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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1月9日，金军攻陷北宋朝首都开封，入城后大肆搜刮财物、烧杀掳掠，繁华的汴京城几乎沦为一片废墟。同时，金军俘虏了来不及逃走的北宋太上皇赵佶、钦宗赵桓及后宫嫔妃、皇室宗亲和达官显贵数千人，浩浩荡荡地挥师北还，北宋由此覆灭，后世称其为“靖康之耻”。
▲宋徽宗赵佶蜡像
众所周知，北宋经济水平在当时可谓全球领先，文化、思想、经济极其强大，突然被少数民族政权灭掉，让天下人都处于极度震惊之中，长时间都未能反应过来。事实上，北宋灭亡有其客观原因。自秦汉以来，国家组织机构日趋完善，富庶程度更是秦汉隋唐等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可是北宋虽处于文明高峰，但国家机构仍存在重大缺陷——抵抗外敌风险的能力极低，一旦被敌军攻克国都，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北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疆域图
北宋时期，辽、金、西夏、大理、吐蕃等政权并立，北宋处于外敌包围之中，汴京更是因位于平原而无险可守。在北方，大宋王朝缺乏长城进行防御，各游牧民族又迅速崛起，使北宋的整体安全形势空前严峻，边患比以前各朝更为严重。虽然宋初通过强大的河北军以步制骑，将强大的辽军挡在国门之外，但随着与辽帝国的百年和平以及西夏的崛起，宋军精锐已经转移到陕西军，河北军的实战能力已经很差。
当失去辽帝国这个活长城又错信郭药师时，河北军再也无法抵挡来自北方的彪悍铁骑了。而陕西军又被西夏军队牵制，加上主心骨童贯突然死亡，士气迅速消散。虽然紧急派出了一些部队驰援，但未能对金军形成有效打击，反而导致西夏防线空虚，令濒死的西夏军队将战线东移了不少。
▲西夏国主蜡像
这些客观因素，接下来就要谈谈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这个话题自南宋开始就长盛不衰，成为文人和史家议论不休的话题。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童贯。他在陕西战场立下赫赫战功而被重用，可他为了再立新功，竟然蛊惑宋徽宗违背祖训，挑起宋辽战争，从而导致了北宋毁灭。他的同伙蔡京、王黼（fǔ）、赵良嗣，甚至宋徽宗本人都是北宋灭亡的主要责任人。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人们不由得反思这些拍脑袋决策的人是如何进入国家中枢的，而这才是北宋灭亡的根源。许多人埋怨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阉割了传统的“尚武精神”，也有人认为是儒学造成中华民族整体孱弱。更可笑的是，有人认为这锅该由朱熹理学来背，丝毫没注意“靖康之耻”三年后朱熹才诞生。
▲宋太祖赵匡胤剧照
在衣冠南渡之后，人们对这场国难进行了深刻总结，基本认定祸首就是——王安石。是不是很不可思议？让我们来看看士大夫们的理由——“靖康之耻”并不是重文抑武所造成的，而是因为“联金灭辽”这一愚蠢决策。倘若保持其现有格局，辽国因被金国牵制，压根不敢轻举妄动。一旦辽国灭亡，金国直接与北宋接壤，挥师南下再无后顾之忧。更要命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北宋军队几乎毫无战斗力可言，这就让金国野心进一步膨胀，视北宋为毫无反抗之力的肥羊。
▲王安石雕像
众所周知，历代均不乏“政治弱智”之流，这本无可厚非，可当这群人掌握国家决策大权，局面就变得格外可怕。为何蔡京、童贯、王黼等人能够身居高位且沆瀣一气，破坏大宋长久以来稳定的决策机制？在笔者看来，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身份——新党。
客观地说，王安石推行的“熙宁变法”非常正确也格外及时，堪称宏观经济学标杆。但他造成的“新旧之争”，却成为“靖康之耻”的源头。虽然王安石有着千年不遇的卓越才华和崇高的个人品格，但悲哀的是，他却极度缺乏识人之明，提拔的人却没有一个可用之才，偏偏还掌握了国家机器。
▲《钦定宋史》清代刻本
像吕惠卿、曾布等人，都是打着改革幌子以攫取私人利益的政治投机者。《宋史》中列出了21位奸臣，北宋就有14人上榜，其中又有12人为新党成员。宋神宗赵顼年轻时，格外信任王安石，是新党的铁杆支持者，后期却极度后悔，转而支持旧党。此后历代皇帝与太后，都在新旧两党之间反复切换，不断将党争推向高潮。遗憾的是，最终胜利者是新党。
▲宋神宗皇后画像
按照北宋的政治体制设计，皇帝、台谏、文官相互牵制，政治平衡性极高。可是因为新旧之争，新党为谋求打压反对派，无原则地与皇帝合作，形成了制约很小的权力阵营。这种风气在曾布、吕惠卿身上已有体现，在蔡京、童贯身上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在以前，“联金灭辽”这种拍脑袋决定是绝对无法通过的，然而却偏偏在宋徽宗时期通过了，这无疑表明皇帝、宰相与军队已经沆瀣一气，所谓的议事流程与制约机制形同虚设。从这一层面而言，王安石变法改变了此后北宋的政治生态，使得国家权力架构发生剧变，最终滑向了君臣混乱的亡国状态。
▲现代仿建的北宋睿思殿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王安石得承担主要责任，这种颠倒事情因果的归罪方式显然不公平。北宋立国之初定下的基本国策，是根据晚唐五代军阀混战而设定的，在百年后已经不再适用，改革因此成为必然。然而在传统礼法的束缚下，祖宗之法不可变，所以王安石只能从经济层面下手。由于矛盾根源和矛盾解决方面不一致，这就注定“熙宁变法”会走向混乱。
所以说，北宋国策与发展现状之间的矛盾是“因”，王安石变法是“果”。只要原因存在，这样的结局必会出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最后大宋王朝出问题了，改革者王安石自然要背锅，但像南宋士大夫那样将主要责任一股脑推给他，则是一种忽视根源的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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