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认同者视角下的安史之乱
关于唐燕之争，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更多是唐国的认同者所撰，或者说是正统官方历史叙事、主流历史叙事的认同者所撰。相对而言，从燕国的认同者、安史集团内部人员的视角出发的文献资料少之又少。
唐国视角下，安史起兵是叛乱，是“安史之乱”；从燕国视角而言，就完全不一样，安史起兵具有合理性也有正当性。
现在，我们就通过少之又少的资料，看看燕国的认同者怎么看待唐燕之争，怎么看待安史进军，安史集团的人员怎么看待祂们自己的行动？
唐燕之争结束后，幽州唯一一位由唐廷派遣的节帅（821在位）张弘靖，到任之初就遭遇异于中原腹地特别是唐廷统治核心区的“燕蓟风俗”，并意图移风易俗，结果遭遇反抗，史称：
长庆初，刘总举所部内属，请弘靖为代，进检校司空，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充卢龙节度使。（弘靖）始入幽州，老幼夹道观。河朔旧将与士卒均寒暑，无障盖安舆，弘靖素贵，肩舆而行，人骇异。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旬一决事，宾客将吏罕闻其言。委成于参佐韦雍、张宗厚，又不通大体，朘刻军赐，专以法拫治之。官属轻侻酣肆，夜归，烛火满街，前后呵止，其诟责士皆曰“反虏”，尝曰：“天下无事，而辈挽两石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气自任，衔之。（刘）总之朝，诏以钱百万缗赉将士，弘靖取二十万市府杂费，有怨言。会雍欲鞭小将，蓟人未尝更笞辱，不伏，弘靖系之。是夕军乱，囚弘靖蓟门馆，掠其家赀婢妾，执雍等杀之。判官张澈（彻）始就职，得不杀，与弘靖同被囚。会诏使至，澈（彻）谓弘靖曰：“公无负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见众辨，幸得脱归。”即推门求出……数日，吏卒稍自悔，诣馆谢弘靖，愿革心事之。三请，不对。众曰：“公不赦我矣，军中可一日无帅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后。（《新唐书》卷一二七《张嘉贞附张弘靖传》。）
张弘靖是唐廷长庆元年（821年）入职幽州节度使，此时距离唐燕之争、安史过世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而河北/河朔地区特别是幽燕/幽蓟/幽营地区，依然还有着“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的社会心态，可见安禄山、史思明在幽燕地区的民心中还有着影响。
成书于石晋时代的《旧唐书》，史臣在幽州后期的那些节度使传记的末尾也写道：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土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旧唐书》卷一八零《朱克融等传》）也能说明安史在幽燕的影响之深。
陈寅恪先生曾对此事发过如下之感慨：穆宗长庆初上距安史称帝时代已六七十年，河朔之地，禄山、思明犹存此尊号，中央政府官吏以不能遵循旧俗，而致变叛，则安史势力在河朔之深且久，于此可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第220页。）
当然，我们无法准确估量这种影响的程度，我们也不知道幽燕地区到底多少民心又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安禄山、史思明的统治，还是只不过是基于权威的影响而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并非完全是因为追念安禄山、史思明的统治恩泽而称之为“二圣”，就像过去人们称唐国皇帝为“圣人”一样。不过有两点很明确：一是，幽燕地区至少在李唐的法统之外承认着安史的法统权威，否则就不会流传着“谓禄山、思明为'二圣’”的风俗；二是，幽燕地区肯定有一部分人出于各种因素而认同安禄山、史思明的统治恩泽，否则，当张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当地“土人”会“众滋不悦”，后来再加上其它因素，更是酿至变乱。
