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烈士赵博生说:我死国生，我死犹荣。河北省黄骅市慈庄村一座院落，简朴中透着庄重，这就是宁都起义主要领导人赵博生烈士故居。2014年经重新修缮后，与赵博生烈士纪念馆一同被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开放。故居内陈列着赵博生烈士的部分遗物和生平事迹展览，一幅赵博生烈士戎装照被放置在堂屋北墙的正中央，透过照片上烈士坚毅的眼神，一段烽火硝烟的革命历史徐徐展开。
1933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集中4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江西资溪、金溪、南城苏区进犯，为了保障红军主力在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领红5军团4个团据守长源庙一带山脉，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带消灭敌人。长源庙是个只利于守，不利于攻的小山地。敌军向我进攻时，来势十分猖狂，先是集中火力炮轰我方前哨阵地，接着便向我军发起集团冲锋，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由于他能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实施灵活的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坚守住了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1月8日战斗即将结束时，我军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赵博生在与敌人相距只有百余米的地方指挥，不幸弹中右额，他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6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全苏区追悼三天。为了纪念他，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并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立“博生堡”，朱总司令亲笔题词，以示纪念。毛泽东主席曾称赞赵博生烈士为“坚决革命的同志”， 1937年12月，在延安与宁都起义部分同志合影，亲书“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以此表示对赵博生和宁都起义的高度评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瑞金叶坪广场建造的博生堡。敬爱的叶剑英委员长于1962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为赵博生烈士赋诗怀念，诗云：宁都霹雳响天晴，赤帜高擎赵博生。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为纪念赵博生烈士，华北军区烈士陵园1956年建成赵博生纪念碑，1977年建成纪念碑碑亭，1980年第二次翻修赵博生纪念碑亭，2001年第三次翻修赵博生纪念碑亭。赵博生纪念碑，汉白玉碑体正面刻有“赵博生同志纪念碑”字样，背面刻有赵博生生平事迹。1998年建成赵博生革命烈士的半身铜像。2009年赵博生入选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赵博生（1897年-1933年1月8日）原名赵恩溥，河北省黄骅县人。 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到1931年在冯玉祥部及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任职。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领导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
青年时代
赵博生，1897年出生于河北黄骅市腾庄乡慈庄，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房基为青砖砌筑，砖墙基设芦苇隔碱层，7岁入本庄私塾。1914年他读完私塾，此间他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决心要改造社会，立志要救国救民。1914年经其叔叔赵以立介绍在保定军官学校旁听，半年后考入该校第六期正规班学习。1917年赵博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皖系军队中当见习官。直皖战争后，他又转入直系，担任无线电中队长。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又落到奉系军队中。在苦闷焦灼中，他听说冯玉祥的部队纪律严明，于是又欣然投入冯玉祥的部队。
革命岁月
1930年，反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失败，冯玉祥主力被蒋介石收编。赵博生痛恨军阀混战，不愿屈从，决定率领特种兵旅教导大队摆脱军阀的控制，建立一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为救国救民而战斗的爱国军队。官兵们一致推举赵博生为司令员，成立三民主义救国军，拟入汉中，开辟革命新路。但在部队到达东江口时，遭遇土匪武装袭击，因寡不敌众，部队退守深山。部队在深山坚持20余日，在种种困难的压迫下，不得不解散，并相约待机再举。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响应北伐。国民军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共产党员刘伯坚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共产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深深影响着赵博生和国民军的广大官兵。1929年，赵博生派其心腹张志诚去寻找共产党。1930年赵博生接受了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的邀请，担任了该军的参谋长。不久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去剿共。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前夕，赵博生派人到上海费尽周折也没有同共产党取得联系。这时，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关注到他的政治态度，并派地下党员罗亚平与他联系。1931年9月党组织经过讨论批准他为中共党员。
