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经三湾改编后的部队继续南行，于当天傍晚到达宁冈县的古城。
这里是宁冈古县城的所在地，在大革命失败后，便基本被国民党反动派 的军队捣毁，只剩下一条街道，名叫横街。街道不宽， 一条短短的石板路横 亘中央，两边的楼房，高矮不一、鳞次栉比，伸个竹竿儿就能搭到对面的窗 上，使整个街道显得又挤又小。时有民谣云：“小小宁冈县，三家豆腐店。城内响个声，城外听得见。”
进入古城后，工农革命军的团部设在联奎书院的文昌宫，毛泽东就住在书院的后厢房里。
从三湾出来后，干部中的一些人又活跃起来，对南下进山议论纷纷，说 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中共临时中央打长沙的路线，再这样继续走下去会兵不像 兵、匪不像匪的。尤其是余洒度和苏先俊，他们被“罢官”后一腔怨气，思想也根本没转变过来，随时都可能同革命军分道扬镳。
为了进一步统一官兵思想，解决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毛泽东决定再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并决定扩大到各连的党代表及一些党员骨干。
会议在文昌宫的厅堂里举行。到会的人把厅堂坐得满满的。 一看人员到齐，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正题：
“同志们， 一个多月前，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在湘 赣边界发动秋收暴动，我受中央指派来领导我们这支部队。暴动至今已经有 半个多月了，我们打了几个败仗，可以说是出师不利呀!在文家市，我们前 委不得不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沿湘赣边界向湘南山区退却。在芦溪； 反动派又打了我们伏击，不少同志阵亡了，也有的挂彩了，还有不少逃掉了。留下来的同志在三湾进行了整编，重建了我们这支革命队伍。”
毛泽东继续说道：“不过，我们虽然在军事上受了点儿挫折，但是在战 略上，我们并没有失败。只要我们在，对国民党新军阀就是一个重大威胁， 对全国的革命群众就是一种鼓舞。现在我们又活过来了。我们整编后人少 了，但放下担子更精练了。俗话说得好，兵不在多，而贵精。少了那些三心 二意的人，我们的队伍就会更加巩固，就会把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武装斗争更坚决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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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请问我们到农村后，去依靠谁呢?”
“我同意余师长的意见'。苏先俊也附和着说道，“不少同志都先后走了， 不想干啰!为什么呢?虽然有些是意志不坚定的分子，但绝大多数还是同我 们这样一直退下去、躲下去有关系。这样下去，退路何在?没希望啊!我们 刚打了几个败仗，就放弃攻打长沙，接着也放弃攻打中、小城市。不是见敌 人就打，而是见了敌人就躲、就跑，天天叫敌人追着屁股打冷枪，几乎已经 是溃不成军啰!刚才毛委员讲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可是打了几个败仗，就放弃进攻敌人，又谈何取胜呢?没有胜仗，又怎么鼓舞士气?”
苏先俊见大家都在听他讲，更是得意地炫耀起自己的历史知识：“大家 想一想，无论古今中外，哪次革命不是以攻占敌人的城市为目标?十月革命 是，辛亥革命是，北伐革命也是。因为城市里有敌人，就放弃了进攻，往没 有敌人的荒山野林里钻，这算啥子革命?打不了城市，以后我们这支军队吃啥子?穿啥子?从哪里搞给养呢?”
这两人一下子说了个痛快。余洒度曾当过黄埔同学会的宣传科科长，打 仗的本事不强，嘴皮子的功夫却不弱。苏先俊自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后，到 中共湖南省委工作过，讲起话来也颇有煽动性。加之这两人一个是平江的，一个是衡山的，都是湖南人，身上都带着“辣味”。
不少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听着两种截然对立、又似乎都有道理的观点， 一时不好分辨。第一团的领导人陈浩、徐恕、韩昌剑也没有吱声。
毛泽东深吸了几口烟，徐徐说道：
“一个问到底打算退到哪儿?一个问穿啥子、吃啥子?这些的确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但是你们认为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有进攻这一条路， 不打大城市，也要打小城市，不然这些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我们还犯了'国际天条’啰!”
“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前委讲了多次，也争论了多次。是我们 不敢进攻吗?是我们不想占领大、中、小城市吗?非不为也，而是我们现在 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嘛!刚才我讲得很清楚了，目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人
长期一贯地占据着中心城市。如果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战胜敌人，却又硬要同敌人死拼，那就等于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我们今天进行退却是要在农村 养精蓄锐，以待将来有足够的力量去夺取城市。只要我们的旗帜飘扬一天， 就会给全国工农带来希望，我们就能联合全国的工农一起来革命，难道这些 不符合马列主义吗?”
听了这些话，会场上的气氛又被扭转了过来。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就当 过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部长，又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余洒度、苏先俊哪里是 对手!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讲得有道理，有实际。而余洒度他们只能讲空头道 理， 一讲到具体问题就总是回避错误，有亲身体会的人一听自然就对他们产生不满。
于是，有人站起来开始批评余洒度，说他推卸责任，说他指挥失当，还 说照这样别说攻长沙，还没等打到浏阳，工农革命军的这点儿家底就早被你们折腾光了!
