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散文家、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BG代表人物之一，2003年他当选为美国诗人学院院士，先后出版有十六卷诗文集，《龟岛》获得了1975年度普利策诗歌奖。斯奈德是“垮掉派”目前少数仅存的硕果之一，也是这个流派中诗歌成就较大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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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书写
评定人文学科学术水平的标准之一就是对文本的审议。文本就是储存多年的信息。岩石的地层，沼泽中花粉的分层，树干向外扩展的年轮，这些都可以看作文本。河流的印迹是文本，因为河流在地上来来往往地迂回，留下了以前河床的一层层痕迹。语言的历史一层一层积淀就变成了语言自身的文本。在《原始印欧语图谱》一书中，保罗·弗里德里希通过一组词检测印欧语系的义素，这些词在一万两千年中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它们是桦树、柳树、桤木、榆树、岑树、苹果树、山毛榉（bher，wyt，alysos，ulmo，os，abul，bhago）（弗里德里希，1970）。这些音节可称得上西方文明的种子——比亚（bija，种子，梵语）。
在中国古代，占卦的人把龟壳放到火焰上烧，直到龟壳开裂，然后根据裂开的图案进行占卦，感知天意。中国人认为书写是从临摹龟壳上的裂纹开始的。每一种书写方式都与自然的材料有关。现在的汉字带着小钩和直角的笔画产生于汉代，当时中国人开始从用铁笔在削好的竹简上刻字改为用兔毛笔蘸上松烟墨在吸水的桑树纤维纸上写字。中国汉字形态的构成完全是由笔尖从纸页上提起时转动的方式所决定的。提起一支毛笔、一把刻刀、一支钢笔或铁笔，就像准备去咬一口东西或是提起一只爪子。
轻型飞机像风筝一样，在风中摇晃。北极的春天白昼很长，人们无论是在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驾机飞行。飞机穿过贝特尔斯南部，然后慢慢地降落到地面，继续在雪地里滑行。在费尔班克斯，我拜访了埃里克·格兰奎斯特，一位芬兰标本剥制师。我去看他一件已经完工了的早期野牛的标本，这头牛死于三万六千年前。当时，标本仍在大学的实验室里。这是一只短小结实，圆鼓鼓的动物，它的皮现在是浅蓝色的。埃里克早前的项目是剥制一头在盐层里发现的波兰长毛猛犸象。
埃里克向我演示如何解读这头更新世时期野牛的情况：“野牛四腿支撑，突然垂直塌倒在地。因为野牛被杀死时，不会像驼鹿那样往一边倒下，而是直立倒下。野牛皮上的抓痕是狮子从后面袭击所造成的。那只狮子与现在的非洲狮差不多。你可以看到狮子的爪痕和尖牙痕。这些牙痕与现代狮子的牙齿大小一样。野牛的鼻子上还有伤痕，颌下和颈上都有爪痕，这说明另有一只狮子咬住了野牛的鼻子，并将其头按到地上。接下来，从野牛的皮被撕开的方式可知，狮子先从野牛的臀部咬起，沿着尾部到背部撕下牛板筋，然后丢掉。狮子并没有吃野牛的头和脖子，所以，野牛保持倒地的样子，只是牛皮正好沿背脊成线状撕开。狮子吃完之后不久，天气变冷，野牛的尸体就冻结了，下沉了。来年春天（野牛在斜坡的北边），斜坡顶部融化了的泥土像雪崩似的滑落下来，覆盖住冰冻的野牛。这头野牛仍然是四肢趴着，被埋入了永冻层，密封在无氧的环境中。它一直冻结在那里，直到几年前，才因水力采矿的缘故被冲刷出来。”
埃里克还告诉我，在他生日那天，也就是在标本制作完工的当天，他像接受圣餐似的吃到了一小片野牛肉，这肉已冰冻了几千年，现在被直升机空运至冷冻柜内保存着。这只野牛的躯体就像是从古老的手稿中竭力复原出的一首抒情诗，现在已在阿拉斯加大学博物馆里展出，在那儿它被称作“小宝宝”。
