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军校隶北洋政府陆军部辖，其办学经费由陆军部常年教育费列支。由此可见，这是官办的军事教育，其毕业生分配由北洋政府主持。从办学初期及至中期，其毕业生基本按需要分配到某省某部队任职。其执行的规制如同向全国各地招生一样，实施全国各省交叉分配。以第一期毕业分配为例，袁世凯非常重视保定军校第一批毕业生，他派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及北京陆军模范团团附陈光远来保定军校，挑选毕业生二百多人补充模范团后，与北洋军各师中所挑选的官长、目兵合编成队，作为准备扩编队伍的基础。当时北洋军挑选毕业学生的标准是，籍贯要挑选黄河流域各省区的，没有在革命军队任过职的。当然，未选上的人也可以报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军阀战争的演变，各地封建武装割据的军阀开始产生为自己培养军事人才的意向。他们向陆军部疏通各种关系，力争将本省籍学生分回本省部队任职。有的军阀在学生入入学时就已锁定部分学生毕业回归的目标，还有的军阀在学期间向部分学生及家庭提供一些费用，促使其毕业后返回原籍工作。特别是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山西等贫困省份的学生，毕业生均回原籍工作。
至保定军校第七、八、九期时，因补充生源的各地陆军小学陆军中学相继停办，保定军校只能从地方上的初中、高中生招收生源。这样一来，亦打破了国家统一分配制度，毕业生有了选择部队的余地。如八期生陈诚(返回浙江部队)、马法五(到直系部队任职)、杨钟(到江西蔡成勋部任职)等自己选择去处。九期生张寿龄、张克侠、何基沣、董振堂、边章五、王藩庆等人，不愿到原分配的山西晋军、东北奉军中任职，他们认为冯玉样的军队民众口碑好，愿意投往，而王藩庆的胞兄王都庆时任湖北陆军七师师长，他亦投往胞兄处任职。
保定军校毕业证
当年保定军校毕业生的出路，主要有两种:一是到各省军阀部队任职；二是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而以前者占绝对多数。
毕业生投各省军阀的，因为受到地方军事学校出身的旧军官和行伍出身的军官的排挤，民初十年间(1921年以前)，除两广、川、黔、两湖各省情况较好外，其余很难发展。如浙江，自1914年至1920年先后毕业分发回籍服务的保定军校毕业生，总数达200余人，而原来由浙江武备学堂、讲武堂等毕业学生己有好几百人，他们自恃资格老，看不起保定军校生。其中尤以讲武堂生为中坚，掌握了地方军事实权，不欢迎新来者插足。这确是当时新旧军人的一个矛盾。
随着军阀混战甚嚣尘上，封建军阀为拉山头扩充实力，纷纷出资保送学生入学，成为定向培养生。如阎锡山晋军中的王志德、龙进生、徐济堂等人，东北奉军中的韩风舞、李怒培、袁庆泽、刘多荃、王以哲、周福成等人。刘多荃与晋军商振为干亲，商振示意他毕业后到自己部队任职，但刘还是回了奉军。保定军校生从初期到九期结束，基本是为各地军阀及军阀战争服务的工具，因而有的还未毕业，地方军阀就已经向他们许以高官厚禄，例如川军的刘文辉、邓锡侯、孙震，晋军的王靖国、周玳、赵承绶、李生达，奉军的李振唐、董英斌，桂系的陶钧、俞作柏、黄绍竑、胡宗铎，湘军的陶峙岳、欧阳义、何键、李觉等。
按陆军部章程规定:保定军校毕业生经半年入伍实习后下到基层部队，一般授衔少尉、中尉即副排长、排长、副连长。但以上这些人则不同，他们到达部队后即任副连长、连长、副营长。有的甚至任营长、团参谋长、旅参谋处长等。其职显然高于陆军部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高官厚禄。
南下参加革命的保定军校生，早在二次革命和云南起义南方各省反对洪宪时期，已有一部分人参加。保定军校创办初期，孙中山为革命事业需要，曾提前召唤在校生返籍参加革命斗争。如陈铭枢、季方、刘文岛、王懋功、薛岳、龚浩、李尚庸等人。以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需要大批军事干部，曾派吕超、李宗璜到上海吸收保定军校生，参加者很多。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
1924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又派邓演达到上海招收保定同学。其时在上海有“陆军四校同学会”的组织(四校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陆军中学、陆军预备学校、陆军小学)，同学会通讯处设于霞飞路(今淮海路)宝康里保定军校毕业生吴本景家中。南下广东的，大都由四校同学会介绍。其中有因志愿革命而往，也有在原籍不得志去广东寻求出路的。如先后由浙江转沪去广东的有陈焯、王文翰、蔡忠笏、金灿、陈诚等。以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被蒋介石所利用。
总之，保定军校生的分配制度因时局所限，时隐时现，不能一概而终。在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年代，北洋政府陆军部的章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这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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