队，并有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巡弋。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在占领平、津之后，在继续向察哈尔省进攻的同时，决定向上海增派军队，“使其成为作战基地”，作好下一步向华中地区进攻的一切准备。
此时，中国政府既已决定“全部动员整个抗战”，自然不可能允许日军占领上海，并将此处作为进攻华东的基地。
为防患未然和配合华北地区的作战，进一步牵制、分散日军的兵力，争取战争主动权，利于长期抗战，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开辟华东战场，派军扫荡上海日军及其在长江内河的舰艇，引发淞沪会战。
开始时，双方兵力均不多，但为了达到各自的战略目的，双方均一再增加兵力，日军先后投入20余万人，中国军队也投入70余万人，作战规模不断扩大，由此发展成为一场历时3个月、空前激烈的大会战。
此役，对中日战争的发展影响甚巨。
实际上，早在1936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用兵纲要》中，已对日军在华东方向的作战，作出了相当详细的计划。
其主要有关内容如下：
“以第4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网，因此，考虑到作战规模将会扩大时，限定在这一狭小地区，对我战略态势显然不利，计划调新编第10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
不过，由于考虑到“对苏关系紧张时，这样用兵难以将兵力向北方转用”，所以，非到不得已时，不向华中方面派遣陆军，仅将战场局限于华北地区，以海军确保上海，作为用兵时的作战基地。
根据上述纲领和原则，日本在1937年7月1日的首、外、陆、海、藏五相会议上，仅决定向华北增派陆军，而令海军“作全面战争准备”。
当日下午，日本首相、陆相、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分别向日本天皇报告了“向华北派兵事宜”和“关于海军用兵事宜”，经天皇批准后执行。
12日，日军“军令部向各部队首席参谋传达了中央对华作战计划的秘密方案”。
其中，“用兵方针”中，关于华中方面的内容主要为：
“海军除运送和护卫陆军并在天津方面协助陆军外，要准备全力对华作战”；
“要确保上海及青岛，使其成为作战基地。同时，在现地保护侨民，其他各区的侨民迁至上述两地。
华中作战，要调遣确保上海所必要的海军、陆军部队，并主要以海军航空兵扫荡华中敌空军力量”；
“封锁扬子江下游、浙江沿岸及其他我兵力所在附近”；
“初期，第3舰队担任对中国的作战，第2舰队专门担任运输和护卫陆军”，“第3舰队司令部要为专心从事华中作战进行编组”。
“七七”事变时，驻上海的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正率其第1战队、第5水雷战队在台湾与陆军联合演习，事变发生次日，奉命停止演习，率舰队返回上海。
同时，舰队还接到协助日大使馆、领事馆撤退在华侨民的命令。
长谷川清在了解日本对华作战计划的秘密方案之后，对用兵方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华中作战，应以必要兵力确保上海和攻占南京”，为此，“华中作战应派遣陆军5个师团”。
当时，因日本政府主要致力于华北方面的作战，所以，对他的要求未作出最后决定。
7月28日，在华日侨奉日本政府的命令，开始向上海、青岛两地集中。
在此之前，日本驻长沙代理领事高井向南京日本大使馆代行大使职务的日高信六郎参事官报告：
“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参谋对他说，南京给何主席密令，如果在上海日华两军发生冲突，在长沙要用大炮轰击日本军舰。因此，在问题没发生前，恳切请求把停泊在长沙的日本军舰撤走。”
此时，长江沿岸日本侨民分别集中于汉口、上海。特别是在7月28日通县“冀东自治政府”保安队反正时，杀死一批日本在乡军人等事件发生后，原在长江内的日海军第3舰队第11战队加速了撤侨行动。
至8月9日，长江沿岸的2923名日本侨民和原驻汉口日租界的日海军特别陆战队300余人，在第11战队舰艇掩护下，全部撤至上海。
为利于在上海作战，他们还将在上海的老弱妇孺全部撤回本土，将适战青壮年及在乡军人约10000人留沪，准备必要时让他们参加上海作战。
居住于华南各地的日侨约11650人也于8月间撤回日本，原在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外交人员及少数有关日本人于8月16日乘火车撤至青岛。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中国政府也着手进行战争准备，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为防止日军再度由上海入侵，自1933年开始，南京即筹划在宁、沪、杭地区修建国防工事，并由参谋本部派出参谋人员勘察地形，还组织陆军大学第10期学员在嘉兴、乍浦一带实施战术演习，研究、拟订设防计划。
当时，判断日军可能仍如“一·二八”时那样，以主力在吴淞口一带登陆，另以一部兵力由杭州湾北侧登陆，包围上海；尔后分两路由太湖南北西进，攻击南京。
因此，在制定设防计划时，将这一地区划分为京沪、沪杭和南京3个防御分区，并以京沪分区为主要防御方向。
抗战初期，京沪方向国防工事布防图 图片来自网络
同时，南京还在军委会内秘密设置警卫执行部，总揽全国国防工事的设计和构筑，由训练总监唐生智主持此项工作，同时兼负警卫京沪杭地区之责。