假若用时间来衡量，相比一具超越时代的野牛尸体，或沿育空平原蜿蜒流淌的河流所留下的痕迹，或古代北极地区与库范缪特人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大同主义，西方文化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欧美人文主义就是一群作家和学者的故事，他们沉浸在早期的历史和文学中，深受启迪，故而改变了观念。在关于人类处境的问题上，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有益的文化见解，而非神学或生物学上的阐释。伯里克利时期的希腊人吸收了荷马的学识，这种学识可追溯到青铜器时代，甚至更远。罗马人通过向希腊学习，扩大了自己的视野。文艺复兴的探求者也加深了自己对希腊和罗马的认识。今天，一种新的后人文主义者，正在考察地球上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少数民族，体验其生活，并开始欣赏“原始的东西”。他们发现史前史是一个不断扩大、丰富多彩的研究领域。我们隐约知道了人作为最终个体时其本质的深奥之处。大自然与自我以及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术语“posthumanism”（后人文主义）中的“post”（后）是用以解释“human”（人类）一词的，旨在探讨万物生灵之间存在的生态关系。这并非要摈弃人文主义观点，因为“正确地研究人类”本身就意味着以人为本。然而，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并没有充分显示我们是其他物种的亲族——我们应始终如一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样，我们才可以说是一群没有特权意识的独特“人类”。道元禅师说过：水是水的公案，人是人的公案。灰熊、鲸鱼、猕猴或黑鼠极其希望人类（尤其是欧裔美国人）能在彻底了解他们自己之后，再对熊类或鲸类进行研究。
人类了解自己，就会了解自然界其他生物。这就是佛教徒称为“达摩”（Dharma，佛法）的一部分。
母豹
“语法”这个词被研究语言的学者用来描述语言结构以及支配语言结构的规则系统。语法就像一个篮子，能够存放语言中各种能起作用的句子。在较早的时期，语言学家混淆了书面语与口头语。这从语法这个词本身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希腊语gramma的意思是“字母”，词根gerebh或grebh意指“刻划”（因此有“切口、图表、雕刻”之意）。语法来源于gramma techne，意思是“井然有序的刻划”。但非常清楚的是，语言（“口语”）首先存在于人际交往的言谈中，即话语中。语言不是雕琢之物，而是一丝气息，一缕松林中的微风。
“把自然当作书籍”这个隐喻不仅不准确，而且也是有害的。世界上充满了各种标记，但这并不是一个带有版本档案的固定文本。过于依赖书籍这一范式是与一种假设并肩同行的，这种假设认为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不存在很有价值的东西。书写体系确实被赋予了一定的优势。那些能写作的人认为自己比不能写作的人要优越，那些信仰圣经的人认为自己比信仰本地宗教的人要高贵，而无视内容如此丰富的神话和宗教礼仪。
我从费尔班克斯往南走，回到了安克雷奇市。一天晚上，我和罗恩·斯科隆去了先锋酒吧。我谈到了我们跨过科伯克河的旅行，而他则向我展示了最近在语言学领域取得的新进展。罗恩和苏珊妮·斯科隆都是专业的语言学家，已经研究阿萨巴斯卡语系多年，并发表了一些论文。这些论文调查了生活在亚北极村落的阿萨巴斯卡族和高加索族幼儿的语言学习能力。因此，我与他一起讨论了我的观点——语言属于我们的生物特性，而写作就像是驼鹿在雪中留下的足迹。“罗恩，”我说道，“难道语言不是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生物学吗？”
罗恩的回答基本如下：“威廉·冯·洪堡特，也许曾受到他弟弟亚历山大的某种影响，对有机现象和语言都先以'物种形成’的隐喻来说明。从此，语言的每一个分支都被认为好像是一种不同的种类。早期的历史语言学家常常谈论，语言之间存在着的达尔文式竞争。但是，在生物学上物种从来不会聚合，他们只会分离。而所有的语言都属于同一种类，可以相互杂交，因此它们是可以聚合的。语言发展变化不只是语言之间的竞争，还有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生态学因素。从语言史来看，语言并没有所谓的演化进步：所有的语言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并且各有所长。语言中没有哪一种是'最合适的’。英语成为国际化语言依靠的只是英美两国的冒险主义。（英语是一大堆繁杂的半合成词汇的集合，在诺曼人征服并统治英国后，变得更加混杂——正是这样一种真正的混合语有幸成了世界第二大语言。）事实上，语言变化、元音转移、辅音转移以及语法变得简单或是复杂的趋向，好像并不是为了适应任何实际情况的需要。”
