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北二环小街桥,又称北小街豁口
“豁”这个字,其实稍微有点贬义:本来完整的东西,非要用暴力的方式破开,才能叫“豁”。用在人生上,“豁出去了”,意思是牺牲了很多搏一把。
你品品,是不是这意思。
我家在北京的东北方,五环边上。如果想进入二环里的老北京城,最近的就是穿过和平里东街,从北小街豁口“进城”。没错,就是这个“豁”字。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懂得这个字用在地名里的含义,直到后来发现这些“豁口”都在曾经有过城墙的地方,才明白过来。
想象中,一群宵小爬上城墙,胡乱操作一通把城墙扒倒,从此城墙被开了个口,是为“豁口”。
然而,巍巍帝都城墙,怎能容得下豁口?
△ 1948年的北京城墙西北角,现西直门地铁大厦附近上空拍摄
无论是帝都,还是不到一里地见方的小城,最基本的功能是保护城里人的安全。墙与门,是一座城的基本元素,进城要走城门,天经地义。
△ 从北京城东南视角(今十里河附近)俯瞰北京城。梁思成绘,城门为作者标注
到1949年建国,北京内城有10座门,算上外城的7座,一共17个;内外城的城墙加起来,有30多公里。当时,这座城里住了近40万人,进进出出吃吃喝喝,都靠这17座城门。
去掉内外城之间沟通的宣武、和平、正阳和崇文四门,再加上日军新开的复兴门、建国门,整个北京城对外沟通就15个口子,相当于每隔2公里多的城墙,才有一个口子。另外,还有修筑京汉路时,左安门旁开的一个铁路专用口(至今,北京站始发终到,行经京沪、京广等老线的普速列车,仍会经过这里)。
战后的共和国首都,百废待兴,百姓生活恢复,城墙这时已经成了城内外交通的阻碍;它在冷兵器时代的防御作用,也消失殆尽。其实,为了修筑环城铁路、疏导交通,几个城门的瓮城和城楼也都早已不完整。
△ 朝阳门(1951年摄)
北京城墙能不能扒口子?能不能拆?
主张完整保护北京城,将行政办公区迁到城外的梁思成,曾在1950年专门就城墙的去留撰文,逐条批驳反对者的观点。对于主张拆城墙的一方,他把理由概括为:
城墙是古代防御的工事,现在已失去了功用,它已尽了它的历史任务了;
城墙是封建帝王的遗迹;
城墙阻碍交通,限制或阻碍城市的发展;
拆了城墙可以取得许多砖,可以取得地皮,利用为公路。
在批驳之前,他跳出城墙看城墙,痛陈欧美工业革命以来大城市病的苦果:
欧美的大都市因为工商业无计划,无秩序,无限制的发展,城市本身也跟着演成了野草蔓延式的滋长状态...在伦敦、纽约等市中心区居住的人,要坐三刻钟乃至一小时以上的地道车才能达到郊野。
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
在梁思成看来,这种城市病的破解之道,在于摒弃单中心+摊大饼式的格局,发展多中心、多组团,且各组团以绿地、田野、水系等区隔开来。
而城墙及其周围的水系、空地,正好可以用来区隔,遏制无序发展的同时,又可以“做成极好的绿带公园”,城墙本体还可以用来“种植草花、纳凉游憩”。
有点浪漫。
△ 北京四元桥附近模糊的“绿隔”,可见绿隔区域内仍有不少建筑。图:百度地图
从思想上,梁思成也认为城墙有新的时代意义。天安门、故宫等曾经的皇家禁地如今都开放给人民,城墙为何就成了象征封建社会的残留,必须拆掉?再说,城墙也是人民修筑的,与长城一样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阻碍交通和利用城墙修路两个观点,他也逐一批驳:交通问题,适当位置多开几个城门便可;城砖拆了里面还有混凝土,费时费力又腾不出多少地。
建国后头几年,涉及首都规划的问题都需要经过首都都市计划委员会讨论同意,而梁思成、陈占祥等谙熟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海归,都是其成员。虽然梁思成曾在文章里说“多开几个城门便可”,但建国后的一年里,开豁口的动议仍然屡次被否。
或许在他看来,在北京城这一无与伦比的杰作上“动刀”,要慎之又慎,能不动则不动。
时任北京市建设局技术员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孔庆普,至今健在。他曾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回忆当时的情景:
