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战指导上的失误
国民政府的“最高战略指导方针”是“持久消耗战”。
陈诚在1946年10月撰写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中，曾阐明策定这一战略方针的主要理由。
他说：“我以军备不足，对有多年准备、而挟有现代化陆海空之敌，为求粉碎其速战速决之计划，以避免为其不断之攻击所歼灭，乃策定持久消耗之最高战略，一面不断消耗敌人，一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之优势。”
这一战略指导方针，从战争全局看是正确的，符合中国抗战的实际。但是，在如何达到这一战略要求的问题上，则有着不同的作战指导。
淞沪会战采取的是专守防御，实质上，是一种消极防御。蒋介石曾说过：“在湘北战争（指第一次长沙会议）以前，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取守势的”，“处处只是消极防御，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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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与战役指导上的单纯防御，导致“我国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并且，对以后战局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淞沪会战中的消极防御，主要表现为下述三点。
（一）死守阵地，硬拼消耗
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将战略上的持久寄托于战役上的持久，将消耗敌人建立在消耗自己的基础上，因而，把阵地防御看做是抗战的基本作战形式。
早在战前，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谈及尔后对日作战的战法时认为“处处设防”、“深沟高垒”和“固守不退”是“救国的要诀”。
抗战开始后，更是一再强调。1937年8月8日，他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中说：“我军能屹立如山，坚守阵地，有进无退，等到接近，冲锋肉搏……定可取得最后胜利。”
8月18日，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中，蒋介石还说：
“要多筑工事，层层布防，处处据守”，“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厚壁”，“我们要固守阵地，这是我们抗战胜利的惟一要诀。”
淞沪会战开始后，9月12日，蒋介石在致冯玉祥的电报中说：
“我军如不自动撤退，则敌军决不敢深入我军阵地，更无击退我军之勇气……只要我军官兵固守其原阵地……虽至最后之一兵一弹，必须在阵地中抗战到底，至死不渝，则最后胜利，必归于我也。”
正是在这种作战思想指导下，中国军人在宝山、罗店、大场、蕴藻浜、苏州河等各次战斗中，都是在固定战线上，同敌人进行单纯的阵地抗击战。
但是，日军在淞沪地区可充分发挥其陆、海、空的联合威力，其火力强度大大超过中国军队；
而中国军队主要靠近战武器，且其杀伤力又低于日军，所以，双方在阵地对抗时，中国军队在日军优势火力下，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伤亡极大。
罗卓英在《作战·训练余话》中说，罗店“这地方一坦平阳，没有山岭，也没有特殊的设备可资利用。连个像样的战壕也来不及修筑，勉强建立了一点简单的工事，可以说是象征性的。在日寇重炮和坦克车的疯狂攻势下，只有拿我们的血肉和他们去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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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战斗，当然消耗很大。孙元良也在回忆录中说：
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只好以数量的多（不是在短期内集中数量的优势）来补救质量以及其他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达以持久的目的。”
况且，由于参加淞沪抗战的部队大多不重视野战工事的构筑，一般仅筑一条堑壕，缺乏侧防掩体和纵深阵地，亦无掩蔽工事和伪装。
加以淞沪地区地下水位极高，掘地不及1米即渗出水来，战士立于壕中水深齐膝，不愿深挖。
总之，守军的整个防御阵地缺乏一定的韧性和稳定性，难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提高部队生存力、战斗力和迟滞、消耗敌人的作用。
日军进攻时，通常先实施1—2小时的火力准备，然后冲锋，中国军队在火力配系上，既缺乏远射的炮兵火力，又没有与正面火力相配合的侧射、斜射火力；仅有少量的重机关枪也只知在固定的暴露阵地上进行射击，而不知变换阵地，以致很快即被日军发现而加以制压、破坏。
当日军发起冲锋时，守军部队已伤亡很大，防御的火力也大大减弱，所以，阵地易被突破。
日军每日清晨开始进攻，如不能突破，则下午再攻。中国军队通常于夜间后撤一二百米，利用淞沪地区河渠纵横的有利地形重新组织防御。
在守势作战前期，在罗店及蕴藻浜地区的战斗中，第15、第21集团军等部队，每个师一般能守六七天，后撤不到1公里，但人员伤亡已经过半，于是，换一个师接防，再守六七天。
只有原西北军的第32师因重视并善于构筑工事，伤亡较小，曾坚守防线9天。
淞沪会战，就是以这种硬拼消耗以达到战役持久的战术，以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陆海空军的精华丧失殆尽的惨痛代价，消耗了日军4万余人。
这种战役上的阵地持久战术，对消耗敌人、争取时间虽然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与日军争一时一地之得失，以血肉之躯去抗击敌人的钢铁火力，从长远看，是不利于战略上的持久战的。
