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 蒨 版权所有
我的父亲，开国中将刘忠与雅安这座美丽的城市有过三次奇妙的缘，其中两次是在他的生前，一次是在他去世之后。
我父亲是福建闽西客家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从小受尽了地主恶霸的欺压。1927年 “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经老家福建省上杭县，父亲参加了农民协会，走上革命的道路。从1928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红军，到他病逝的的74年中，父亲在建国前紧紧地跟随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解放后又奉命创建我军的军事院校，培育我军高级指挥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我军高等院校做出了重要贡献。
父亲第一次与雅安的缘发生在中央红军长征的路上。那是在1935年5月，中央红军被国民党围追堵截，来到大渡河，决定在安顺场和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这是长征中非常重要的一关。当时国民党说：共军走了太平天国石达开之路，妄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的南岸。
1934年6月，长征出发前，父亲调任中央红军一军团的侦察科长，他奉命率领着侦察部队一直走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最前面，是长征先锋中的先锋。到了安顺场一带，父亲奉命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那里去接受抢渡大渡河的钳制任务。为了顺利渡过大渡河，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红军立即分成两路纵队行动：一部是由左权参谋长为纵队司令员、刘亚楼同志为政委，以一军团的五团三营，和我父亲率领的二师侦察连、军团便衣侦察队组成的右路纵队。右路纵队需先行出发，经西康省（今为四川省雅安地区）越西城、晒经关，抢占大渡河富林对岸的大树堡。并要在大树堡佯装准备渡河，造成进攻雅安的假象来钳制和调动大渡河北岸上游的防御之敌（刘文辉部），以减轻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在安顺场、泸定桥通过大渡河的压力。另一部是以刘伯承总参谋长为先遣纵队司令员、聂荣臻同志为政委的左路纵队(主力部队），经冕宁县向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前进，强渡大渡河和泸定桥，“彝海结盟”的故事就发生在左路纵队过彝民区的路上。
今日安顺场红军渡
父亲奉命率领侦察部队走在右路纵队的最前面，于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到达了泸沽。通过侦察发现，从泸沽到越西，必须经过小相岭的一个险要隘口，但小相岭的路已经被川军挖断了，敌人在隘口树起了一个吊桥，还有一排匪兵把守着，右路纵队无法通过。如果绕道，将无法按时完成佯攻钳制任务。五月十八日，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位采药老人同意带路。任务紧迫，父亲立即亲自带领便衣侦察队副队长范昌标，率十个战士，由采药老人带着他们翻山钻沟，攀登峭壁，绕到了小相岭隘口吊桥的敌排哨的附近。当时看清了敌人正在哨棚内打牌，仅有一个哨兵在值守吊桥，父亲下令立即行动！范昌标一马当先指挥两个战士捕捉了守桥的哨兵，一班长陈胜忠也带队冲进敌哨棚，大声喊道：“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他先缴枪支，后捉俘虏，并命令敌排长放下了吊桥。左权参谋长、刘亚楼政委率右路纵队得以顺利从吊桥上通过。这时，哨棚内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是越西城打来的电话。父亲不让接听，怕暴露我军的行动。越西城的守敌是刘文辉的一个营，见哨棚未接电话，估计已被红军占领，就放弃了越西城，向富林逃去。
今日小相岭
过了小相岭，右路纵队迅速向越西城前进，于当日下午二时进占了越西城。父亲率便衣侦察队一进城就先到县衙查看，发现越西县长和机关人员都逃走了，只有彝务科还有人。父亲问彝务科长，你为什么不走？他回答说：“我在管犯人，关在监狱内的都是野人，不能离开。”父亲很奇怪怎么有野人，就叫他带去看看。彝务科长让人带父亲来到监牢门口，一看里面关押着六百多个彝民，个个都扣上了铁脚圈子。这些彝人很多没有穿衣服，仅下体有一块遮羞布；有的背上披着一块布，头上扎着黑布巾。他们的胡子、头发很长，黑暗中只见一双双眼睛又圆又大。彝人们讲的话父亲听不懂，有人翻译说，他们是彝族人，因受大汉族压迫，被迫轮流来监狱做质押的。父亲立即将此情况报告了左参谋长和刘政委。左参谋长说，这些彝族人是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压迫的少数民族，我们一定要解救他们。于是父亲随着左参谋长又来到县衙，左参谋长对被关押的彝民代表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工农红军是要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反动政府的。请你们告诉彝族兄弟，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红军今天释放你们，请遵守一条，汉族、彝族的穷人都是阶级兄弟，都是民族兄弟，都是受压迫的劳苦人民。我们要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反动政府！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对压迫你们的大汉族主义。你们看好吗？”彝族代表们满口答应说：“彝族人民坚决拥护这个主张，只要释放我们，一定照办。”下午四时，彝务科打开牢门释放了他们。当打开彝民们的铁脚圈后，他们一窝蜂的跑了出来，兴高采烈地跑回了他们的家乡。
第二天拂晓，红军通过彝民区时，沿途的彝民夹道热烈欢迎！许多年轻的彝民背着梭镖、大刀跟着部队一同前进，有的还帮红军炊事员挑担子、背铜锅。彝民的头目也随着红军一起走，刚走到甘洛就追上了从越西城逃跑的国民党军队。红军立即发起战斗猛追敌人，彝民群众也勇敢地和红军一起追敌，把敌人全歼了。战斗结束后，红军还将缴获敌人的枪，送给了彝民一部分。当即就有彝族同胞自愿参加了红军，彝民兄弟这才与红军依依惜别。
