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陈独秀大家耳熟能详，他的两个孩子陈延年、陈乔年的革命事迹，我们也粗略知道些，但是提起周之楚，恐怕鲜有耳闻了，这是一段让人痛断肝肠的往事。

1928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机关二次遭到大破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和上海总工会负责人郑复他、许白昊及报括周之楚在内的二十余人被捕。这么多人被捕，是因为一个中共叛徒告密，叛徒的名字叫唐瑞林，彼时他的舅父缪斌是蒋介石的一个得力干将，缪斌后来当了汉奸另说了。

唐瑞林曾在上海总工会和中共江苏省委工作过，所以他能准确地把这些被捕者的职务和真实姓名分得很清楚。但是告密前他已经调走了些时日，因此刚由武汉调来上海不久的陈乔年和刚参加工作担任总工会秘书的的周之楚、张永四（职务不详）三人不被他所知，再加上陈乔年与陈延年（刚在半年前牺牲，牺牲前同关押在这个地方——淞沪警备司令部牢房）长得一个仿母亲一个仿父亲，外观不大相同，敌人只知道这三人中有一个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

为了分辨这三人中哪个是陈乔年，敌人煞费苦心，不惜上演苦肉计，他们把唐瑞林也关押在这些人中间。在上海的党委负责人罗亦农冒险展开营救，敌人顺藤摸瓜，逮捕了他，随即把唐瑞林和他关押在一起。唐瑞林嘘寒问暖，顺便问这问那，引起了大家的警觉，但是还不能确定叛徒是不是他。识别叛徒是极严肃、极谨慎的事，尤其在比较闭塞的监狱中。而敌人又很狡猾，故意给唐瑞林带上沉重的脚镣，其他大部分人没有戴脚镣，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不久之后，罗亦农即被敌人杀害于刑场，这让狱中的同志确信他们中间的确出现了叛徒，但迟迟不能确定这个人是谁，同时同志们意识到了营救的机会渺茫了，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这时候一个在总工会工作过的被关押人员（还未暴露）的妻子隐瞒身份过来探监，撞见了唐瑞林，即刻就被扣押，关进了女囚。她把情况告诉了组织（监狱内建有秘密党支部）：“我来过多次，都都很顺利，唯独见到这个人（唐瑞林），就出事了。”

组织负责人，在得到消息后（女囚看押要比男囚松一点，自由活动的空间大些，女牢房紧挨着医护室，大部分消息都由女同志传递）从种种迹象判断出唐瑞林就是那条“毒蛇”：罗亦农被捕，身份确认后，就把唐瑞林转移过去；罗亦农被杀害前，他先一步释放；又经过内线联系到了狱外的同志，证实了之前的判断。

叛徒的身份被确认后，狱内的党组织负责人郑复他、许白昊也确信陈乔年同志没有暴露，还有生的希望，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让没有确认身份的同志顶替陈乔年，把生的机会留给乔年，这是组织反复思量后的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周之楚豪爽地答应了，他愿意牺牲自己换回党最小的损失。

周之楚主动出击，告诉敌人他就是陈乔年，警备司令部的审判者们果然把周之楚原判四年的徒刑改为死刑。可是，适得其反，原来周之楚在狱中给父亲写过一封信表明了抱死的决心，周之楚的父亲是南洋巨商，周父委托周之楚的叔伯兄弟前来上海营救周之楚，他的堂哥是淞沪警备司令部长官钱大钧的同学，因为这层关系，周之楚便由死刑恢复到有期徒刑四年，由江苏省第二监狱关押。

周之楚的身份被识破后，陈乔年不愿再连累其他同志，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组织，希望党不必再为营救费心，更不必再为他花钱。随后陈乔年、 郑复他、许白昊在1928年6月6日英雄就义。

而周之楚在第二监狱服刑了两年后，他的父亲从南洋赶来找到了国民党要人陈铭枢，一起探望了他，经陈铭枢出面担保和斡旋，周之楚从暗无天日的监狱里得以解脱。周父把他安顿在上海的东方旅社里调养身体，身体恢复后，父亲准备带他回到南洋过安逸的生活，可是，半途上他和父亲不告而别，有辗转回到上海，找到党组织要求分配工作，担任了中共闸北党委书记，翌年，他又遭逮捕。

伤心欲绝的父亲，再也无力管他了。在狱中，周之楚没有自暴自弃，担任狱中特别党支部的宣传委员，组织大家同敌人斗争。最后，受尽了折磨，瘐死在狱中。

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固然不理解周之楚为什么要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面对生与死，不止周之楚一人这样选择。

1927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不久牺牲，代理省委书记赵世炎又被叛徒出卖被捕，富有斗争经验的他一口咬定自己是湖北的商人，干的是图书出版生意，负责营救的王若飞派印刷工人出身、共产党员陈豪千出面保释赵世炎。此时的陈豪千已经颇有家资，也明知道凶多吉少，有可能是敌人的阴谋诡计，但是为了这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依然独闯虎穴办理手续，但是进去的那一刻，即被敌人逮捕了。

陈豪千历尽艰难出狱后，又投入了革命，最后牺牲在江苏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