“看来进化原理在此并不适用。那生态的影响力呢？人类仍然是一个野生种群（人类的繁衍并没有根据特定的数量而受到有目的的控制）。你认为语言也是野生的吗？语言的基本结构不是驯化的或是培育的。它们属于心灵的野性部分。”“当然。”罗恩说，“但是，如果语言只是一个种类，那么在你的思想荒野中就一定会有与它互动的其他物种，因为荒野是一个系统。假设语言是更新世时期的野牛，那么，什么才是那头狮子呢？”
“哈！如果语言是个草食动物，”我说道，“它不会在食物链的顶端。也许有人会说'诗歌’就是那头狮子，因为诗歌明显地将自然话语进行了诗化处理，并增强了自然话语的作用。不过，考虑到我们所有的思想几乎都被语言粉饰过，而诗歌属于语言运用的一部分，因此那头狮子肯定不会是诗歌。我认为诗歌是自然的顿悟，这种顿悟诗化、改变并超越了语言。艺术或创新的表演，有时也能做到这一点，但需要通过直接呈现即时的新鲜感和独特性，以及直接进行无中介的体验。”
罗恩用沃尔夫假说来考问我：“是否存在不需要以语言为中介的经验呢？”我“呯”地一下将大啤酒杯放到桌子上，有五六个人立马惊得跳起来盯着我们。此时，我们只好停止谈话，笑了起来，因为这种情景似乎往往会把人带回到既寻常又神秘的氛围中。我们的桌子就在一只长着枝状犄角的北美驯鹿头颅的下方。
我在阿拉斯加知识阶层中的熟人，无论是本地人还是白人，都参与了力图复兴本土语言的行动。迈克尔·克劳斯、詹姆士·卡蕊、加里·霍特豪斯、斯科隆一家、凯瑟琳·彼得斯、理查德和诺拉·道恩豪尔、埃尔希·马瑟、史蒂夫·格鲁比什以及当地的老师伯尼斯夫妇、生态人类学家理查德·纳尔逊，他们都将本土语言的复兴问题牢记于心。克劳斯是阿拉斯加本土语言中心的主任，他对本土语言复兴的情况并不乐观，因为最年轻的本土语使用者也在一年一年地变老。科伯克村是最坚持使用本土语言的村庄，但我听说即便在那里，年龄最小的本土语使用者都已经十几岁了，而小孩在校园里玩耍时说的都是英语。虽然州政府有支持双语教学的计划，而且也有非常好的双语教材和各种本土语教材，但是本土语似乎正在逐渐消失。大多数土著家庭似乎认为使用英语是未来的趋势，是他们的孩子在经济上取得潜在成功的根本。这样一来，他们在家里更不会刻意去说本土语了。（在澳大利亚，我总是听到人们说起任何本土语时，都将其称为“语言”。“她说语言吗？”）
这也许是一个过渡阶段。本土语有可能重振雄风。在美国（除少数几个地方外）大多数地区人们都只使用一种语言，如果受过教育的老师和行政人员都清楚地知道使用双语很常见且不难，那么这对本土语的发展是会有帮助的。一个在中学时就害怕学习西班牙语的行政官员，是不可能相信一个爱斯基摩小女孩能轻松地使用两种语言的。过去，基于生物区域的小国构筑了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由此形成的世界大同主义受到了当时非常普遍的多语主义政策的支持。多年前，一位年长的尤皮克族人有一次外出猎捕驯鹿，在过河时淹死了。据说他是老一辈中仅存的几个能说多种语言的人。他会说尤皮克语、德南纳语（属于阿萨巴斯卡语支）、俄语、英语和一些伊努皮克语。
谈到“语言生态学”，可能首先要承认以下语言因素在同一个说话者身上是普遍共存的：层级、语码、俚语、方言、所有的语言甚至在不同的家庭使用的语言。约翰·甘柏兹（1964）描述了印度北部一个村庄的情况：“当地的方言就是大多数村民日常使用的语言。最底层的群体可能还有他们独特的白话。除了这些白话外，还有一些黑话。有一种亚区域方言为附近城镇集市的商人所使用，而其他种类的方言则可能为流浪表演者或是宗教修行者所使用……崇拜克利须那神的流浪修行者可能会使用布拉吉语，而拉姆神的崇拜者则使用阿瓦第语。标准印度语是与受过教育的外族人交流的规范语言……在商业交易中或是与受过教育的穆斯林交谈时，就要使用乌尔都语。此外，受过教育的人会说英语，还有一些人略懂点梵语。”（第420页）
这样，我们的话题就又回到这些村子上来。方言与标准语混合使用是这些地方的特色。一切都深植于自然，但它们的枝枝叶叶却遍布全世界。（但今夜，在阿拉斯加灌木林，在麦克格拉斯，在科伯克或者在凯厄纳，人们观看卫星电视节目，也许同样的节目也在径巷深处的酒吧里播放，只是其传播的作用相应变弱了。）