右路纵队继续北进前往大树堡。当年从晒经关到大树堡很险要，仅有一条路，还要通过一个要隘，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大树堡的敌人派了一个班控制此地。在途中，父亲他们突然与富林的敌人派来的便衣队十余人遭遇，幸好侦察部队已经化装成川军未被识破。父亲让小相岭俘虏来的川军排长和他们讲四川话，敌人以为是自己人就带着父亲的侦察部队向大树堡前进，结果是一枪未放就夺占了晒经关和大树堡两个隘口。在大树堡渡口侦察部队歼敌一个连，还抢夺到两只渡船，顺利占领了大树堡渡口。左参谋长、刘政委到了大树堡后，立即察看渡河点，并下令积极收集木材造船，佯言要北渡攻取雅安。右路纵队的佯攻动作做得非常好，把四川军阀刘文辉吓坏了，慌忙调兵到富林镇防御。这样，安顺场、泸定桥北岸守备的敌人没有再增加兵力且减少了注意力，右路纵队为红一团在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和红四团迅速抢占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忠军长率62军通过雅安文辉桥
父亲第二次与雅安的缘是在1950年。这一次再来到雅安他已经不是当年率领红一军团侦察科佯攻雅安的科长了，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二军的军长。这次故地重游，父亲想起当年红军长征中被国民党围追堵截的艰难，感慨良多。
相距仅仅十五年，却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父亲长征经过此地时，在国民党心中可谓是“流寇”，现在成为令国民党闻风丧胆的人民子弟兵六十二军“雄师”。
雅安解放照片
父亲的回忆录中关于这次雅安之行是这样写的：“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我和廖志高政委率领六十二军一八五师的五五五团、军直属队一部由广汉、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崃、名山于二月一日进到雅安——西康省会。继而军直整个机关、一八五师、一八六师、军骑兵团，分别由成都地区出发，均沿川康公路开进，于二月十三日，先后到达雅安，接着就解放了芦山、天全、荣经等县，解除了西康省会雅安国民党保安团武装，因为他名为起义，实际上勾结土匪向我军骚扰。三月十九日，我一八六师五五六团向康定进军，二十二日，进占泸定，并控制了泸定桥，俘敌一部。该团当日除留一个营守备泸定桥外，其余继续前进。二十四日解放了康定。我一八四师与云南兄弟部队配合参加西昌战役。该师于三月十二日由温江出发，沿乐西公路疾进，二十日进至峨眉山边之金河口与敌三三五师警戒部队接触，将敌击退，二十三日进占富林镇，二十四日在当地群众支援下，强渡大渡河，敌不敢应战，望风而逃，该师即跟踪追击。三月二十七日解放西昌。在西昌战役中，我一八四师共歼敌西南长官公署、六十九军、二十七军、三三五师、冕宁、雅安的联防部队等七千余人，缴获山炮一门，八二迫击炮十一门，火箭筒两具、重机枪二十八挺，长短枪二千四百一十一支。至此，西康全境宣告解放。我军工作中心转向清剿土匪，镇压叛乱，协同地方工作人员开展建设西康的工作。”
刘忠军长与起义的原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握手
在此期间，父亲又和他长征时的老对手戏剧性的相遇了。在我各路大军向成都逼近时，国民党二十四军的军长刘文辉，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宣布起义。国民党的二十四军，是一个具有三十年的反动历史，是四川的军阀部队之一。军官全是从刘文辉的亲友、师生、叔侄关系中培植起来的，是当地的地主封建势力。在我军粉碎蒋介石残匪流窜西康的斗争中，刘文辉起了些作用。一九五○年二月，62军大部入西康后，将该起义部队由雅安地区调至川西的大邑一带进行改造溶编。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起义部队国民党二十四军，正式合并给六十二军。
父亲第二次在雅安仅仅停留了几个月。一九五零年六月中旬，中央军委命令我父亲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父亲于一九五零年七月上旬前往成都北教场到职，离开了雅安。虽然这一次父亲仅仅在雅安几个月，但是在工作中重游了长征故地，且率领六十二军胜利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解放西康的重要历史使命。
父亲的第三次与雅安的缘竟然是在他逝世十四年后。2015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CCTV6）考虑拍摄一部关于我父亲的影片来与我们商量。我们觉得父亲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采用，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经过家里商讨，最后决定拍摄他长征时期的故事。因为父亲是走在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前面的红一军团侦察科长，是长征先锋中的先锋。
父亲逝世时由军委认定的生平对他长征阶段是这样评价的：“刘忠同志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前夕他被调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出色完成了长征出发的侦察任务。长征中，他率领军团侦察部队深入敌战区，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探寻前进道路，及时、准确的获取有关情报，引导和保障中央红军突破敌四道封锁线，抢渡乌江，巧取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通过大草地，突破腊子口，攻夺吴起镇等，受到党中央和红一军团领导的称赞，被誉为长征“尖兵”。”
可是问题又来了，长征途中经历了那么多，到底应该拍哪段呢？我们又陷入迷茫中。我对编剧肖莫庸老师说：“你来定吧！”肖老师真不愧是个有经验的编剧，他在读完了我父亲的回忆录后，选择了1935年5月红军为了强渡大渡河、泸定桥，父亲与右路纵队在大渡河上游大树堡佯攻雅安、吸引国民党刘文辉部的这段故事。后来，我才发现父亲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文章，曾多次刊登在《星火燎原》《红军长征记》等书中。
2015年，在雅安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在三鸿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不懈努力下，在张馨导演的创作下，一部反映我父亲长征尖兵的电影《绝地先锋》就这样诞生了！
刘忠将军长征电影场《绝地先锋》主创人员在石棉拍摄现场合影
2017年7月26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央视电影频道在黄金时段首播《绝地先锋》，并获得当日收视率全国第二和许多观众的好评。
人的一生，有很多的巧合，冥冥之中这也许就是父亲与雅安生前还未尽的缘，通过拍摄《绝地先锋》这部影片，父亲与雅安第三次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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