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三方面军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自湘桂黔地区出动，负责接收最富庶的沪宁沿线地区，同时兼有对日受降的任务，编号为“第七受降区”。在“五子登科”大发劫收财的军政大员中，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无疑捞了个美差，旋于9月8日飞抵上海。
（汤恩伯到达上海）
此时第三方面军的两位副司令官，分别是黄埔一期的张雪中和郑洞国，该方面军1944年12月底组建时，副司令官曾为霍揆彰和张雪中。
不久霍揆彰奉调入陆军大学进修，乃由“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接任，彼时中国远征军的建制已经撤销，远征军的将领们总得重新“安排工作”。
长话短说，汤司令官在上海周边地区的“接收”，赚得盆满钵满，自然免不了给何应钦等大员各种孝敬，加之抢先控制沪宁沿线有功，阻挡了新四军进入华东各大城市的脚步，遂于次年2月晋升“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汤恩伯挂了十年的二颗星，总算加了一颗，年底方面军建制撤销，遂改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从全面抗战爆发算起，这已经是汤恩伯的第六个正式高级军职，而其职务的变迁颇具代表性。
认真解读这十大职务，非常有助于历史爱好者们，完全读懂民国军队五花八门的军队编制。
（1946年才挂三颗星）
一、1935年3月 第13军军长
汤恩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直到1926年才回国，并非黄埔系的早期班底，最初加入的也是北洋军中的杂牌“浙军”，毕竟浙军重要将领陈仪，与其乃是亦师亦父的关系，毕业投效情理之中。
北伐军向江浙推进的1927年秋，陈仪宣布反正，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被任命为第19军军长，汤恩伯当然也摇身一变，从北洋军变成了北伐军，时任第19军中校副团长。
应该说，彼时黄埔校长对家乡的“浙军”还是另眼相看的，所以陈仪、林蔚等人颇受重用。在陈仪的举荐下，汤恩伯不久调任北伐军总司令部中校作战参谋、作战科长等职务，近水楼台，终于引起了校长的注意。
1928年，汤恩伯升任中央军校学员队“上校大队长”，年底再晋少将教育长。中央军校是为黄埔迁移而来，所以汤司令喊一声“校长”并不算出圈，当然他不是校长的学生，而是军校的教官阶级。
换句话说，尽管汤恩伯这一时期没有带兵，但成功地混进了“嫡系”军官群体，同时衔级晋升很快，1930年前后，以中央军校毕业生为班底，组建样板部队“教导师”，汤恩伯出任教导第2师第1旅少将旅长，首度执掌兵权。
中原大战以后，汤恩伯不断受到重用，历任第2师、第89师和第4师中将师长等职，这些部队均为中央军嫡系，标志着汤恩伯俨然成为黄埔系军队的骨干将领，严格划分的话，属于黄埔系军官团中的“士官系”。
1935年军衔整理，汤恩伯叙任陆军中将，并升任第13军军长，在之前的军队整编过程中，“军级”番号保留的不多，多为“路军”和师级部队，可见汤恩伯还是比较得宠的，不久调往华北参增援傅作义的“绥远抗战”。
（陈仪）
二、1937年9月 第20军团长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汤部成为中央军在华北战场的绝对主力，第13军血战南口，全军伤亡45%，毙日寇近3000，汤恩伯也一战成名，遂于1937年9月再获晋升，出任以该军为基干升格而来的“第20军团”之军团长。
“军团”这级编制，是抗战爆发以后的产物，普遍以资深军长率一、二个军加配属部队组成，属于基本战役军团，而第20军团居然下辖三个军（第13军、第52军、第85军），共五个师6万人，可见嫡系和杂牌的待遇那是不一样的。
台儿庄战役期间，该军团临时还指挥了新调来的第75军，使其兵力达到四个军8万余人。该说不说，甭管汤军团长怎样猾头，如何不听李宗仁的招呼，但装备最好的第20军团，仍然是取得台儿庄大捷的主力。
（第五战区主要将领）
三、1938年6月 第31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初期“边打边整理”的阶段，军委会逐渐取消了“路军”、“兵团”、“军团”高级建制，决以集团军为基本战役兵团，因此第20军团在武汉会战之前，正式扩编为第31集团军，汤军团长也变成了汤总司令。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中央军留在黄河两岸的部队寥寥无几，因此第31集团军倍受重视，曾辖第13军、第52军、第92军和第98军，并一度接受重庆军委会的直接指挥，至1940年，汤恩伯还有了自己的地盘：升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
这块地盘不算很大，然而汤恩伯总算得到了拥有军政全权的辖区，不仅政治地位上升，也为其大肆扩军提供了便利。至1941年底，汤系部队已多达四个集团军的番号，标志着中央军一个新派系的崛起。
（第31集团军总司令）
四、1942年1月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囿于只是陆军中将衔，因此在卫立煌去职后，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是陆军二级上将蒋鼎文，汤恩伯只能屈居副司令长官，但却掌握着该战区大部分正规军，后面又有校长撑腰，自然不大服气蒋鼎文。
而且汤恩伯仍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获准在河南叶县单独设立“副长官部”，干脆不跟蒋鼎文合署办公，后者亦无可奈何。此时汤副司令长官直接控制的部队，已达40万大军，跻身“陈胡汤”三大军事集团之列。
正副司令长官之间的不和，加之汤恩伯又沦为天天朝重庆送礼的政客，第一战区武备松弛，黄河防线形同虚设，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后，第一战区在豫中会战中，37天连失38座城，蒋、汤随溃兵狼狈逃往豫西。