在淞沪会战中的实际作战指导，是与持久消耗战略不相适应的死守阵地、硬拼消耗。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应该是受到“上海是必争之地”，受了“应不惜一切牺牲来确保这个地区”的思想影响。
此举，与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的建议，也有很大关系。
早在1935年8月20日的《应付时局之建议》中，法肯豪森就认为“长江封锁（对）于中部防御最为重要，亦即为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须向前推进……至上海附近”。
“必华方寸土不肯轻弃，仿二十一二年淞沪及古北口等处成例，方能引起与长江流域有利害关系之列强取积极态度。中国苟不于起首时表示为生存而用全力奋斗之决心，列强断不起而干涉”。
淞沪会战已转入守势作战时期，法肯豪森于1937年8月29日《呈蒋委员长报告》中，还竭力强调“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并说“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据守，使敌不能前进”。
在会战前期，死守硬拼还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但至会战后期，则已全无必要。如能适时转移至后方，以加大敌人后方连络补给距离和我方回旋余地，一方面由正面阻击，一方面由侧背反击，寻敌弱点实施速战速决歼灭战，则在战略、战役上都更有利。
（二）专守一线兵力分散
强调固守正面宽广的一线阵地，在空间和时间上，就均不能集中优势兵力。
在缺乏强大预备队的情况下，为维持第一线阵地，逐次将后方部队补充于第一线，而一旦敌人突破防线，立即全线动摇。
这是淞沪会战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孙元良对此曾有非议。他不无挖苦地说：
“国军的兵力虽为日军的三倍，但从未能以多打少，攒击日军或形成包围，而是使用如小说上说的'车轮战法’；
……在上海战场实行的办法，就是当前线某一阵地的部队消耗到不能支持了，然后将调到战场不久的新部队替换上去。”
当时，第4军第59师师长韩汉英对此也作过一番相当中肯的检讨。他说：
“当第一期抗战开始，我们所采取的战略是消耗战和持久战。本来，照这战略去和敌人作战，必然是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的。
但第一期抗战的结果，我们不用讳言，事实上是失败了……就防御战来谈罢……以为防御便不计利害的死守，这实为一个大大的错误。
有了这一错误，于是便处处设营，处处防守，犯了兵家所忌的长蛇阵势，也不自知。
例如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迤逦数十里，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被打完了，跟着又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师。
这样，在士气方面，虽然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战上利害而言之，尤其在我国军事装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
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的布置，必须有重点。当时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故虽处处防守，而处处力量都感觉薄弱。结果一处被敌人击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这是失败的一因。”
通过实践，蒋介石后来也认识了这一点。1938年11月26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第二次讲话中说：
“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乃我们官长指挥能力缺乏，而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
（三）专注正面、忽视翼侧
淞沪会战开始后，为防止日军从海上迂回、在杭州湾登陆实施包围，国民政府在8月20日颁布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中规定：
“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
并成立了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以张发奎任守备区总司令，部署有4个师又1个旅。
但是，随着淞沪战场正面战线的吃紧，蒋介石置翼侧安全于不顾，先后将各师抽调至正面，以加强防线，仅以第63师少量部队及地方团队防卫几十公里的海岸线。
如此薄弱的兵力，连警戒都不够，更不要说防止敌人登陆了。
结果，日第10军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地由金山卫附近登陆，并迅速地占领了金山、松江等要点，使淞沪战场正面的中国军队，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境，不得不全线撤退。
蒋介石自己也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我军最大的挫失”。他说：
“上海开战以来，我忠勇战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于）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面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
2、希冀国际干预误战机
国家最高统帅在策定战略计划的时候，从政略上，将国际形势和外力条件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必须立足于自身，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外部力量上。