赵博生于1930年将特种兵旅教导大队改成三民主义救国军，拟入汉中，另创革命局面。事未成，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在蒋介石的威逼之下，奉命南下参加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二、第三次“围剿”，均遭失败，困于江西宁都，对蒋介石打内战极为不满。“九一八”事变后，曾请求北上抗日，被蒋拒绝。
1931年11月14日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对起义的各项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周密的部署后，正式宣布起义。由于准备充分，部署周密，起义取得了成功，只是在夺取二十五师师部和电台时，发生了枪击，伤了三人，死了两人。还有就是李松昆带走了城北四十里外驻砍柴岗的一个团，其余各部包括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一万七千多名官兵全部参加了起义。
队伍改造
宁都起义后，为了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为真正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革命武装，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部队开往苏区的石城秋溪、龙冈、横江及瑞金壬田镇、九堡镇、沿坝（位于云石山乡）等地进行整编。这支刚刚起义过来的部队，虽然改称为红军，可是官兵们在思想、行为上，仍然表现出旧军队的许多陋习，不习惯红军生活，受不了红军的严明纪律约束，影响了部队官兵关系及战斗力。赵博生对此极为重视。带头拥护党对这支部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改造，积极协助党组织和政治委员做好干部战士的工作，而且经常深入部队，与下级官兵同甘共苦，加强交流。
红五军团经过整编，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得到了较大提高，逐渐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赵博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他认真研读了大量无产阶级革命书籍，深有感触，深受启发。他对周围的同志说：“我虽然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苦于没有引路人，自己摸索，奋斗了十几年，结果不是被人欺骗利用，就是孤军奋战，以失败告终。今天才算找到了出路，重见了光明。我赵博生愿将后半生为全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竭尽微薄之力”。
革命诗作
赵博生同志有诗作流传于世 ：《革命精神歌》先锋！先锋！热血沸腾，先烈为平等牺牲，做人类解放救星。侧耳远听，宇宙充满饥饿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国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功同仁，实现大同。
起义轶事
1931年的一天下午，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外出回来，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写有“赵博生亲启”的信件，他拆开一看，信是由打入二十六路军内部的共产党特别支部委员会写给他的。信的主要内容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及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光明前途。之后赵博生在特支的领导下，以自己公开代行二十六路军军务的身份，利用当时部队中不断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和渴望找到出路的军心，积极稳重、因势利导地在士兵和高中级军官中开展工作，并顺利的带领部下起义。起义成功后宁都全城到处响彻着“解放”、“自由”的欢呼声，插在总指挥部屋顶和城门楼上的鲜艳红旗，在这个古城的上空迎风招展。看着这一切，赵博生兴奋地挥笔写下了“解放”两个字。
个人成就
1931年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和季振同等爱国将领，成功领导了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宁都起义。
1932年在配合红军一、三军团的反“围剿”作战期间，赵博生改任五军团副总指挥、第十三军军长，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嘉奖赵博生，并授给他一枚红旗勋章。
1933年毛泽东得知赵博生牺牲后说：“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凤凰山为宁都起义将士题词时说：“以赵博生等同志领导的宁都起义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评选活动中，赵博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2011年在纪念宁都起义8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孙毅评价赵博生说：“赵博生在宁都起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他起义就不可能这么顺利。”
1933年1月，为了纪念赵博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下令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并在瑞金叶坪红军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朱德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赵博生的遗体被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宁都县城，至今江西省宁都县县城还有赵博生烈士墓。
赤帜高擎赵博生——纪念赵博生同志