豫中惨败震动朝野，校长大怒之下，把蒋鼎文和汤恩伯双双撤职，这也是汤恩伯首次吃瘪。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五、1945年3月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
毕竟是嫡系，在校长的心目中还算能打，因此汤恩伯仅仅半年以后便被起复，1944年11月出任“黔桂边区总司令”，率领从各地抽调的部队，向突入贵州的日军发起反击，先后参与了桂柳追击作战和湘西会战。
这个职务跟之前的“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相似，都属于战区以下“临时性地区总指挥”。西南战场略稳后的1945年春，陆军总司令部整理部队编成四个方面军，之前戴罪立功的汤恩伯，出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算是“官复原级”。
“方面军”理论上辖二个左右的集团军，或者直接指挥四到六个军，其级别略低于大型战区，但又明显高于集团军，因此笔者一直强调，它属于“副战区级”的建制，且存在时间较短。
（桂柳追击作战期间）
六、1946年 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1945年底以后，原各大战区也纷纷改制为“绥靖公署”，故而汤恩伯在沪宁受降完毕后，1946年2月调任以三战区改编的“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仍兼京沪卫戍区总司令），这充分说明，汤恩伯之前的三个职务（两个边区总司令、方面军司令官）确属副战区职。
徐州绥署副主任汤恩伯，同时兼任长江北岸的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指挥机关由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缩编而成，顺便说一句，正是由于汤恩伯曾长期担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职，至蒋家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才奉命顽抗于长江下游地区。
绥靖区普遍是由抗战时期的“集团军”改制而来，不过最初组建的几个绥区级别稍高，多以“方面军”缩编组建，比如汤恩伯第一绥区、王耀武第二绥区等等，考虑到方面军司令官的级别，这二人职务其实都比较特殊。
（方面军司令官们）
七、1946年7月 陆军副总司令
1946年7月，加上将衔的汤恩伯再升一格，升任陆军副总司令兼临沂指挥所主任，奉命率大军进攻山东，1947年3月再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官（解放战争初期的超大型兵团），下辖八个整编师20余万人。
结果两个月后就遭到当头一棒，孟良崮战役整编第74师全军覆灭，校长震怒之余，将汤恩伯“撤职查办”。不过只闲居了两个来月，便又再次起复，专任陆军副总司令，并在顾祝同坐镇徐州期间，一度代理陆军总司令职务。
八、1948年8月 衢州绥靖公署主任
1948年5月，衢州绥靖公署主任、粤系将领余汉谋，接替顾祝同（晋升参谋总长）担任陆军总司令，而衔级差了半格的汤恩伯，则调任余汉谋的遗职，跑到浙江就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负责练兵和维持治安。
虽然兵权不重，但这意味着，汤恩伯已经步入“战区正职”行列，恩宠不衰。淮海战役打响后，震动长江南岸的沪宁沿线，面对江防的吃紧，校长决定以衢州绥署为班底，于12月成立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自然是汤恩伯。
（汤系大将王仲廉）
九、1949年1月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三大战役全部结束后，校长下野已成定局，跑回老家之前紧急签署了两道重要命令，其一是对陈诚起复的任命，其二便是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升格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仍以汤恩伯为总司令。
实际上，这个警备总司令部已经与曾经的东北、华北、徐州几个“剿总”，实现了平级，级别高于战区等同于行营和行辕，之所以名称不一样，只因为防区在大后方而已。
因此在长江防线上，汤恩伯集团和“华中剿总”的白崇禧集团级别对等，是互不隶属的关系，汤恩伯当然直接听命于溪口。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十、“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李宗仁上台后为了和谈，将残余的“剿总”和行营，均改名为“某地军政长官公署”，大致有西北、西南、华南和东南这几个，其中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于1949年8月，已经是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战略追击阶段。
按汤恩伯的原任职务，是有资格出任东南军政长官的，但是跟陈诚相比，无论是军衔还是受宠程度，都差了那么几丢丢，另外汤总司令在闽浙战场一败再败，校长实在对其丧失了信心。
因此只任命为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这个职务很是不伦不类，也标志着汤恩伯彻底失宠的开始，当年10月底逃台，虽然晋任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但已经失去了兵权被挂了起来。
1955年汤恩伯卒于日本，校长给面子，追晋陆军二级上将，总算不是“加上将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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