这也许是标准语（经典作品）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标准语提供一种标准。但此“标准”不是行为主义基于统计学的标准，而是由保持权威和达成共识所认可的一种标准。自古至今，保持权威与意图、强度、专注、愉悦和协作等因素所表现的程度密切相关，而这些因素涉及媒体以往所采取的策略和标准。此外，相关的因素还有：对已认可的标准形式进行的创造性的重新使用或诠释；知识的连贯性以及超越时代的、长期的人类共通性；无意识的潜在意象所引起的共鸣。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一个文本或一个故事必须传播到很多国家，传播几个世纪，且一定要有大量的译本。
人类生活在全新世时期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之中，“此刻”，从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算起，已有一万年或一万一千年历史。在传统文学里，可能仅有少数几个完整的故事是如此古老的，同时还有大量较晚时期的文学作品是借用最古老传统中的故事情节构成的。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时候，人口数量相当少，出门旅行时靠的是步行、骑马或乘船。无论是希腊、赫马尼亚或是汉代的中国，古代人生活的地方，附近总是有大片森林，到处是各种野生兽类和迁徙的水鸟，海里有大量的鱼和鲸。对每一个活跃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他们经历的一部分。动物作为文学中的角色，作为想象和宗教原型中普遍的存在出现，是因为它们生活在那个与人类终生相伴的环境里。有关荒地、暴风雨、荒野、群山的观念和意象不是来自于抽象，而是来自于对以下地方的亲身体验：阿尔卑斯山脉南侧、极北地区、极地附近、太平洋彼岸或是更遥远的地方。这就是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人们一直生活的世界。（什么时候全世界的人口是现在人口的一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北极地的生活条件仍然接近于采猎者世界里的经验。这个采猎者的世界不仅是人类摇篮时期的，也是人类成年早期的世界。如今北部还有一个原始的部落，其中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与外界接触过。还有很少一部分人，他们蛮勇粗陋，以打猎抢劫为生，已经学会了在行走时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这是基于年长者的经验。北极地不是“边疆”，而是更新世时期遗留下来的最后一块领地。这片土地展示着它所有的辉煌——鲑鱼、熊、驯鹿、鹿、鸭、鹅、鲸鱼、海象和驼鹿。当然，这一切并不会持续太久。人们将在这片北极野生动物保护区钻探石油，并且已经在阿拉斯加东南部的通加斯国家森林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修建了道路，砍伐了树木。
新大陆的北部地区是进入欧洲历史的一扇窗户：北欧文学中的凯尔特人、比约恩人、布劳恩人和布伦人（布伦·希尔德，巴尔熊）的圣鲑，地中海的海豚，阿耳忒弥斯的熊舞，赫拉克勒斯的狮皮，若不是来自人类住所附近的荒野系统，又是从哪里来的？在文学和想象中，这些奇特生物的反复出现告诉我们，它们对我们心灵的健康是多么的重要。
我和罗恩又将话题转到了中国。我和他有两个相同的观点：阿拉斯加是北部最开放、最具野性的地方，是遗留在地球上最蛮荒的地方；而中国是文明化最彻底的国家。它们在地球上相互间的距离并没有多远，但看起来都接近各自情况的极点。在中国，尽管其近代环境史也许是一部环境破坏史，但它拥有伟大的文明。也许，这种文明是依靠极少的荒野文化来保持活力的（如苗歌和禅诗）。阿拉斯加文明中的某些东西可能会继续保留下去，因为新来的欧美人被这里的种种魅力所感染，如不时之险、整日黑夜、整夜白昼、空旷广袤、贫瘠无用、人迹罕至、呼吸冻结、烟熏制鱼等，所以他们有可能转变为后工业化时代的荒野爱好者。安克雷奇市的报纸报道，有两只驼鹿又在一家大型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闲逛，该购物中心正对着一片云杉林，通向楚加奇山脉。