他少入军旅，立志救国救民。他矢志革命，一生追求光明，他是宁都起义的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曾评价他是“坚决革命的同志”，他就是赵博生，今天，是他牺牲90周年，让我们一起为他献花，共同缅怀赵博生同志，一起聆听赵博生同志的故事，感受他“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
赵博生天资聪明，五六岁时，开始读书习字。祖父等人看他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好孩子，非常重视对他的教育。家庭生活虽然贫困，但宁肯省吃俭用，也愿让赵博生早日入学读书。1904年春，他7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颇知用功，课余时和放假时、劳动之余，手不释卷，村里人称他为“书迷”。赵博生不是读死书，常利用课余时间读报刊，尤其喜欢画中国和世界地图，在画图中他的思想、眼界开阔了，他的目光开始投向了家乡外更广阔的世界。
1914年，17岁的赵博生读满了十年私塾。经叔叔赵以立介绍，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他志存高远，勤奋好学，立志做一名“模范军人”，救国民于水火之中。20岁时，他以“特优”成绩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分配到皖系军队北京北苑参战第一师步兵三团二连当见习官。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后，他转入直系军队。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又落入奉系军队。转战数年，三易其伍，踌躇满志的赵博生痛感军阀政府置外侵于不顾，连年混战，陷民于水深火热，长叹“中国的政治这样腐败，社会这样黑暗，我真不想在这里做事了；这样下去等于给别人当枪杆子、炮筒子，成了军阀混战的工具，不如下去拉洋车”。这时，他听说冯玉祥的国民军作风正派，军纪严明，官兵都戴着写有“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所以1924年初就投奔了冯玉祥部。他多谋善战，刻苦自勉，把救国救民看作“吾辈军人的天职”。对自己要求极严，不吸烟，不喝酒，不带妻室。每月所得薪水，除留少数维持自己极为简朴的生活外，其余多用以奖励和救济士兵。赵博生这种自奉俭约、清廉自守、克己厚人、威武不屈、公正无私的高尚品德和作风，成了官兵学习的好榜样，深受大家的敬佩。在西北军中被人称之为“不要钱的将军”。官职也很快由参谋、团副、参谋处长、特种兵旅长直至晋升为14军军参谋长。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五原誓师，宣布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响应北伐，部队改名为国民联军。冯玉祥在部队中建立政治思想工作制度，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并派党政人员到各军建立政治处。刘伯坚等共产党员在部队中发放马列主义小册子和政治课本，创办小报，宣传革命思想。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联军一扫南口溃败带来的涣散、颓败之风，士气大振，尤其是士兵的精神面貌更是焕然一新。
绥远五原誓师后，国民联军出兵陕西，转战河南，有力地策应了北伐军。但是在北伐节节胜利之际，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冯玉祥亦附蒋反共，开始“清党”。刘伯坚等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军中的革命气氛消失了。不过，国民联军虽在组织上驱逐了共产党，政治上走上了反共的道路，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人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在了广大官兵的心上。特别是共产党员刘伯坚在军中的影响极深，当时，军中有一句顺口溜：“听刘主任一席话，顶发半年饷！”广大官兵亲切地称他“刘主任”。在与共产党人的直接接触中，赵博生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有了一定了解，并深受其影响，对刘伯坚也非常钦佩。
1929年秋天，赵博生任特种兵旅旅长并亲自领导教导大队的训练工作。他除军事训练外，还特别注重灌输革命精神，亲自创作《革命精神之歌》在部队教唱，以激励部署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并以抒发自己救国救民的革命理想。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
先烈为平等牺牲，
做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
宇宙充满饥饿声。
警醒先锋！
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我死犹荣。
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仁成功，实现大同。
1930年，冯玉祥在反蒋的中原大战中战败，其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赵博生再次陷入迷茫之中，他曾派心腹秘密寻找共产党，但未能跟共产党取得联系。赵博生不愿再参与军阀间的混战，决定把爱国热情较高的特种兵教导大队拉出去，摆脱军阀的控制，建立一支真正为老百姓打仗的爱国军队。他的想法得到全队人员的积极响应。于是这支500余人的学兵，组成“三民主义救国军”南下。赵博生被推举为军长，孙毅同志任参谋长。赵博生率部离开西安，进抵东江口时，遭遇土匪武装阻击，由于寡不敌众，他们被困在山林之中。他们一没党的领导，二不知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供给无着，只能以山上的核桃、包谷充饥。坚持了二十多天，前途渺茫，只得率部回到西安另寻出路。
1931年初，赵博生应国民党军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的邀请，出任第26路军参谋长，奉命到江西“剿共”。26路军是蒋介石中原大战获胜后收编的国民联军残部，蒋介石对他们一直不信任，不断的打压、排挤，此次刚刚整编完毕就强令他们调往江西与红军作战，目的无非是借刀杀人，既消灭杂牌军，又能重创红军。对蒋介石的一箭双雕之计，广大官兵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牢骚满腹，一片谩骂，怨气冲天。这时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高级将领开始寻找出路，最早寻找共产党的就是参谋长赵博生。早在1929年驻西安时，他就派心腹张志诚秘密寻找共产党，他说：“据我考察共产党在西北军中的所作所为，他们是真正革命的。共产党不光有坚定的信仰，而且里边有许多仁人志士，他们有学问、重信义，前途不可限量。我们如能与共产党人联合起来，可能是一条生路。”可惜当时党处于秘密活动时期，他的努力未果。26路军开往江西途中，他又借故亲自绕道上海想找到共产党，也未能如愿。
