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毛泽东收拾了一下行装，正准备乘船去湖南，又被通知留下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四省秋收暴动问题。
7月中、下旬，改组后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了三件事： 一是将共 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二是在秋收季节，组织 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三是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并决定新时期 的新政策。眼下，南昌起义已经发动，“八七”会议刚刚开过，下一步最重 要的就是筹划秋收暴动。而在四省的暴动中，湖南由于群众基础好，最被中共临时中央看好。
8月初，毛泽东曾向中共临时中央提出了《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考 虑把发动秋收起义的重点放在湘南。那时，彭湃领导的广东农民武装约有千 人驻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县，正在南下的南昌起义军有可能调出一部分兵力开 赴汝城支援，浏阳、平江一带的农民武装也可以向这一带集中。因此，这个 《大纲》提出：“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 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 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生智)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 毛泽东还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中坚，这样至少有 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这个计划，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后已转发湖南省委。
8月3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提出：“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 工农德谟克拉西独裁,土地革 命将占最重要的过程。”《大纲》要求四省以农会为中心，实行土地革命，建 立革命政府。这个《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的部署，依照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中的意见，规定：
准备于不久时期内在湘南计划一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及一切革命团体，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
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于交通不灵通时得 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
特委：夏曦、郭亮、(毛)泽东、(任)卓宣(书记泽东)。
为了准备湖南秋收暴动，共产国际还派出了一个巡视员赴长沙了解当地 情况，对暴动进行指导。这位巡视员名叫马也尔，对外的掩护身份是苏联驻长沙领事馆的领事。
那时，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同苏联绝交，苏联驻广州、武汉、长沙的领事 馆都继续存在，成为向中共方面提供经费并掩护共产国际秘密机关的重要机 关。然而，这个马也尔只迷信大城市暴动，看到南昌暴动的部队已经南下广 东，就向中共湖南省委建议：集中湖南的力量也去那里帮助夺取广州。当时 的代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向中共临时中央报告，主张“由湖南编军一 师与南昌军力共同取粤”。夏曦这时也提出意见，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
在8月9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到这些一心想夺取广东的意见，马上大为不满，并说：
“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 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 期，更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 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定的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
经过讨论，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认可。
8月9日当天，中共临时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批评了湖南省委的上述主 张，指出：“南昌事变是中央预定的计划，其目的在以军事力量帮助四省暴 动的实现和成功，不然则失掉暴动的意义。如把四省暴动当作响应南昌暴动的军事势力，那便是本末倒置，与中央决定相违反的。”
在这天的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提议说：“应改组湖南省委，派一得力同志去。提议毛泽东同志去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
毛泽东自己也表示，愿意前往。
于是这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彭公达与中共湖南省委商选新省委名 单，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而毛泽东以中共临时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8月12日，毛泽东乘船离开汉口，秘密回到长沙。
他历来是一个不愿只听汇报的人，为了组织秋收暴动并了解第一手情 况，毛泽东在第二天即出发前往长沙县清泰乡板仓村。 一来调查土地问题，以早日拟制土地革命纲领；二来探望一下爱妻杨开慧。
杨开慧的家乡在清泰乡板仓村。那是个风光秀丽的山冲，与平江、湘阴 两县交界，四周青松密茂、翠竹丛生。在板仓的山坡上眺望，可以看见高耸 的影珠山和飘峰山遥遥相对， 一条从长沙通往岳阳的古栈道，弯弯曲曲地绕过山脚。
见丈夫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杨开慧自然高兴。在这风云变幻的日子里， 虽不能伴随毛泽东到处奔波，但她的心是与毛泽东息息相通的。她前几天刚 刚从武汉回来，还有保姆孙嫂帮助她照顾着三个孩子。 一家人在此紧急关头聚在一起，真不容易。
得知毛泽东来板仓的目的后，杨开慧很快找来了钟庆生等五位农民，还 有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毛泽东和他们开了两天的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 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他在不久给中共 临时中央的信中说：“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 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板仓村虽然表面上平静，却也不是世外桃源。自“马日事变”后，各地土豪们组织的“挨户团”活动猖獗，到处清查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据当地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报告，好像“挨户团”已经嗅到了点儿气味，要来查人。于是毛泽东决定立即转移，于8月16日偕杨开慧离开板仓，回到长沙，又住进了岳父杨昌济在城内的那座“板仓杨寓”。
在“板仓杨寓”里，毛泽东在白天一般不出去，以免碰到认识的人，只有到了晚间才出来活动。两天时间里，他正忙着一件大事 召开中共湖南省委沈家大屋会议。
在长沙市郊外，有一所很大的房屋，当地的人都称它为沈家大屋。
8月18日这天下午和傍晚， 一些人相继来到这里。他们或结伴而行，或独自潜行。由于一切进行得那样平常，没有人注意也不可能弄清他们是谁、来这里干什么。只有了解内情的人，才能体会到这里即将发生的一切的分量。
来到此地的不是一般的人，而是经过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他们聚集到沈家大屋，是要讨论制订秋收暴动的计划!
