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1903年出生于陕西保安,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19岁时,他考入陕北榆林中学,在校期间曾担任学生自治会会长,领导同学与井岳秀等陕西封建势力进行了斗争。
井岳秀,人称“榆林王”,官拜陕北镇守使,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在陕北一带势力很大。刘志丹在一次革命活动中被井岳秀抓获,按理说当时他只有死路一条,但井岳秀出于爱才之心翻看了刘志丹的履历,并亲自提审了刘志丹。
刘志丹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的风采和超出常人的见识让井岳秀赞赏不已,一番交谈后,井岳秀竟决定将其无罪释放。
出狱后的刘志丹立志从军,不久后组织安排他进入了黄埔军校学习,他所就读的黄埔四期,正是黄埔军校历史上最为群星璀璨的一期。
黄埔毕业后,刘志丹被安排前往冯玉祥的第四路军工作,担任第四陆军政治处长。
当时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冯玉祥也力主联俄联共,所以刘志丹得以随军进攻刘振华,东出潼关,配合北伐战争。
但在4·12后,冯玉祥态度大变,他决意跟随蒋的步伐,下令将刘志丹、刘伯坚等同志“礼送”出了他的部队。
此后刘志丹到处奔波联络,足迹遍及陕、鄂、皖诸省,苦心筹备起义。终于,在1928年,他与刘继增等同志成功发起了渭华起义。
当时军阀李虎臣出关与冯玉祥作战,西安防守空虚,“中央特派员”杜衡竟生了去攻打西安的打算,刘志丹对此有苦难言。
此后的事情不难想象:李虎臣主力回防迅速,起义军无力招架,起义宣告失败——特派员杜衡在部队前往攻打西安的路上离队,不久后叛变,并导致了一大批同志被捕。
起义失败后,刘志丹没有气馁,他回到陕北,在陕甘边继续从事兵运工作,并一手创建了南梁游击队,后来他和谢子长同志将该游击队与阎红彦所领导的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即红军陕甘游击队。
32年12月,陕甘游击支队被改编为红26军,这是西北地区第一支拥有正式番号的红军队伍。当时该部实力较弱,军部和师部都还未成立,只下辖了一个42师2团。但是,经过2年多的不懈努力,红26军实力越来越强,后来又成立了红27军。
35年5月,刘志丹以总指挥的身份指挥红26军与红27军先后占领了安定、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并深度辐射了周边的二十多个县,此时,陕北红军在陕北才真正具有了影响力。
这年9月18日,红26军和红27军与北上的红25军在陕北永坪镇会师。此时红25军政委吴焕先已经牺牲,原任军长的程子华调任政委,副军长徐海东升任军长,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戴季英为参谋长。
两部会合后,合编成了红15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委。就在两军会师的同一天,中央红军也突破了腊子口,正在向哈达铺推进,原本计划北上到外蒙的他们,将在哈达铺看到一份报纸,并从报纸上获知陕北有刘志丹建立根据地的消息,并决定率中央红军到陕北与他们会合。
然而,就在中央北上的路上,红15军团却发生了一件令人诧异的事情,在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原25军参谋长)和郭述申等人的主持下,刘志丹等同志竟遭到了关押和非法的对待,一度有被杀的危险!
而刘志丹在这次斗争中表现出了自己崇高的人格和高洁的品质,当时逮捕他的密令阴差阳错地送到了他的手上,他没有任何犹豫,就只身去了瓦窑堡“自首”,他单纯地以为自己能够解释清楚这一切,但他很快遭到了逮捕,受尽了折磨。
当时的刘志丹本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电视剧《延安颂》里的那句台词:“谢天谢地,如果他振臂一呼,陕北红军和徐海东的红25军打起来,那新成立的红15军团就算完了”。但刘志丹却选择了牺牲自己,顾全大局。
刘志丹的第一功在于他一手创建了陕北根据地和陕北红军,这块根据地成了成了中央红军在极度危难情况下的避难所——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分离时,只带了7000人北上,腊子口一仗就损失了1500人,如果没有陕北根据地,他们就只能按照原计划北上打通苏联,而这一路上将如何艰险,从后来西路军的遭遇我们不难看出。
第二,刘志丹能够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避免了原陕北红军和红25军的分裂,以自我牺牲的意识成全了红15军团的团结,这一点也是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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