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的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把杨开慧送回板仓，要她照顾好杨母，照顾好三个孩子，并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杨开慧很担心丈夫的身体和安 全， 一面给他带上草鞋， 一面要弟弟杨开明送毛泽东走，并嘱咐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
谁也没想到，这次话别，竟成了这对夫妇的永别!1930年10月，杨开 慧在长沙被捕。何键提出，只要杨开慧公开发表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 即可获自由。杨开慧坚决不为所动，表示：“死不足惜，愿润之革命早日成 功!”当时杨家和一些熟人动员了杨昌济的故旧蔡元培、章士钊等人来电营救，但未获成功。杨开慧牺牲时，只有29岁。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表达了深深的怀念。
1927年8月31日早晨，毛泽东从长沙出发，踏上了去株洲的火车。
他要先去安源。那里有一支准备参加起义的工人武装，由于国民党当局
加紧了镇压措施，必须迅速决定行止，不能再延搁了。
9月初，毛泽东一身农民装束，出现在安源。
算起来，这已经是他第五次来安源了。五六年前，他就四次到安源实地 考察，并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罢 工胜利后，安源的工人运动一度如火如荼，成为当时中共党组织聚集和保存干部的堡垒、培养人才的基地。但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安源路矿工人组织遭到破坏，许多党员和骨干逃散。
不过，这里毕竟有群众基础，而且经过长期做工作，安源矿警队的武装已被共产党掌握。此外，安福、莲花、永新、萍乡、醴陵、衡山等地在大革命失败后逃散的农军，当时也正聚集于这一带。
当晚，在安源张家湾的一栋民房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到会的有中共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浏阳县委书记和农军负责人潘心源，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等人。
毛泽东首先传达了中共临时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
接着，潘心源汇报了浏阳工农义勇队、平江农民自卫军离湘赴赣参加南 昌起义以及折回湘赣边整休待命的情况。从潘心源的汇报中，毛泽东知道了 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已从武汉“跑了出来”,且已与平江、浏阳的工农义勇 军“合在一处”,此刻正在江西的修水、铜鼓一带集结待命，这让毛泽东非常高兴!
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是共产党人在大革命中建立的一支重要武装，原属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因该团负责保卫武汉国民政府，又被称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这支部队的士兵，多为安源工人以及湘、鄂两省工农运动 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军官则主要是从叶挺的部队中调来，由卢德铭任团长，余洒度担任第一营营长。
卢德铭是四川省宜宾县双石铺狮子湾人，生于1905年，黄埔军校第三 期毕业生。他在叶挺独立团曾任过连长、营长，独立团改编为第七十三团后 又担任团参谋长，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出色的军事干部。在北伐战争 中，他表现得英勇顽强、灵活机动，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后来组建警卫 团，他被调到这里担任团长。利用团长这一合法地位，卢德铭吸收了许多共 产党员和革命左派做各级干部，使警卫团成为叶挺部队的一个分支。它表面上属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实际上完全由中共中央军委掌握。
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发起南昌起义后，于1927年7月底指示警卫团赴南 昌跟随叶挺、贺龙的部队参加起义。但当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也发来 一个命令，要该团星夜开赴九江参加“东征讨蒋”。因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 目标很大，且在国民党当局控制森严的中心地区驻防，卢德铭立即召集团指 导员辛焕文和参谋长韩浚召开紧急会议，经研究，决定以执行张发奎的命令为掩护，先乘船到九江，然后再迅速脱离张发奎转向南昌。于是卢德铭回复张发奎，要求拨给船只，“张总指挥”果然拨来了所需用船。
8月1日深夜，部队从武昌集合出发，于次日凌晨开船离港。为了慎重起见，卢德铭让部队先派一艘侦察船在前面先行，整个部队乘两艘大船，随后保持着灯火信号联络，沿长江顺流东下。
这时，共产党掌握的另一支武装—— 由武昌中央军校学员改编成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也奉命东下，该团的党总支书记陈毅就在其中，全团乘坐五艘 大木船在警卫团前面行驶。卢德铭让前卫船与他们用信号保持联络，因大家都是共产党的队伍，在此风云紧急之际，当然应风雨同舟。
经过一天的行程，8月3日，部队到达黄石港，卢德铭马上派人上岸打 听消息。不久来人报告，岸上盛传叶挺、贺龙的部队已在南昌“叛变”。卢 德铭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在船上主持召开了团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卢 德铭提出，南昌已暴动了，如果按原计划直去九江，张发奎一定要缴我们的 械。不如弃水路走陆路，以急行军追赶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大家一致表示赞 同。于是，各连宣布有新的行动，船只继续东进。为了招呼一下前面的教导 团，卢德铭让前卫船发信号让他们停船，然而在黑夜之中因距离已远，灯光信号发了多次，对方的尾船可能都没有看清，且越走越远，追之不上。