(建国后)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战争一结束,人口增加也很快。而且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增加的人口也非常多。包括官员,服务人员,还有驻军、警察都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
然后,梁思成没词儿了。
△ 京汉铁路在外城开豁口时的施工现场
1950年10月,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战备工作会议上,决定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1951年春节前后,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还专门就城墙豁口问题召开专题座谈会。当年,东直门北小街豁口与南城的陶然亭(现陶然桥)、架松(现光明桥)三个豁口一起,作为第一批豁口被打通。
背后的博弈,已然尘封。整个50年代,包括对原有城门的改扩建,共实施了十余处豁口工程。
城墙开豁口,只是北京老城拆保交锋的一个缩影。北京老城在这延宕数十年的,与经济利益、意识形态、世界格局、党内形势等相互纠缠的交锋中,逐渐消失。
直到近几年,北京由上而下有幸形成了保护和延续传统的一致共识,一度盛行的大拆大建,终于有了偃旗息鼓那么点意思。
△ 北京老城东北角局部卫星图,以及本文所涉及的地点位置关系图。底图来源:见水印
从北小街豁口一路往东,不远就是北官厅公交站。每天从这里出发再回到这里的44路,要绕二环200多圈。
这附近有一个“官厅”?在哪?
△ 北官厅公交站。如今688路已经被优化,牌子还没换。
再往前走,一贯直来直去的二环路,愣是拐了一个圆润的弯,弯内有一道铁丝网,网内绿意葱茏;从卫星图俯瞰,几排红顶小楼沿着二环渐次排列。
谁能想到,这里其实是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呢。它傲然独立于所有的使馆聚集区,默默讲述着这个邻国与中国的跌宕往事。
民安街上俄罗斯使馆的侧门
清朝末年在这附近出生的著名记者、翻译家萧乾,曾这样描述他童年时的这里:
贴着东直门城根还有一座十分奇特(像个大蒜头)的建筑,那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堂。拱形屋顶上也是一具十字架,只是礼拜时又点香又点蜡烛,比耶稣教更具吸引力。他们礼拜时嘴里嘟嘞嘞——现在知道念诵的是希腊文。教堂附近经常看到一些扶老携小的俄罗斯人,都是十月革命后从本国逃出来的,见人就伸手乞讨,样子看似很可怜。
就是他们使我老早就记住:当什么可也别当个四处流浪没有祖国的人。
△ 萧乾出生地——羊管胡同今貌
为什么老北京城里会出现东正教堂?为什么这里会有俄罗斯流民?为什么俄罗斯大使馆远离使馆区,在城内孑然独立?
事情还要从400年前说起。
1613年,罗曼诺夫家族登上俄罗斯的历史舞台,从此开启了300多年的沙皇统治。这期间,俄罗斯从一个传统上的欧洲国家,逐渐成为如今地跨欧亚的样子。中俄两个历史上渊源并不很深的民族,开始随着沙皇开拓的脚步而逐渐靠近。
清初,趁朝政未稳,俄罗斯开始在黑龙江流域、外兴安岭以东地区开疆拓土,到17世纪80年代,势力范围已逼近黑龙江干流。
1683年,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的康熙,下决心了断东北的战事。1685年,清军和当地少数民族武装一道向俄军据点——位于黑龙江畔的雅克萨发起总攻,经过十天的激战,最终一举拿下雅克萨。俄军撤离,清军平毁雅克萨城,未曾想几个月后俄军又杀了个回马枪,清军再次发起总攻,这才把俄军彻底击溃。连年战事,使大量俄国战俘和“俄奸”涌入中国。
△ 雅克萨如今已近乎一座空城。左侧河流为黑龙江
如果说如何对待战俘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文化要比欧洲某些文化表现得要优秀很多——我们将这些俄国人安置在城东北角的“胡椒园”(注意不是东直门外的胡家园),附近的一座道观(老地图记载为“五住观”)也连带着给了俄国人,而这个胡椒园,就在刚提到的44路北官厅总站,以及旁边出入境大厅的位置。