京沪分区防御阵地以吴福线（苏州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为主阵地带；
沪杭分区防御阵地以乍嘉线（乍浦经嘉善至苏州）和海嘉线（海盐经嘉兴至吴江）为主阵地带。为便于军队机动，还修筑了由苏州经吴江至嘉兴的苏嘉铁路（后为日军拆除）。
南京分区防御阵地以外围阵地（大胜关经淳化镇至乌龙山）为主阵地带，另以城垣为核心构筑复廓阵地。
1936年2月，国民政府为准备对日作战，在京沪区成立了作战秘密指挥部，以张治中为军事长官，负责京沪地区的准备工作。
由于战备工作须秘密进行，张治中以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为公开身份，对外称“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官室”。
为指挥方便，该指挥部当年秋从南京移驻苏州，改称“中央军官学校野营办事处”，负责制订这一地区的作战计划和主持构筑国防工事。更重要的是在上海一旦发生战争时，能够快速反应，指挥分区的部队有计划地投入战斗。
根据时人回忆：“掩体内部装配有两重门，外面是一公分厚的钢板门，以防炮弹或炸弹破片伤害人员。里面是一种三夹板或五夹板做的木防毒门。门缝处装有防止漏气的呢绒或橡胶布之类的密接设备。两重门上还涂有防锈防腐的油漆。每个掩体内装设防毒通风的防护装置。即使敌人在战时使用毒气或毒气弹等，都能保证防护安全。……阵地内的交通路大部是新建的汽车道……”
京沪国防工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年底，南京参谋本部草拟了《民国26年（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1937年1月，完成了甲、乙两份稿本，3月修订完毕，经参谋总长程潜等审定后送往江西庐山，再由陈诚转送蒋介石审阅批准。
在抗战初期，南京政府作战部署和指导思想基本上依照甲案进行，有关华东方面作战的主要内容为：
敌情判断：
“长江下游太湖附近之地区，为我国最重要之经济、工业中心及首都所在地。敌今在上海已构成相当根据地，将以有力之部队，在本方面登陆，协同海军而进攻，期挫折我国抵抗之意志。”
作战方针：
“国军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迤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
作战指导要领：
“长江下游地区之国军，于开战之初应先用全力占领上海，无论如何必须扑灭在上海之敌军，以为全部作战之核心。
尔后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敌之上陆，并对登陆成功之敌，决行攻击而歼之。不得已时，逐次后退占领预设阵地。
最后，须确保乍浦—嘉兴—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卫首都。对杭州湾、江阴之江面，实行封锁，阻绝敌舰之侵入。”
“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之根据地。”
“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
各兵团的任务及行动：
第4方面军（辖第8、第9两个集团军及1个军）担任华东（江浙）地区的作战任务，预定两集团军。
（一）“在开战初期，以主力进出上海附近，扫荡该地陆上之敌人，破灭其根据地”，尔后，第8集团军“于吴淞—宝山—浏河—白茆口—福山—江阴沿岸”，第9集团军“于澉浦—乍浦—奉贤—川沙—黄浦江东岸之沿海岸”“直接拒止敌之登陆”。
（二）“对登陆成功之敌，应乘机断行攻击而扑灭之”。
（三）“不得已时，逐次占领要点，拒止敌之前进”，第8集团军“最后务固守无锡—江阴之线，以巩卫首都”，第9集团军“最后务固守乍浦—嘉兴—平望之线”。
（四）第8集团军“应以一部住于南通附近，警戒长江北岸，阻绝其上陆之企图，并协助南岸部队之作战”；
第9集团军“应以一部配备于镇海附近警戒杭州湾之南岸，阻绝敌军上陆之企图；控置一部于杭州附近，保持机动，使随时能应援镇海及沪杭方面之作战”。
另外“控置一军于南京—浦口附近，对江正面，警备敌不意之袭击，并使能策应京沪、京杭两方面之作战”。
空军：
“第1集团以南京、广德、杭州等地为根据，协同海军轰炸芜湖迤东（芜湖在内）长江下游之敌舰及上海敌之根据地而破灭之。
第2集团以南昌、武昌等地为根据，轰炸芜湖以西以迄武汉长江江面之敌舰，及汉口敌之根据地而破灭之。
以上行动，务宜于开战之前，以决断机敏之手段，出敌不意，以空军主力实施之。预期两日内完成”。
“海军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持我之实力，全部集中长江，协力陆、空军之作战。
第1、2舰队，于宣战时借机敏之行动，迅速集中长江。
在宣战同时，与我空军及要塞协力，扫荡江内之敌舰，尔后与要塞担任长江下游之警备，协力陆军之作战。
第3舰队平时应警备山东半岛沿海岸，务于开战之先迅速集中长江，担任下游之警备，并协力陆军之作战。”
“南通、江阴、江宁各区要塞，受各该区野战军之指挥，于宣战同时出敌不意，与我海、空军协力，断然袭击敌舰而扑灭之，尔后对敌舰封锁江面，并为野战军阵地之依托，而支援野战军之作战。”
“七七”事变后，上海形势日趋紧张，军委会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司令部仍在苏州。
张治中预定的作战方案，是以战术上“先发制人”为指导方针，与参谋本部拟制的国防作战计划基本相同，决心在发生战争时“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争取“一举破敌”。