一人带了头，众人纷纷指责：
“你们一天到晚只晓得攻啊、杀啊，拿同志们的生命当儿戏…… ”
“你们目无前委，不听毛委员的指挥…… ”
“你们军阀主义严重…… ”
余洒度气恼地站了起来：“这是么子前委扩大会?这是围攻!老子不参加这个会了!”说完拂袖而去。苏先俊紧跟着也走了出去。
不久，这两个人先后离队，说是去向中共临时中央报告，实际上是当了 逃兵。
苏先俊不辞而别后，到汉口找到了党组织，递上了一份报告。得知广州 起义失败后，他对革命彻底失望，自行脱党跑回岳阳，并在那里出卖了著名 的工运领袖、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郭亮，招致郭亮被杀害。1930年，彭 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打下长沙时，苏先俊竟找上门来要求“革命”,被彭德怀下令处决。
余洒度随后在水口离队。他在上海找到中共临时中央，也递了份报告， 后对中共临时中央安排的工作不满，参加了“第三党”,之后又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被派往北平当了稽查处处长。1934年，这个变节分子在南昌以“贩毒”的罪名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鱼龙混杂，大浪淘沙。这类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离队、逃脱乃至叛变 本不足怪，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环境的险恶和革命的不易!
参加古城会议的，还有两个特殊人物： 一个是龙超清， 一个是陈慕平。
龙超清是当时的中共宁冈县委书记，他同当地的“山大王”之一袁文才很熟，还是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当听说工农革命军来到了宁冈，他急忙通 知了袁文才，并同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一同赶来接头。陈慕平是袁文才农民自卫军的司书，此人曾是武昌农讲所的学员，论起来与毛泽东还有师生之谊。
毛泽东早有“上山交绿林朋友”的念头，前些时从王兴亚那里和宋任穷 带来的信中，也了解到一些有关情况，但苦于不得其详。如今这两人找上门来，真是喜从天降!
毛泽东当即请二人参加前委扩大会议。听着他们的介绍，井冈山及其地方武装的情况，渐渐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介于湖南酃县和江西宁冈、遂 川、永新四县之交，总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大革命时期，这几个县就建 立了中共党的组织和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比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 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庄，周围各县的农业经济可供部队筹措给养；这里离 中心城市较远，交通不便，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力量薄弱；井冈山到处是 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森林茂密，只有几条狭窄的小路通往山内，进可攻，退可守。
井冈山长期是土匪、“山大王”出没的地方，现有袁文才、王佐两支绿 林式的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余支枪。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 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照应。
袁文才、王佐早年参加绿林组织，但在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 礼。1926年，袁文才担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并在同年由龙超清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佐是袁文才的“老庚”,也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前几个月，他们曾会同永新、永福、莲花的暴动队伍一度攻克永新县城，并组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由王兴亚任总指挥，贺敏学、王佐、袁文才任 副总指挥(这也是王兴亚在安源会议上谈到这两支队伍的由来)。自卫军占 领了永新县城20多天，由于国民党军队来攻，袁文才、王佐两部就退回到井冈山。
龙超清还介绍说，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现在是贺敏学，贺敏学还是袁文才 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现在率一些农民自卫军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中共永新县委也到了井冈山上。
龙超清最后说：“在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就成立了农会、工会、 妇女会等革命组织，还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 织虽然遭到敌人的破坏，但是民众之心还是向往革命、向着共产党的。这些
人现在大都转移到深山里'打埋伏’,盼望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
听了这些情况，大家都来了精神。毛泽东更是兴奋：
“有句诗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自从吃了败 仗，便东奔西躲的，几乎没有过上一天安宁日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 没有一个安全的落脚点。现在我们来到了宁冈县界，又听了龙超清同志的介 绍，这里物产丰富，山势险峻，是个屯兵的好地方。既然这样，我们就在这 里建立革命的根据地。人是不能没有屁股的，天天走路，不坐下来休息一下 怎么行?革命也是一样，不能没有根据地。我们不能整天像流寇一样，无安身之处啊!”
毛泽东继续说道：“大家都看过《水浒传》,那些梁山好汉依托水泊梁 山，宋朝的皇帝派千军万马也拿他们没得法子。袁文才、王佐两支队伍，就 离我们不远。他们居住在深山老林里，反动派也奈何不了他们。同志们，为了革命力量的恢复、发展，我们不妨当当红色的'山大王’哩!”
大家都会心地笑了。宛希先、张子清等人纷纷发言，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何长工也站起来说：“我同意毛委员的建议。有了落脚点，我们也有地 方安置伤员了。”何长工在卫生队当党代表，近来不少伤员有情绪，怕老这 样下去自己会拖累了部队。也有些人骂骂咧咧的，嫌老是不给他们治疗，就知道抬他们往山里钻，不如打死算了……
毛泽东接过话头：“长工说得对啊，伤员的问题不解决，直接影响士气。 受了伤的人没有人管、没有人治，以后打起仗来谁还肯冲锋陷阵?有地方安 置伤员，有了退路，才好放手打仗。”
经过讨论，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在井冈山“安家”。
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对待袁文才、王佐这两支武装?问题明摆着，工 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同意是不可能的。而这又 很不容易。龙超清介绍说，袁文才、王佐二人戒心很重。袁文才虽然加入了 共产党，却是个特殊党员，和当地中共党组织基本上是合作关系，并不听从 指示。至于其手下，更是只听袁文才个人的命令，还基本属于绿林武装。山 上的王佐部则更落后，部队中留小辫儿，靠喝血酒、拜把子维持关系，基本 上没有革命的影响。陈慕平也转达了袁文才的意思；可以接济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革命军“另请高山”。
有人提出：“袁文才、王佐气量狭小，就像水泊梁山的王伦，干脆用武 力把他们解决算了。”马上有人附和：“就他们那几十支破枪， 一包围缴械也就完了。”
“不可。”毛泽东制止说，“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我们不能采取 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 …… ”
何长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古城会议整整开了两天。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叫过龙超清，让他赶快去袁文才那里通报一声，说毛泽东对他敬慕已久，准备第二天登门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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