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由于寄希望于国际干预而贻误战机，最终形成溃退局面。
且不说开辟淞沪战场的决策中，就含有希望、甚至企图促使国际干预的因素在内，就是在会战进行中，有些决定也不是依据战役战斗本身的需要，而是依据国际政治的需要而作出的。
比如，在攻势作战时期，正当张治中指挥部队向日海军陆战队实施猛攻时，南京8月18日收到了美、英、法三国政府提出的将上海作为“中立区”的建议，蒋介石立即下令张治中停止攻击，这既挫伤了广大官兵的进攻势头，又给予处于劣势的日军以喘息待援的时间。
当日军攻占大场镇等地时，统帅部已无立即可调的增援部队，连长江南岸守备区和杭州湾守备的两翼侧防部队都已调至正面战线上来，蒋介石也已接受了顾祝同、陈诚等高级将领的建议，开始将淞沪战场的主力部队向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线有计划地转移；
但当获悉九国公约公议将在11月3日召开时，蒋介石不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改变决心，下令停止转移，并亲自来到前线，向师以上军官指示，要求他们“作更大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
特别是当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后，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已处于即将被包围的危境，蒋介石仍决定坚守不退，希冀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采取一种如年前国际联盟对意侵阿比西尼亚一样的惩罚行动”。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下令后撤，“蒋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
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
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委员长才于11月8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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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祝同也回忆道：
“松江、枫泾于8日失陷，沪杭路首被遮断，苏州河南岸我军只有向昆山、苏州一带后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挤，加以日机轰炸扫射，死亡不少，秩序混乱，部队长大都失去掌握。”
白崇禧回忆：
“当时，因联络困难，下达命令较迟，各部队准备不周，撤退秩序甚为混乱，是以青浦、白鹤港之线不守，乃向吴福线之既设阵地撤退。当时以受敌机日夜跟踪之威胁，各部队撤退秩序更为紊乱。”
蒋介石则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甚至退却时，部队未尽通过以前，即已将桥梁破坏，任令秩序纷扰，自相践踏拥挤。”
他又说：“苏州河退却之时，司令长官一跑，一切重要东西，都无人过问，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地图、重要计划，都被敌人拿去了。
我们自己部队没有退，桥梁先已破坏了，马匹大炮都没法搬走。敌人看破了我们的弱点，所以敢于放胆的追。
大家知道，我们上海的失败，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
广大中国官兵英勇奋战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自相践踏”、“秩序混乱”的大溃败而告终，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不能不归咎于统帅的贻误战机。
1938年2月28日，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曾作过《沪战的经过与教训》的讲话，他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略影响战略”。
他说：“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获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
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
尽管他说得很含蓄，已说出了淞沪会战损失过大，特别是最后的转移变为大溃败的主要原因及责任所在。
3、战役准备不足、作战指挥失当
会战开始前，张治中计划以“先发制敌”的手段，“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结果，却顿兵于坚固工事之下，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对此，不少人归咎于发起进攻时间晚了一天和进攻过程中，又两次暂停攻击。
应当说，这三件事对战役进程确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完不成预期任务的主要原因。
因为，当张治中8月12日调动部队作好战斗部署，准备于13日拂晓发起进攻时，日海军陆战队也已于12日夜，作好了防御部署，日军不会出现“措手不及的情况”。
而14日和18日的两次暂停进攻，虽给日军一定的喘息时间，也并未因此改变战局的基本态势。
未能消灭日海军陆战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看一下当时几位高级将领的言论，就不难得出结论。
顾祝同说：
“虽曾一度进出汇山码头，终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扩张战果，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张发奎说：
