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做出了著名的“秘密报告”，消息传出后，举世震惊，并在其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一系列的风波。
中国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是明确的：确实不应该迷信斯大林，但是转而将其全盘否定，也是绝对不应该的。
苏联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率，然而它同样在“秘密报告事件”上犯了这样的错误，这让我们看到了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的重要性。
那年4月，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5个文件的通知，并对克服我们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党八股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刘伯承元帅担任院长的解放军军事学院也迅速开展了一系列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
实事求是地说，刘伯承元帅绝对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身为一位深谙兵法之道的军事家，他曾多次旗帜鲜明对对教条主义提出过自己的批评，他说：“同样的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的就不是；庞涓的是，孙膑的就不是。同样是读马克思，王明的就是教条主义，毛主席的就不是。”
如果刘伯承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是怎么领导部队打出那么多的胜仗的？
当然，刘伯承也承认我们的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教条主义的问题，因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
针对反教条主义的工作，他指示说，要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的就发扬，错的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者的责任”。
刘伯承元帅支持反教条主义的工作，同时更勇于在这项工作中承担责任，他的担当让人感动。
在对反教条主义运动做出一些指示后，刘伯承在1956年11月因身体原因去了上海治疗，临行前，他推荐由陈伯钧任代理院长，钟期光为代理政委。
1957年春，反教条运动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年2月，国防部派人到军事学院来检查工作，随后武断地对军事学院这些年的成绩做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结论认为，“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I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学工作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
当时在上海养病的刘伯承指示陈伯钧和钟期光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
同年8月，刘伯承因为身体原因，向中央递交了辞去高等军事学院领导的报告，刘伯承离任时，学院政委钟期光高度赞扬了刘伯承这些年来为军事学院做出的贡献，他的那些赞扬代表了军事学院几千师生的共同心声。
然而，1958年春天，随着八届二次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军队中的反教条主义又被推向了一个高潮。
军事学院这次成了全军的反面案例，对它的批评有：没把我们自己的军事著作当成基本教材，只当成了参考材料；不讲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经验，却专讲“十大打击”；提起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本国的东西却被看成黄土……这些话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仍在外地疗养的刘伯承被召回北京出席会议，到北京后，他就患上了青光眼，眼压最高能到73度，刘伯承只能进入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检查资料。
看到此情此景，一向耿直的陈毅元帅对老战友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够了！”
7月10日，刘伯承带病出席了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并在会议上做出了自己的检讨。那一天，怀仁堂里座无虚席，刘伯承刚站到讲台上，台下就响起了长达半分钟的热烈的掌声，很多人还忍不住为刘帅流下了自己的热泪。
这些掌声和泪水中，都是大家对这位66岁的开国元勋的崇敬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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