部队开到江西前线后，立即被调去打头阵，参加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结果初次与红军交战即遭遇重创。不久又参加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结果再败，部队撤到宁都。蒋军失败后，各路敌军纷纷撤出苏区，唯有26路军孤军驻守在苏区之内的宁都，蒋介石又派他的嫡系朱绍良部驻在广昌，截断了26路军退往南昌的去路，26路军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蒋介石克扣军饷，人员、物资得不到有效补充，军中又官兵对立、派系林立，疫病流行、思乡情切，因此减员严重，一片混乱。这一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全国性的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26路军广大官兵，特别是高级军官，要求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他们在议论，在思考：祖国的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军人的真正职责是什么！有的干脆公开说：“他妈的！与其困死在这里，倒不如去战死在抗日的战场！”纷纷要求回北方打日本。但将士们的要求遭到了蒋介石的严厉训斥。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以孙连仲为代表的一些高级军官，见势不妙，装满腰包，借故先后离开部队；而以赵博生为代表的一些将领，则把目光投向了苏区。可是虽然共产党就在眼前，但要取得联系却非常困难。当时赵博生哪里知道，他千方百计寻找共产党时，党组织其实就在他身边，正密切观察着他，讨论、研究着他。
原来冯玉祥“清党”时，有一批共产党员秘密潜伏了下来，他们虽然与组织失去了联络，但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们自发的互相联络，寻找组织，发展党员，成立了特别支部，开展在26路军中的兵运工作。26路军内思想比较混乱，这就为党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机遇。赵博生当时担任26路军参谋长，是全军有名的爱国将领，在军中有很强的活动能力，在官兵中威望很高。总指挥孙连仲离开宁都后，他坐镇总指挥部，握有代行权，如能早日争取入党，将会对26路军中的兵运工作发挥重要作用。经过慎重考察、分析、试探，双方终于取得了相互信任。第一次见面，赵博生同志就坚定地提出了入党请求。他表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即使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1931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赵博生多年来找党、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从此他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赵博生入党后，感到最大的满足是自己不再是个孤身奋斗的“志士”，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了，久存矢志的革命理想，从此可以实现。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积极认真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使党在26路军中的兵运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特支成员和赵博生多次分析了26路军中潜在的革命力量和形势，大家一致认为潜在的力量很大，革命形势很好。一定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开展政治鼓动工作，因势利导，把广大官兵的情绪引导到思变上来。大家知道，士兵是兵运工作和将来起义的基础。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地位及他们的处境，决定了他们是会比较容易地接受共产党的号召，站到起义方面来的。但26路军毕竟是国民党的一支部队，因此，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将来参加起义，即便是比较知己的人，也必须做大量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三省，赵博生向士兵们多次训话：“日本鬼子蹂躏我们东三省，在那里我们有高粱大豆吃不成；有森林煤矿开不成；有万顷良田种不成；那里有三千万父老兄弟受欺侮。兄弟们！你们愿意咱们的父老兄弟当亡国奴吗？”有一次，他集合部队讲话，前面挂了一张大地图。他指着地图说：“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步步退让，我们有当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爱国军人要想救中国，就要走上抗日前线。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北方，我们要有勇气，冲破一切障碍，去解放他们。”赵博生一系列的讲话，大大激发了官兵们的反蒋抗日热情。当时在26路军中，流传着这样两句话：“要当亡国奴，跟着孙肉头（孙连仲），要想去抗日，跟着赵博生。”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在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从前那种抑郁沉闷的气氛有所改观，有的人公开喊：“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回北方打日本！”“红军主张抗日，是我们的好兄弟！”
宣传争取工作一面是大会讲，但大量的是个别工作，还只能在一定的场合，讲到一定的程度，以适应当时广大官兵的思想觉悟和他们的要求。有的旅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成立了半公开的群众组织，党员在官兵中开展交朋友，联系老乡，说知心话活动，利用各种形式，各种关系宣传革命思想，掌握官兵动态，以便争取更多的人同情和支持革命。
赵博生更是利用他的地位、职务在上层多方开展有效活动，积极地开展广泛的、大量的工作，利用一切机会、时间、条件去争取团结高中级军官，为将来的起义争取骨干力量。