一名年轻的白人女子问我（这是第二次）：“如果我们这样充分地利用动物：食用动物、歌唱动物、描绘动物、骑乘动物、梦到动物，那动物又能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回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直接切中关乎礼节和礼仪的核心，并且使我们能站在动物的立场上进行思考。阿伊努人说鹿、鲑鱼和熊喜欢我们的音乐，还被我们的语言迷住。因此，我们给鱼和猎物唱歌，跟它们说话，向它们祈祷。我们定期为它们跳舞。唱歌是感谢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晚餐：表演作为酬谢在古代世界的礼物经济中是通行的惯例。别的生物也许会觉得我们有点轻浮，因为我们不断地更换衣服，吃许多不同的东西。我不禁感到，没有人类的自然更为人道，但愿现代人能更懂得回报自然，不要嗜杀生物。
我和加里·霍尔特豪斯一起走到库克船长酒店的地下餐厅吃早餐，他是“阿拉斯加人文论坛”的主管，在阿拉斯加生活了很长时间。前一天我参加了他们的年会，作了一个报告，介绍了我在库范缪特的经历。（回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和他旅行到阿拉斯加东南部阿莱克纳吉科的尤皮克村，当时我看到他正在打包整理一本马可·奥里利乌斯的书。）我们仍在讨论前天会议中的一些观点，对人文学科的项目我们都不是十分乐观。我们认为那确实不是对神话、诗歌和价值的真实生命关注的全部。希腊思想家的思考基于大量充满惊人活力的歌曲与口述故事，即荷马史诗与赫西俄德的诗歌。但是，现在的人文学科研究却演变成了奇特的形式主义，对语言的研究也过于狭窄。
在萨满教巫师、牧师、诗人和神话讲述者的世界里，一个新壁龛打开了。这个壁龛是城市和小城邦。城邦里的思想表现出一种竞争：乡村里诗意、神话般地看待世界的普遍方式，与每日在城镇生活里占主导地位的各种争论和新闻报道的方式形成一种抗争。这种抗衡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经济和过剩经济之间的竞争，它把商人集聚起来了。于是，哲学家—诡辩家——成了年轻富人的导师，指导后者如何在公开场合辩驳会更有力。他们做得真的很出色。他们是整个西方知识谱系的创始导师。所有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在历史上所做的，百分之九十都是在胡乱地摆弄语言：文法与修辞，然后是语言学。两千五百年来，他们不仅信仰语词，也信仰语词的正确形式。如果一些法国人现在正试着将词拆开，那是因为他们带着同样的困扰，面对着同样的传统。但是，在这个传统中也有一些杰出的人，如希帕蒂亚和彼特拉克。前者有着数学精英的智慧，热衷异教信仰，后者则是第一位现代登山家和第一位用意大利语写作的白话抒情诗人。
表述清晰、论证可信没什么错。“口才好，对于欧美人或上流阶层或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并不特别。”霍尔特豪斯说，“我参加过几百次会议，很多就是在树林里召开的。不管是尤皮克人、伊努皮克人，还是哥威迅人，他们都表达流畅、切中要点，妇女也能言善辩，但他们并不是通过在学校里阅读西塞罗的著作才学会辩论的。”
梭罗曾写道：“大自然，我们这位博大的、野性的、嚎叫的母亲，躺在周围。她是那样的美丽，对孩子是那样的慈爱，就像母豹一样。可我们却那么早地断奶，离开了她的怀抱，走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与大自然更好地相处而不只是从她身上强取所需，有这样的可能吗？梭罗回答说：“西班牙语中有一个对于这种野性而幽暗知识的绝佳表述——Gramatica parda（棕色语法）——一种母亲的智慧，它就来自我刚提到的那只母豹。”语法不仅属于语言，而且也属于文化和文明本身。这样的语法规则就如同森林中长着苔藓的小溪，沙漠中散落的砾石。
道元在一次谈话中说道：“强运自己修证万法为迷，万法进前修证自己为悟。”将这个观点运用到语言理论上，我想，它暗示的是，偏重逻各斯的欧美哲学家不加批判地提出语言是人类特有之天赋的观点，认为语言起着建构这个混乱世界的作用，不过是一种错觉。相反，宇宙精微而多层的秩序已然找寻到了自身进入象征结构的方式，给予了我们数以千计的有关人类语言的棕色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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