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罗志才(1908年 )江西瑞金县人。中共党员。曾任瑞金县工会常委、苏维埃政府常委、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游击队妇女连长等职。解放后任瑞金县保育院院长。
我曾在中央直属县——瑞金县，担任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
1930年秋末冬初，瑞金县城失陷，县委和县苏维埃被迫迁往离城五十里的大山——兰崇。
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都是贫雇农出身，家境贫苦，乡村政府的经费也很困难，同志们的生活都很艰苦，大家都是自带衣衫、鞋袜来革命的。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内衣外套之分，每人只有一两件换洗衣裳，贴肉褂子都是大洞小洞，补了又补， 一件衣服就象俗话说的“千块布条半斤线”,大家都叫它是“萝卜丝”、 “豆角衫”。
一首民歌很形象地描绘了我们当时的艰苦生活状况：
睡露天，野地眠，地当床，柴当枕，
卧草堆，盖簧衣，霜雪打，风雨淋；
玩腰带，捆箩绳，烂布块，当面巾；
锯竹兜，当面盆，篾骨火，当夜灯。
我当时就只有一件面衫，两件贴肉褂子，周转不过来，只好晚上洗，白天穿。刚进山时战斗频繁，来不及及时换洗，有时一连穿上十天才换洗一次。
有一次部队正在休整，我利用傍晚时分，独自一人在小溪边洗衣衫，抬头一望，突然发现白旗在半里外飘飘滚动， 一队白匪正向我扑来，为首的白匪远远见我，杀声连天，边跑边叫：“不准动!”“别跑，你跑我开枪了!”
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哪里还顾得了洗衣，当时带走又不方便，况且会留下滴水痕迹，慌忙中只好把湿衣塞进溪岩里，拔腿就跑。
我一跑，敌人也紧紧跟上来了，我钴进丛林，急中生智，把脚上的一只鞋丢在西边路口上。拐了个弯，向东走去，愚蠢的敌人果然蜂拥向西追赶，甩掉了敌人，我又借着月光，冒着刺骨的寒风往回走，把湿衣服找了回来，这时我已经冻得浑身发抖了。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我们谁也没有气馁，大家都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时机一到，我们就抓住机会狠狠地打击敌人，从敌人的手里夺取衣服、布匹，来装备自己。
一天中午，群众给县委送来消息：敌人今晚将经过兰崇把一批布匹偷运到四都去。县委认为，为了打击敌人，也为了装备自己，不应错过这一时机，当时就决定截击这股匪兵。
十点光景，远远传来喧嚷的人声，仔细一看，果然大队人马，手提肩挑浩浩荡荡奔来。游击队按照原定计划，截住了敌人去路。敌兵猛烈地向我方扫射，有两位同志不幸倒了下去，献出宝贵生命。其他的同志也有的挂了花，我自己的帽子和衣袖也射开了几个弹洞。为了珍惜子弹，我们一直忍着不放枪敌人以为我们只有梭镖，更为嚣张，气势凶猛地扑来。
双方距离二三百步时，我们才开火，敌人伤亡一大片。那些挑夫见势不妙，乘机弃布逃走。敌兵挨打后，把布匹丢在一边，象散了群的鸭子往山上乱窜，十一挑布匹，十余挑鸡鸭，成了我们的胜利品。
从敌人手上夺来布匹是一件大喜事，可是要把它变成衣服，还有不少困难。
一是工具不全。山上只有三架缝纫机，而且机件不全，缺这少那。又没有车线(当时叫洋线)、纽扣；
二是布少人多。我们苏维埃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共三百多人，每人只有一二件破衣烂衫，做三百多套衫裤起码要四千尺至四千五百尺布，而眼前只有三千多尺，怎么办?
经大家研究，决定自己动手，用以旧代新，节约用布等办法克服困难。
裁衣没有桌面，我们就从深山里找来几块四四方方的大青石，用水洗净擦干就成了漂亮的缝衣台、没有车线，我们就自己纺线，把两根单棉线行成一根又白又嫩的车线。没有骨扣和化学扣子，就组织家属在附近的队员四处收买铜钱。
不到几天工夫，收上半箩筐，我们就用四方眼铜钱蒙上布当扣子，这种扣子经久耐用。
为了节约用布， 一律都做成对襟褂子和便衣裤。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也和大家一样，没有半点特殊。衣服除了正身用新布外，托肩、缝边、口袋一概用旧布，特别是裤头， 一律用旧布代替。
大家宁愿自己穿单盖薄，把烂衣烂裤捐献出来，交给公家统一使用。这样新旧布结合使用，每套衣裤能节约出三、四尺布，新布不够的困难就解决了。
剩下的碎布条布头，我们也舍不得丢掉，它是打草鞋的好原料。当时养成一种“寸布不闲，分纱必用”的风气。
做衣时，男女老少都参加了。三架缝纫机专门负责车衫裤的正身，其他如缝边、拆边、缝口袋、钉扣子等，都由我们自己动手。没有战斗时，除了放哨人员外，大家都坐在丛林里或山崖上缝衣， 一旦发现敌人，哨声一响，大家收起布，拿起枪投入战斗，打完仗又继续干。
尽管有些男同志笨手笨脚，缝得疏密不匀，甚至刺破手指，但大家都是乐呵呵的。就这样，我们在十八天内，赶制出三百多套新衣。
1933年，国民党蒋介石对苏区的军事，政治“围剿”和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敌人妄图困死我们、消灭我们，切断我们和白区交易，严禁白区食盐进入苏区。
当时苏区境内不产盐，吃盐成了最大困难。这年冬天，市场上根本见不到食盐，吃盐比吃山珍海味还困难万倍。
为了克服吃盐的困难，我们领导工农群众，成立熬盐合作社，到处把年久的壁土、尿土、放过盐的土挖出来，熬硝盐。有硝盐吃，还算好的。即使是这种又苦又涩的硝盐也不够供应，我们只好实行八人一菜， 一餐一菜。并采用以醋代盐，或以醋盐并举的办法来缓和盐的紧张。
不少干部生疮生病，特别烂脚风行。尽管生活如此艰苦，我们没有一句怨言怪话。
一天，我正在房内办公，县苏维埃主席危辉春同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地走了进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用报纸包得结结实实的东西，带笑对我说： “红军打下筠门岭时，从敌人那里缴获了食盐，红军政治部昨天特地送来五斤给我们。”
我听了以后，心情非常激动。稍停片刻，他又说： “这批盐，不够公开分配，我看你吃硝盐生了满身黄疮，身体也拖得不象样了，和县委商量过，决定给你五两，解决眼前困难，请你收下。”
我接过纸包打开一看，白花花的盐粒多好看啊!我当时兴奋得流出了泪花，心想：“五两盐，在过去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可是现在却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呀!特别是县委书记亲自批准，县苏维埃主席亲自送上门来，这说明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我们妇女干部是多么的关怀与照顾。虽然数量不多但意义却非常大。”
我本想收下，可是一想又觉得不能收，因为现在红军吃盐也相当困难，他们天天在前方和敌人打仗，没有充沛的精力是不能冲锋陷阵，打赢敌人的，我们虽也艰苦，但比起他们来总要好些，我怎能吃红军的盐呢?