天黑之后， 一个洋面孔的外国人也被引导进入了这座房子，此人正是共 产国际派驻湖南的代表马也尔。毛泽东作为中共临时中央特派员，也是天黑后才潜入这里的。
按照会议议程，首先选举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两天前的省委会上，大 家已经选举了彭公达为省委书记。对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担负“指导省委工作”的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大家仍把他选为省委的委员之一。
马也尔作为共产国际代表，自然是最受尊重的客人。他传达了共产国际 的“新训令” “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毛泽东和其他到会代 表听到后，都十分兴奋。两天后，毛泽东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信中对此说 道：“某同志(指马也尔)来湘，道及(共产)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
按捺住兴奋和激动，中共湖南省委委员们就发动秋收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首先是举什么旗子的问题。南昌暴动时，还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 “八七”会议作出的仍是同样的规定。会议上，彭公达、夏明翰根据这一段时间的实地感受，认为在老百姓中间国民党的旗帜早已臭了，早就不像3年前国民党改组时那样了。
听完大家的意见，毛泽东用浓重的湘潭口音发表意见说：“我赞成公达与明翰的意见。这次起义，我们要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因为国民党已 经变成了军阀党，成为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完全臭了。”这个意见，得到了省委多数人的同意。
接着是暴动中的军事力量问题。当时，中共临时中央也好，中共党内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武装，只要把农民群众发动起 来，起义即可成功，而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则便是“军事冒险”。针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着重指出两点：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 都不能否认的。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 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 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 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 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行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毛泽东的这番话非常正确。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习惯于搞群众运动， 认为工农被发动起来就是万能的，因而吃了“马日事变”的大苦头；当时还 把责任推到陈独秀“压制群众”的头上，没有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对于 毛泽东的这番话，许多人当时听来不顺耳，随后在中共党内还被批判为“枪 杆子主义”、“单纯军事投机”,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暴动道路。
关于土地问题，“八七”会议决定的是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沈家大 屋会议上也有省委委员支持这种主张，认为若是把小地主的土地连同大地主 的土地一起没收，那就等于把众多的小地主推到大地主一方，推到反革命一方。这样，岂不壮大了反革命力量而使革命力量缩小了吗?
“不对!”另一个委员激烈地反驳道，“我不能同意这个意见。我们不能 仅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现在，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土地国有的时期。我 们不但应该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应该没收小地主的土地，没收自耕农的土 地，实行土地国有!”说完，他把手在怀里一揽，好像要把所有的土地揽过来实行国有。
这两种意见争论得很热烈，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坐在一边的中央特派员毛泽东，想听听他的意见。毛泽东不慌不忙，讲了他的看法，他说：
“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 收者，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 地交给农民。至于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由 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执行。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的方法安置。还要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由革命政权征收适量的农业税。”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的赞成。新省委在土地问题 上形成了这样的认识：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 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革命。
会议上争论得最激烈的，是关于起义的区域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和 中共临时中央曾经设想以湘南为中心发动起义。可情况总是在发展、变化 中，由于唐生智的部队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原定作为起义中 心区域的湘南的局势已起变化。在此情况下，暴动计划要不要相应作出调 整?再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既定的方针，是要求湖南举行“全省暴动”, 根据力量估算，要不要缩小暴动范围?如果缩小范围，以哪里为中心发动起义?
这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在起义的范围上，我不同意一些同志的主张： 在全省同时起义，四面开花。当前的敌我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我们不能不 顾主、客观条件，轻敌盲动，分散使用力量。认为暴动可以在全省举行，这是一种过低地估计敌人力量的盲动思想。”
他握紧拳头扬了扬，继续陈述说：“我们要把五个指头捏紧，集中力量，先在群众条件好的湘赣边界发动暴动。”
有人插话：“在全省同时发动暴动，这是党中央的指示啊!”
毛泽东诙谐地说：“兵法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我们应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又根据这段时间了解到的情况，认为以中共湖南省委的精力及经 济力量计算，只能发动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应该放弃其他几个中心，而以湘中的长沙为中心。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后来在写给中共临时中央的报告中说：“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
最后，中共湖南省委决定：放弃其他几个中心，进行以长沙为中心的 湘中暴动。同时参加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七县。
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湖南省委将湖南秋收暴动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报告给中共临时中央。
紧接着，8月20日，毛泽东又写信给中共临时中央，报告了他对一些 重大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如打什么旗的问题、缩小暴动的范围等等。在这 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能如此旗帜鲜明地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和中共临 时中央以至于共产国际代表不同的意见，充分显示出毛泽东过人的胆识和求实精神。
接到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和毛泽东的信件后，中共临时中央常委立即开 会讨论湖南暴动问题。8月23日，中共临时中央复函湖南省委，认为以长 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但仍主张“湘南、湘中的暴动， 尽可能的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关于抛弃国民党旗帜问题，中共临 时中央认为“这是不对的”,目前“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民的民主政权”。复函还指出，工农自卫军改为工农革命军。
对于中共临时中央的这一指示，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于8月30日再 次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对于其中符合实际情况的部分贯 彻执行，对不切实际的部分给予解释答复。会议还决定：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领导此次暴动，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毛泽东为前委书记，负责将修水、铜鼓、安源的武装力量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易礼容为行委书记，负责组织参加暴动各县的工农起义，配合工农革命军夺取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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