73旅是26路军实力较强的一个旅，如能首先把旅长董振堂拉过来，起义就有了基础。赵博生便利用他同董振堂是河北老乡，又有多年交情的关系，加紧工作，经常邀董振堂去转城墙、外出打猎，借机谈心。其实董振堂也早有倾向共产党的愿望，也曾经派人寻找过党和刘伯坚同志，不过都未能取得联系。当赵博生提出“部队要靠近红军”的建议时，他立刻表示赞同，并积极做手下军官的工作，打消他们的顾虑，使73旅成为了以后起义的骨干。
74旅是26路军的“王牌”，实力最强，军事素质最高，并且担任宁都城防任务，城内上层要害部门都由74旅担任守卫，74旅能否参加，对起义的成败和规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旅长季振同是河北沧州人，与赵博生是同乡，争取季振同的工作当然又落到了赵博生的肩上。党组织和赵博生认真分析了季振同的情况，以便抓住要害，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赵博生经常到74旅去，有时和季振同谈到深夜，有时邀他去转城墙，借机与季深谈，向他吹风，表示对国家的前途、26路军的出路担忧，对蒋介石不抵抗、打内战表示不满，为季振同没当上25师师长鸣不平，以此击中季振同的痛处，扩大他与蒋、孙的矛盾。在争取季振同的同时，赵博生还不断到74旅1团长黄中岳的住处，以同样的办法做争取这个主力团团长的工作，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通过上下各方面的工作，26路军广大官兵不满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不满在宁都等死的处境，而要求回北方打日本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有人声言“去当红军” 。这些高中级军官，共产党员，准备入党的积极分子以及他们的同学、同乡、同事、贴心人，形成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要求反蒋抗日的骨干力量。
1931年12月5日，蒋介石要求清除26路军中的共产党员的电文被交到了赵博生手中。情况紧急，特支决定立即起义，并请示中央革委。赵博生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后，首先与董振堂取得了一致意见，然后两人一起找到了季振同，公推季振同为领袖，周密部署，准备起义。
12月14日，赵博生以军参谋长的身份宴请全军团以上军官，在宴会上将他们全部扣留。然后，赵博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大多数军官都表示愿意和参谋长一道参加红军。15日凌晨，起义部队占领宁都全城。全军1.7万多名官兵背着两万多支枪高举红旗，在黎明的曙光中浩浩荡荡开出宁都，向着苏区进发，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宁都起义胜利，震动全国。
26路军起义后，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下辖13、14、15三个军。季振同为红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为13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14军军长。经过两个多月的整编后，红五军团和兄弟部队一道开赴前线作战，先后参加围攻赣州、东征福建漳州和湘粤北南雄水口、建（宁）黎（川）泰（宁）等战役战斗。这一时期，赵博生又先后担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第十三军军长。每战他都亲临前线，部署周密，指挥果断，屡建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一级红旗勋章”。
1933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集中4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江西资溪、金溪、南城苏区进犯，为了保障红军主力在黄狮渡歼灭敌人，赵博生奉命率领红5军团4个团据守长源庙一带山脉，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带消灭敌人。长源庙是个只利于守，不利于攻的小山地。敌军向我进攻时，来势十分猖狂，先是集中火力炮轰我方前哨阵地，接着便向我军发起集团冲锋，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由于他能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实施灵活的指挥，部队连续打退数倍于己之敌的疯狂进攻，坚守住了阵地，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1月8日战斗即将结束时，我军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赵博生在与敌人相距只有百余米的地方指挥，不幸弹中右额，他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6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令，全苏区追悼三天。为了纪念他，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并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立“博生堡”，朱总司令亲笔题词，以示纪念。毛泽东主席曾称赞赵博生烈士为“坚决革命的同志”， 1937年12月，在延安与宁都起义部分同志合影，亲书“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以此表示对赵博生和宁都起义的高度评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瑞金叶坪广场建造的博生堡
敬爱的叶剑英委员长于1962年，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为赵博生烈士赋诗怀念，诗云：
宁都霹雳响天晴，
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
几人鲜血染红星。
为纪念赵博生烈士，华北军区烈士陵园1956年建成赵博生纪念碑，1977年建成纪念碑碑亭，1980年第二次翻修赵博生纪念碑亭，2001年第三次翻修赵博生纪念碑亭。赵博生纪念碑，汉白玉碑体正面刻有“赵博生同志纪念碑”字样，背面刻有赵博生生平事迹。1998年建成赵博生革命烈士的半身铜像。
2009年赵博生入选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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