△ 1936年版北平地图,可见“胡椒园”已讹为“胡家园”,以及当时已改为俄国东正教教会的北馆。作者翻拍
其中,一部分俄国精英贵族还被清廷编入镶黄旗,改了中国名,有了旗人才有的“铁杆庄稼”。
吃上了中国米,住上了二环边的房,他们的信仰却始终没有变。
俄国人将道观改成了一座教堂——圣尼古拉教堂,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也就是萧乾童年见到的“大蒜头”。
说起“大蒜头”,小时候我家窗外也有一个“大蒜头”,是1904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人为纪念在沈阳阵亡的将士们修建的小礼拜堂。
△ 我家楼后的俄罗斯墓地小礼拜堂。孙叶新/摄
此后的十多年,随着俄国人不断来华,1684年,清廷在东交民巷设立了俄罗斯馆,史称“南馆”,与此前在胡椒园的俄人聚居区“北馆”相区别,“北官厅”这个名字,就是“北馆”音变而得来。
至此,在京俄国人形成了南北馆两个圈子,这个格局一直延续了300多年。
300年间,俄国东正教会一直驻扎在北馆,俄国先后从本土派了18届传道团,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一茬接着一茬干,搜集了不少情报,也成就了不少俄国汉学家。
在没有现代外交的年代里,这里还成为了俄国事实上的“领事保护中心”,以及在东方的一个精神地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萧乾老先生会在他出生的羊管胡同,会遇到前来逃难的俄国一家子。
这300年,馆外的京城与大清帝国逐渐没落,世界因工业革命发生着剧变。罗曼诺夫王朝虽也几度濒临崩溃,走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但毕竟家大业大,国力也跻身列强,成为了侵华八国联军中的一员。
1902年,现代外交终于叩开了大清国门,俄国根据《辛丑条约》扩建两馆,将自家的公使馆与诸国公使馆一起,落址于东交民巷“南馆”所在地。苏联成立后,苏联公使馆也顺势入驻,成为了我党早期活动场所之一。
△ 俄方在北馆内扩建的教堂,房顶有三个“大蒜头”
而在北馆,俄国重建东正教堂,将旁边已被八国联军焚毁的履亲王府和诚贝勒府大部分区域(也就是上面老地图中的“四爷府”)也划入其范围内,“北馆”的占地规模到此时,基本与如今的俄罗斯大使馆相当了。之后,俄方又在此修建了多组东正教建筑,还建设了牛奶厂,也就是现在的南馆公园。
看来,除了信仰,饮食习惯也是根深蒂固的民族印记。
建国后,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均被收回,而苏联由于与我国的特殊关系,大使馆得以暂时保留在东交民巷,但产权收回改为租用。也是因为这个特殊关系,50年代末北京东正教会解散时,北馆的建筑移交给了苏联使馆,并未被收归国家。苏联大使馆于是从东交民巷的“南馆”搬到了这里——自己的地方,总比租的房舒坦。
从此,俄罗斯大使馆开始在二环内以超然的姿态,站在这块浸满信仰的土地上,向东凝视着日坛和亮马桥的使馆兄弟们。
穿过曾是牛奶厂的南馆公园,2幢灰色调、落地窗的高层住宅映入眼帘。
△ 从南馆公园内向南望去,有座豪宅掩映在树丛中
灰色石材上墙,3名保安值守,展示着它超脱周边老旧居民楼的不凡气度,低调,又不失奢华。
2014年8月14日,也就是七年多前,这里的一位业主——陈某生的儿子,与在自己豪宅里的柯某某一同被公安带走,他们涉嫌的罪名是:容留他人吸毒、藏毒。
2020年9月,陈某生的这套房子被挂在司法拍卖网站,舆论哗然。1217平米起拍价仅7191万,单价是周边“老破小”的六到七折。没错,1217平方米。
这个陈某生,你应该已经猜到,就是成龙。成龙的本名叫陈港生,一个极具时代色彩的名字。
1947年,他的父亲房道龙从大陆来到香港谋生,在美国驻港大使馆做厨师,并在1954年生下成龙。
上世纪40-50年代,香港人口激增,大部分都是为了躲避大陆战乱而来,漂洋过海、艰难谋生。每个大城市,都有许多叫x生的人,比如京生、沪生、杭生,他们出生时,父母往往刚刚落脚城市,用这样的名字来纪念一个家庭在这座城市崭新的后半生。