警卫团叫不住教导团，行船一天后单独在湖北阳新县的黄颡口登岸，准 备经武宁、靖安疾进南昌。后来他们在武宁县得到消息，叶挺、贺龙的部队 已经远去赣南和粤东。卢德铭知道，以自己1000多人的一个团千里迢迢地 去追赶，将无法突破途中的军阀部队拦截，不待到达目的地就会损失光。于是，卢德铭决定让部队改变计划，西趋位于江西又邻近湖南、湖北的修水县，在这个比较偏僻的山区县休整待命，再请示中共临时中央以决定去向。
部队刚向西转，就在路上遇到一支杂色队伍，有500人左右，多数人扛 着鸟枪、拿着梭镖，只有少量步枪。派人过去一问，原来是余贲民率领的平江农军。他们也是奉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前去参加南昌起义，因没有赶得 上，折返到这里。这样，两支队伍同赴修水。在修水，平江农军被编入了警卫团。
进驻修水县城后没几天，卢德铭等团级领导干部去武汉向中共临时中央 报告工作，部队暂由第一营营长余洒度指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随后秋收起义爆发前夕，那个在黄埔军校时以口才、文才著称，却华而不实的余洒度被推到师长的位置上。
部队在当地刚刚驻下，在修水县桃树港又遇到了一支农民武装，他们是 由鄂南通城、崇阳开来的，共100多人，领导人是罗荣桓。罗荣桓是湖南衡 山(今属衡东县)人，曾在山东青岛大学和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就读，不久 前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大学生的身份自愿去搞农民运动，成为一支农军 的领导。警卫团派人同罗荣桓联系，把他们接到修水县城，编为警卫团的特 务连，罗荣桓担任了连党代表。后来赫赫有名的罗荣桓元帅，正是从这时起走上了军事活动的舞台。
在修水南面的铜鼓县，此时也正好避居着潘心源率领的浏阳农军。他们 原先也想去参加南昌起义，曾和余贲民的平江农军同行，因赶不上队伍而进 驻铜鼓。经过余贲民介绍，警卫团与浏阳农军建立了联系。随后，余洒度、 余贲民和浏阳农军的军事指挥苏先俊，在修水县的山口镇举行了一次会议， 决定将三支部队合编为一个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警卫团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浏阳农军为第二团，团长苏先俊。
听着潘心源的汇报，毛泽东兴奋地点着头。他一直认为，秋收起义的发 动必须有一两团正规军才有把握，因而总盼着郭亮能从叶挺、贺龙的部队中 带一两个团的军队过来，或从程潜的军队中运动起义两个团。如今，现成的一团正规军就在眼前，秋收暴动不是更有把握了吗?
潘心源汇报之后，王兴亚汇报了宁冈、永新、莲花、安福农民自卫军的 情况。王兴亚有20多岁，是湖南人，曾参加过广东北伐军。北伐军打到湖 南时，他留在安福成立了一支300多人的农民自卫军，后任赣西农民自卫军 总指挥。1927年7月间，他与贺敏学、袁文才等人领导安福、莲花、永新、 宁冈四县农军攻打永新，随后退至安源。他在会上还向毛泽东介绍了一座 山、两个绿林好汉——即井冈山和雄踞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王兴亚向毛 泽东进言：如果秋暴失败，可投奔到井冈山去，我在那里的袁文才、王佐两个“老庚”(拜把兄弟),可以相助。
这真是个意外的收获!王兴亚的介绍和建议对于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利后作出引兵上井冈的决策，无疑产生了影响。而毛泽东长久以来在脑海中盘旋的“上山”思想、“和绿林交朋友”的计划，此时与井冈山，与袁文才、 王佐联系在一起，目标和对象更具体化了。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马上与参加张家湾会议的人一起研究起义军的 编组。
考虑到已经组成了现成的一个师，就以这个师为基础，编成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不变，第一、三团的编制也不变，只是把安源这 边的武装——即安源矿警队、工人纠察队和萍乡、醴陵、衡山、安福、莲花 等地的农军约1700人加进来作为第二团，团长由王兴亚担任。
随后，毛泽东代表前委具体布置了行动方案：
“这次秋收暴动的行动计划：参加秋暴的全部武装力量，大约5000人准备兵分三路、会攻长沙。”
“第一路是安源第二团，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首先由煤矿工人 举行暴动，夺取矿警队的武装，枪决矿警队的反动军官；然后再进攻萍乡 醴陵，向长沙逼进，形成包围态势。但无论如何，在进攻时不能放弃萍乡和 安源，以防敌人断绝起义军的退路。起义时，株洲区委要在株洲鼓动工农扰敌后方，起义部队要配合醴陵农民暴动，使起义能顺利发展。”
“第二路是修水第一团的一部，以平江农军为主力，在由修水向平江进 攻的同时，鼓动平江农民在各地暴动，恢复和成立农民协会，进行土地革命。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进攻。”
“第三路是铜鼓第三团和修水第一团的一部，以浏阳农军及余洒度之警卫团为主力，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同时鼓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夺取浏阳后，再向长沙挺进。”
“三路起义部队分别占领醴陵、平江、浏阳后，对长沙取包围态势，并 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最后相机攻克长沙。”
听着毛泽东部署行动方案，大家心潮澎湃，个个摩拳擦掌。昏红的小油 灯，衬映着他们激动的脸庞。那么多革命同志被杀害，终于可以和国民党反 动派大干一场了!
会议由深夜一直开到旭日东升。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