发生在长庆元年的这起变乱，无论在幽州还是在整个河朔历史上都极为特殊。叛乱的发动者是普通士卒而不是幽州将校。事实上，当士卒“连营呼噪作乱”时，幽州将校确是力图制约他们，只是已“不能制”了。这些士卒囚禁节帅、诛杀幕僚看来也只是一时气忿的结果，本无另立他帅的意愿，而导致这些士卒与节帅矛盾激化的根源，截留了军士的赏赐似乎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则在于，张弘靖及其幕僚的行事作风与幽州旧俗大相径庭。（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三章
“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第四节 帝国的东北地区）
长安与河北之间，不仅长期存在着政治对立，也在社会风俗、社会心态上差异巨大，乃至于幽燕当地人被中原腹地的人称之为“土人”。这种长期的对立与差异，使河北的幽燕与南边的中国腹地有着隔阂，到了五代十国与辽宋时代，中国腹地的人已不太认同幽燕之人，长期称之为“土人”，而幽燕之人也不太认同腹地的中国，自有风俗。因此，沙陀的石敬瑭割让幽州给契丹，并没有多大心理负担与内部阻力，因为幽燕以外的人早已把幽燕之地区别看待，而契丹据有幽云十六州之后，我们确实也没看到幽云民众对契丹的强烈抵制与反抗，契丹人的统治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甚至到后来很多幽燕之人并不愿意宋国侵犯其地。现代中国人，基于现在主流的历史叙事，可能觉得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是一种耻辱，可是对于当时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来说，则大概率不是这么想的，祂们或许更多地觉得被契丹人统治并非更糟糕。
当端拱二年（989）宋太宗三度北伐失败，诏文武髃臣各陈备边御戎之策时，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即言：顷岁吊伐燕蓟，盖以本是汉疆，晋朝以来，方入戎地，既四海一统，诚宜取之。而边民蚩蚩，不知圣意，皆谓贪其土地，致北戎南牧。对于10世纪末的朝野士大夫而言，边民在心理上已经不再认同燕蓟作为“汉疆”的情形，也已经成为他们可以公开向君主表达的一个事实。（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三章
“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第四节 帝国的东北地区）这些边民，不仅“不知圣意”，反而认为赵宋北伐不过是“贪其土地”。这种社会心态情况，恐怕开始于安、史时期，而形成于整个中晚唐的藩镇割据时期，直至五代十国时期归契丹所有，乃是顺势之事。对于幽燕之人来说，祂们更愿意从自身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是过多地受“华夏正统”的意识形态影响去行动。后来的金世宗有关燕人的一番话语也许真正点出了燕人的政治心态：燕人自古忠直者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金史》卷8《世宗纪下》）幽燕地区，从地缘上来说，位于华北农耕文化区、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东北渔猎农耕混合文化区的交汇地带，不同的文化与人群经常在此交汇，对于生活在这个空间内的人来说，祂们或许能够更从容地应对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势力，更具多元性，而面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政治势力，也更愿意从务实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是务虚的意识形态利益出发去行事，安禄山、史思明集团的统治比唐国更好，那祂们就追慕安禄山、史思明，契丹人的统治并没有使祂们的处境变得更差，那祂们就欣然接受契丹人的统治。以上所述，主要是幽燕地区整体的“社会心态”“社会风俗”问题，下面谈谈具体的安史集团的成员到底如何看待唐燕之争，如何看待安史进军，如何看待祂们自己的行动？严庄是推动安禄山反唐的文士、谋主之一（另一力劝安禄山反唐的是幽州雍奴人高尚），而严庄的思想又受其父严复的影响，父子的思想有着相继性。严复的墓志铭由燕国中书舍人赵骅所撰，这份墓志铭可能带有一定的公开性、官方性，而不是私密性的。古代中国流行着“德运次序”之说（五德终始说），而德运的转换又往往被解释为与天象有关系，每次出现某种天象，人们就议论纷纷，极力将之往自己所欲的政治目的去攀附，以便借助天象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种事情在唐朝时期就发生过很多次，包括李隆基统治时期，都有很多次。墓志铭就提到，严复以天象来为安禄山的反唐做政治宣传。天宝十年（751），出现“四星聚尾”的天象，严复告诫自己的儿子严庄说，“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第一章