应该让红军战士多吃一粒盐，多增一分力气，多杀几个敌人。
对，就是这样!主意一定，我就对危主席说：“危主席，盐是宝中之宝，红军来得不易，还是送给红军吃吧!”
危主席以为我是客气，又再三再四解释，说明这是组织上照顾我，
我说： “危主席，谢谢领导上的关心，盐我是决定不要，麻烦你带回去吧!请你转告红军，我看见了盐，就等于吃上了盐!”
危主席很为难地说：“我既然带来了，你还是收下吧!再说，数量又不多。”
我忙把盐包塞回危主席口袋，危主席一手挡住我， 一手按住口袋，坚决要我收下。
我严肃地要求他说：“危主席，请你别特殊照顾我，全苏区的人民都没有盐吃，为什么我就不能过下去呢?我是受苦出身，我一定要和大家一样吃苦，渡过这艰难的日子。”
危主席知道我的脾气，就不再勉强我了，于是改变了口气说：“志才同志，你能艰苦奋斗，克服困难，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不放心，担心你再吃硝盐，身体会垮下去。”
我一听危主席这样说，就向他保证： “危主席，我们要在艰难里锻炼自己，越苦越能把自己锻炼成英雄好汉，吃得苦中苦，才能干革命，请你放心吧!”
于是危主席就愉快地同意了，说： “好吧!你实在不愿接受，我也不勉强了，我带回去吧!”
1934年冬，主力红军已经北上抗日去了，我被留下来打游击，活动在九堡一带。我们游击队的行李很简单：每人一床被毯，两三套换洗衣服， 一斤多硝盐。
在当时来说，盐，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为了保护好硝盐，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即用茅竹做成盐筒，配上盖子，这样，即使过河，淋雨，也不至于毁损掉盐。
竹筒上拴上绳子，吊在身后，晚上睡觉时，不是放在身边，就是拿来做枕头， 一觉醒来， 一定要摸摸自己的盐筒，生怕丢掉。
一天，我们游击队在寮背坑被国民党反动军队跟上了。当时，敌我之间不仅人数悬殊很大，武器也比不了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避免不必要的损失，队长决定撤退，甩掉敌人的追击。
我是个小脚女人，行走困难，加上行装负担，就更走不动了。因此，决定丢行装，盐是不能丢的，只好把衣服，被毯丢掉。尽管我轻装了，然而敌人还是比我走得快，眼看就要被敌人追上了，不幸前面又遇到一条山涧挡住去路，前面有山涧，后面有追兵，真使人心焦火急啊!
不跳过涧去就要被敌人生擒。要跳涧，还得轻装，然而身上剩下的只有盐和枪弹了。怎么办?丢枪?这是革命的本钱，革命者没有了枪就等于没有了生命，枪是不能丢的。因而只好忍痛丢盐了。最后才跳过山涧，在同志们的拖护下，脱了险。
晚上，我们在约定地点汇合了。当时一检查，有好几个人丢掉了盐。十点钟左右，我们估计敌人的伏兵已撤，便决定出发找盐。
这天晚上正遇上狂风暴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大，树木茂密、峰高，加上这个地方地形又不熟，真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想到草命的胜利，想到要粉碎敌人的围剿与封锁，便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盐找回来。
就这样，我们不知爬了多少弯路，摔了多少跤，衣服扯破了，手脚也伤了，头也跌得大包小包，有的还流着血，全身弄得成了泥人。
当快爬到山涧边时，由于我的同伴把一块石头踏脱了，石头滚出了响声，引起了碉堡里敌人注意，朝我们乱放枪，子弹从我们头顶和身旁飞过。
真险啊!枪声一息，我们又继续摸索， 一直摸到深夜，才把盐摸到手。等我们返回宿营地时，天已将近黎明。这样一点硝盐，竟花费了我们这样多心血。想起过去的艰苦日子来，现在是太幸福了。
此文由瑞金县委党史办根据罗志才1961年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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