如果不是吸毒、法拍这两件事,或许很多人还并不知道成龙在老北京城的东北角,还有过这样一座隐秘宅邸。
△ 豪宅户型图,壕到你难以想象
这座1217平方米的豪宅,根据法拍公告,其实是两套打通后形成的大平层,户型之阔气、装修之豪华,都在超一流水准之上。
京城就是京城,不但能吸引不远万里的传道团与难民,更能吸引海内外的富商巨贾在此扬名立万,一票走红。而这座豪宅,就是保定生意人李建国的“传世之作”。
豪宅坐落于东直门内大街9号,小区名叫“Naga上院”。
△ Naga上院正门,旁边是一家古巴雪茄店
李建国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名字的由来,“Naga在印度传说中被尊为水神和海神,相当于中国的龙,能赐予人类安全、繁荣和财富,被古印度贵族奉为专供之神”。他2002年相中这块不到20亩的地块,不惜代价拿下后,精心打磨4年,所有建筑和装修用材均为国际顶级。
或许,在他心中,这个距离雍和宫、国子监和东直门都不到1公里的地方,能承载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所有梦想。
△ Naga上院园区内景和室内装修。图片来源:丽兹行
李建国把房子背后承载的文化意义看得很透。他曾说,自己把Naga上院全部规划为30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整个小区3幢楼仅99户,目的就是确保业主层次整齐,“豪宅的规模不能很大,顶级豪宅只能卖给少数人。而且,豪宅也是一个生活圈子,强调纯粹性,否则业主之间没办法沟通。”进入这个圈子的门槛,他对外宣称是“高素质、有责任心、乐善好施”,并非光有钞票的土大款就可入住。
Naga上院内还有一座9000多平方米的私人会所,里面雪茄吧、红酒坊、餐厅、健身房、SPA等一应俱全。李建国认为,这是给精英圈层一个私密的沟通空间,很多生意上的事情,谈笑风生间就在这里定下了。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里的热爱,作为首位业主入住,并宣称自己入住后“足不出户也可以做成很多事”,商务会谈也都挪至Naga内。
2005年底,Naga上院开盘,那是京城地产市场最后的高光时刻。大批量拆迁后诞生的楼盘纷纷进入销售周期,百花齐放、各显其能,从网络到纸媒,最火的广告就是楼盘。当时斥巨资成为房东的群体成为了今天大家口中的“抄底”一族,这些二手房也形成了今天二手房市场上的“次新房”群体,与周边的老破小相比,价格总能高上一截。
当时,李建国攒了一次“跨界发布”,理念在16年后的今天看来也独具匠心:把Naga上院的开盘仪式与陈可辛导演即将上映的电影《如果·爱》的首映一同举办。
当时,冯小刚、曾志伟、金城武、周迅、张学友、古巨基等悉数前来捧场,剧组将30件主要道具和主创所着服装拿出来拍卖。为了助兴,李建国还将Naga上院一套600平的房子现场拍卖。也就是同时,成龙成为了Naga上院的代言人,为表感谢,李建国将这两套当时价值3360万的豪宅以2060万代言费折抵的方式“卖”给成龙,成龙实际仅出了1300万。
△ 李建国出版的专辑封面,在“文艺圈”,他给自己起了艺名“李建衡”,还曾与闫妮等出演过电视剧《永不回头》。
这次交易,为后来它被法拍埋下了伏笔:由于成龙方不愿以实际出价(1300万)作为网签价公开在网上,两套房子的产权证始终没有办理,也就是产权始终还在李建国的御嘉置业手中。
△ 李建国的御嘉置地大厦和影视公司,就在Naga上院的北门外。
交房后的几年,李建国作为自己口中“生意圈里最喜欢文艺的人”,或许是因为为了热爱买了过多的单,商运急转直下,先后卷入几十个官司,涉案金额以十亿计。
成龙非但房证没有办下来,房子还作为李建国的资产被查封。作为案外人,成龙提出执行异议要求解封,却因当时不办证是自己的原因而非客观原因,被北京高院、最高法相继驳回,最终进入法拍环节,偿还李建国的欠债。
如今,这座经历了15年风雨与沉寂的豪宅,应该已经蒙了一寸厚的灰尘了吧。
△ Naga上院旁的四合院会所门前,一位老妇带着她的狗歇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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