“经过数日的战斗，因为没有摧毁坚固防卫工事的火器，同时又缺乏街市战的熟练经验，我左翼的军队虽曾一度进出汇山码头，但终不能摧破敌人的整个防卫组织。”
张治中在战斗中，曾向访问他的人说：
“虹口、杨树浦一带工事坚固，进攻需相当时间，并需拼极大牺牲。因为，日本在'一·二八’以后，杨树浦、虹口已沿黄浦江一带筑成似要塞一样坚固（的工事）了。”
张在向军委会报告中说：
“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
后来，他又在回忆录中说：
击灭日军，“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而自开战以后，因为这一个条件的缺乏，以致未能达到占领全沪的目的。”
这样看来，未能达到一举“占领全沪”目的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日军防御工事坚固和中国军队缺乏攻坚的手段。
那么，既然知道日军在“一·二八”后已加强了防御工事，且筑得像要塞一样坚固，为什么战前经过长时间的侦察准备而作战计划中未制定攻坚的措施呢？
为什么只准备“遇隙突入”，而未考虑可能遇到障碍、工事呢？
由此可见，会战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有关部门对敌情、我情并不十分清楚，有的作战计划是建立在主观愿望的基础之上的。
这从蒋介石8月13日临战之前，给张治中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出问题来。电报全文如下：
“张司令官文白兄：
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备，皆须详加研讨，精益求精，不可图一时之兴，以致临时挫折，或不能如期达成目的而自馁；又须准备猛攻不落时之如何处置，以备万一。
倭寇钢筋水泥之坚强，确如要塞，十五生的（15厘米）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究能破毁否？希再研讨，与攻击计划一并详复。中正手启。”
由此可见，最高统帅部一直到发起进攻的前一天，还处于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情况下，此战焉得不殆？
适时使用战役预备队或后续兵团，在防御战役中采取攻势行动，是消灭敌人的重要手段，也是改变不利态势、从被动中争取主动、挫败敌人的攻势和稳定防御局势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
但是，战役指挥的得当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成功与失败。
当日军突破蕴藻浜防线后，为挽回颓势，统帅部及淞沪战场的指挥官们曾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攻势作战，以新到的第48军主力担任主攻，于10月21日发起反击。
可由于受固守一线阵地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没有将反击的目标指向敌军的薄弱环节或敌人的翼侧，而是采取主力对主力、反击方向对主攻方向的硬顶硬的战术，将第48军使用在日军正以4个师团的全力向蕴藻浜实行突破的正面上，以致遭到惨败。
我军数万新生力量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伤亡近半，不仅未能歼灭突破防线的敌人、稳定防线；相反地，随着第48军的败退，整个战线发生动摇，而日军跟踪包围了大场镇，致防御局势更为严峻。
假如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于第21集团军方向上，向日军的薄弱阵地发起攻势，则日军侧背受到威胁，减轻日军正面攻击对我方的压力，或者不至遭受这么大的损失，甚至也可能暂时稳住防线。
4、后勤保障能力差、影响部队战斗力
人类自有战争以来，就有了为战争提供物质资源的后勤保障活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后勤，是提供物质手段，有组织地保障部队的作战。用军事术语来说，就是建立武装部队并保持保障其需要，目的是使其具有最大的持续战斗力”。
陈诚在淞沪会战的所失中说：
“大兵团在一个狭小的地区作阵地战，后方的支持关系最为重大，诸如给养弹药的补充，战地伤兵、难民的医护、收容与管理，都是后方极重要的作业。
而淞沪会战中，前线官兵竟有几个月不发饷，几天得不到饮食的怪事，而伤病军民辗转道途，无法治疗，尤属触目皆是。
大军转移的时候，沿途遗弃的粮秣、弹药、武器、汽油等，随处可见，这些现象，充分暴露我们后方没有支持前方大兵团作战的能力”。
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也说：
“我们事前对于携带干粮毫无准备，饼干没有，罐头没有，那就不要说了，就连面包也没有。
吃什么东西呢？还是吃大米饭。怎么做法？散兵线后头，近了不能做，远了做好送到前方全都凉了，凉饭一吃就病。
今天的飞机，敌人全是低飞，除了轰炸就是用机关枪扫射，它看见你哪里一冒火，它就来扫射，伙夫没有办法做饭，若打死几个那就更没办法了。
实在说起来，前头的队伍，连官带兵有一多半，是饿得不能打仗”。
这样的后勤保障，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部队的士气、战斗力。毛泽东曾指出：
“对于现代化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从战争的客观规律上讲，战争一旦失去后勤保障，战争的有生力量即军队，就失去了衣、食、住、行这些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也就失去了赖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物质手段。”
“后勤保障对战争全局来说，不仅带有全局的性质，而且对战争全局的各个方面及各个阶段，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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