为贯彻其指导方针、确保战场主动权，张治中于7月30日致电军委会，要求自行掌握发动进攻的时机。
电文如下：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左（下）列征候之一，如：
（1）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输送时；
（2）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
（3）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
（4）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时，即可断定敌必发动无疑。
则因我主力军还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在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弱，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曾迭电具申意见，未蒙核示。兹预拟本军行动标准，谨电呈核，是否有当，敬祈示遵。”
军委会接电后，认为先发制人原则与国防作战计划有关华东方面作战的方针相同，完全正确；但是，上海作战对中日战争全局关系巨大，发动的时机，不能由战场指挥官掌握，所以，回电称：
“卅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与此同时，华中地区发现“汉口以上日侨均已集中汉口，九江以下日侨集中上海”，而杭州方面日侨也均已撤走，仅余2人，且日舰在长江及杭州湾方面活动频繁。
7月30日，在军委会各有关部门长官汇报会议上，根据国防作战的方针，“各长官商定（1）对上海陆战队之应付计划，（2）对汉口日租界之扫荡计划，（3）长江上下游各要塞之阻塞及对日舰之扫荡计划”，并责成有关单位迅速拟出具体计划。
于是，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中断了在英、德等国的考察，迅速回到南京，制订作战计划，并下令第1舰队、第2舰队、练习舰队、海军测量队及巡防队所属“宁海”、“平海”共49艘舰艇，集中长江，分泊南京下关和湖口江面，准备扫荡敌舰及封锁长江。
8月1日，张治中发布了《告淞沪将士书》和《告淞沪区民众书》，宣告已至“最后关头”，号召军民奋起抗战，同时进行准备。
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作了“七七”事变以来中央军事准备的报告，说明现在“准备全部动员，整个抗战”，“将一切军事准备，均由平时状态转移为战时状态”。
他说，准备工作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项：
“（1）战斗序列草案之规定。将全国军队列入抗战序列者，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约80个师……依照序列，使用于河北者共约50个师，正源源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
（2）弹药之整备。将军政部年来存储之弹药（约可供全军作战6个月之需），拟定计划，依作战之要求，分设弹药总库若干及分库若干，约计在长江及黄河以北囤积三分之二，江南囤积三分之一。现已按计划搬运完毕……”
此外，还有粮秣购办、防空及新兵器分配、总动员筹划、交通通信整备、兵员补充、民众组织训练等事宜，并报告了向华北派军增援等问题。
在会上，同时批准了海军部的作战计划，决定扩大后勤机构，以适应战争的需要。
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了军委会为“保国防物资而作长期抗战军需供给之准备”而提出的《上海各工厂迁移内陆工作案》，
此项由军政部、资源委员会等有关单位派人组成监督委员会，于当夜由南京至上海，召集有关工厂代表，组成上海工厂迁移联合委员会，开始着手向汉口迁移。
不过，军委会的国防作战计划和京沪警备司令部的作战指导方针，虽然都确定“先发制敌”，企图一举攻歼上海日军，但是，在京沪警备司令部公开成立时，驻在京沪两地的中国军队仅有第87师、第88师以及刚刚调至苏州的第2师补充旅（7月26日，该旅改为独立第2旅）。
而在上海市区内，仅有上海保安总团（2个团）及警察总队（约1个团）。
为加强上海警备力量，预备进行上海作战，张治中将第87、第88两个师分别集结于常熟、苏州、江阴及无锡的公路、铁路附近，作好汽车、火车运输的计划，随时迅速将部队前送上海；
同时，令独立第2旅的1个团化装为上海保安团，进驻虹口、龙华两机场，令另1个团化装为宪兵开驻松江。
同时，又调江苏保安第2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4团集结至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的防务。
这时候，上海城郊的第一期据点工事已经完成，军委会令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借设立特别市10周年纪念筑牌楼之便，掩护施工，又在市中心区各要地，构筑据点工事（主要为机枪、小炮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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