五星会聚与安禄山起兵的政治宣传，所载“大燕赠魏州都督严府君墓志铭”）严复将四星聚尾的天象解释为“易姓之符”，是易代革命的先兆、象征，可以比拟“汉高祖入关之应”，安禄山集团进军长安，就犹如汉高祖进入关中。《新唐书·天文志》则另记有：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尾、箕，荧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则庆，无德则殃。”严复这种天象解说，不仅在汉人之中有影响，很可能在胡人之中也有影响，胡人对利用宗教、谶纬等各种方式制作符瑞的知识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更为发达，乃至很多相关的天文、天象文化是由外域传入中国的。因而，胡人很可能也并不排斥利用汉人有关“天命”“始终”之类的谶言。开元七年（719），康国王乌勒伽遣使入唐求援的上表中便提到：“其大食只合一百年强盛，今年合满，如有汉兵来此，臣等必是破得大食。”（《册府元龟》卷九九九，第11723页。按《册府元龟》此卷所收安国、康国表文，文辞稍欠雅驯，或系自粟特文翻译而来，更有可能直接反映了粟特人本身的思想观念。）安禄山本人便是出自营州的粟特聚落，部属中有大量粟特及西域胡人，其中或许有不少人对于造作符瑞一事颇为擅长。因此，严复这种对利用“四星聚尾”而进行的政治宣传，很可能不止影响汉人，也为粟特人等胡人所接受。根据这种天象解释，安禄山集团的起兵有着顺应天意的合理性。墓志铭评价安禄山及安禄山的起兵是，“太上皇蓄初九潜龙之姿，启有二事殷之业，为国藩辅，镇于北垂，功纪华戎，望倾海内，收揽英俊，而冯翊在焉，目以人杰，谓之天授。及十四年，义旗南指，奄有东周，鞭笞群凶，遂帝天下。”（“大燕赠魏州都督严府君墓志铭”）正义一方，属于安禄山集团。而严复墓志铭评价河北支持唐廷的州郡为，“天下匈匈，人心未定，既服又叛，衅结兵连。”（“大燕赠魏州都督严府君墓志铭”）严复与其少子即严庄之弟严希庄以及其家人，就是被这些河北“寇党”杀害的，“公遂与少子希庄圣武元年春二月戊子，夫人王氏夏四月庚申，俱在本州相随及难，公享年六十二，夫人六十三。义士闻之，莫不陨涕。夫君子有煞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
（“大燕赠魏州都督严府君墓志铭”）这种强调，犹如某些唐廷的人员悼念死守睢阳、抵抗安史军队侵略、宁愿吃人也不投降的张巡，都是与“仁”、与“义”有关的事情。从严复的墓志铭，我们可以窥见安史集团的中高层成员的政治考虑，当然，政治宣传只是政治宣传，这些成员的真正动机到底如何，我们无法完全揣透，但是政治宣传代表了祂们的某种政治心态与政治姿态，以严庄、高尚等为代表的河北文士集团可能普遍有之。安禄山起兵反唐，自然有其自身的动机，而起兵反唐之事得以发生，则不完全是安禄山一人的功劳，背后有各种势力的各种人的推动，而以严庄、高尚等为代表的河北文士集团就是其中的一股推动力量，这些人虽然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却有文化，且有一定的地望，是安史集团笼络河北汉人的中介管理层。这些文士就极力推动安禄山反唐，乃至于后来安禄山在军事上受阻之时，还后悔起兵反唐，怨恨过这些人的怂恿。由此可见，这些汉人文士对于安史起兵反唐确实有一定的推动力。这也说明，河北特别是幽燕一带的很多汉人，对于李唐朝廷早已有了离心倾向，而且这种离心倾向还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颇为普遍。那么，河北幽燕/幽云的许多汉人对于唐廷的离心倾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值得我们继续追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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