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的是曾国藩在家读书，一篇短短的文章，朗读了多少遍还是背不下来。一小偷本想等他入睡之后偷窃。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睡。小偷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还读什么书。”然后，把刚才听曾国藩背的，一字不漏的背出来。背完扬长而去。
这个笑话并非空穴来风。曾氏一族的天资并不出色。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笨的出名，一生考了十七次秀才，一直到43岁，才勉强过关。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个极为“精明”的人。
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平军起，举国无策。只有他独辟蹊径，以超人的胆略创立湘军。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或悲观绝望，满朝如无头苍蝇，纷无定计之际，曾国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自古功臣，像他这样把握进退者寥寥无几。剿灭太平军之后，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时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擦觉大衰的危机，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失败，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
他深通官场韬略，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曾国藩的秘书赵烈文的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曾国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际，朝廷令李鸿章协助进攻，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头功，向曾家邀功卖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家，因此私下到处解释，做了很多小动作。
而曾国藩的对策是回复给皇帝一道辞气卑约的奏折，坚请派李鸿章前来，不望有功，但求无过，言语恳挚，不温不火。相形之下，李氏的小算盘一目了然。赵烈文评价说，曾国藩的手段，平直无奇，却实高于李数倍。
仅举此数端就可以看出，曾氏的精明已臻至化境，实非常人能比。正是与纵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劲。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读下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业，不能睡觉。他不懂什么是技巧，什么是捷径，只知道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法，在他身上培养起来超乎常人的毅力，勤苦。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右笨拙的好处。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笨拙的人从小受挫折教育，因此抗击打能力特别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道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相反，那些于小聪明的人不愿下苦工，遇到难事就绕着走，基础不牢。所以，笨拙看起来慢，其实是很快的，也是最扎实的成功方法。
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了。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有出来一个。他总结自身的经验，多次说者得益于自己基础打的牢，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
学习如此，打仗也是稳扎稳打的，一生善打笨仗，一生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别人占我便宜，断不肯我占他人便宜”。别人以巧似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相待。
当然，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墨客的思维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距离。
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的不谋而合。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因为其“笨拙踏实”，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的，确实，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致就是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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