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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荒年一碗酒下去，脸迅速地红了，跟着眼睛也红了，他瞪着红眼珠子说：“龙老师，以后你不要再担心江木苟咬人了。我算是把这个人看透了，骨子里就是一条狗，你怕他，他就呲牙咧嘴往上扑，追着咬人，你要盯着他，他就安静了，要是一猫腰，它就会掉头就跑。我和他打了两次交道，他的这种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个性，我算是领教了。”
“江木苟在你的面前是狗，在我的面前还是条狼，这一点，我也是领教多年了啊！”龙老师笑着说。“我只是想以后常来看看你，一是请你给我治病，二是陪你说说话，让你开心点。对于江木苟，我就是要让他明白，我是你的学生， 谁要欺负我的老师，我肯定不答应，你就拿我当个保镖，吓唬一下江木苟。我尽量不跟他正面交锋，只是敲山震虎，警钟长鸣而已。”吴荒年说得胸有成竹、胜券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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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荒年平常本来就谈锋甚健，今天酒后更加滔滔不绝。他再次举杯给龙老师敬酒：“龙老师，你解放前出门求学，正值抗日战争时期， 国家危难之际，你是参加过抗日的人，也算是为民族做过贡献的。只是后来在国民党的学校教书，那不能怪你啊！像你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怎么能和我们一起放牛呢？这不是荒废人才吗？我实在想不通，你要是去大学任教，该可以培养出多少人才，让多少人受教受益！我和江木苟较劲，除了内心的感恩之情，就是为你的遭遇抱不平。他江木苟算什么东西，连报纸都看不明白，整个一文盲，还穷凶极恶地迫害 一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一个满腹经纶的老知识分子，简直是天理难 容，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
龙老师淡淡一笑：“感谢荒年的仗义而为，我落在江木苟这样的人的手里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啊！受迫害受摧残的人很多，很多人还失去了生命，比我还要悲惨，我好歹还活下来了，尽管活得很难很苦！”
看着龙老师饮下一口酒，脸上写满悲怆，无尽的苦楚，吴荒年说道：“龙老师，我今天对你说，往后我吴荒年就是你的学生，你的亲人，有我在，我看谁敢欺负你。至于江木苟就更不在话下了，我那天已经当面警告他了，从今以后，他对你要是轻举妄动，我就会让他付出代价，后悔莫及。我从不欺负别人，要是有人对我无礼，我不管他是谁，天王的老子也要拼出个道理来。”说完，吴荒年端起酒碗，一 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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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龙老师的眼里闪着泪花，嘴唇哆嗦了几下，他也举起酒碗喝了一口，说道：“荒年，你也是我的贵人啊！在我年老体衰、难以为继的时候，你对我这样的一片心意实在是雪中送炭。我现在根本就没有精力来和江木苟对抗，可能任何一次阶级斗争都可能置我于死地。我的心脏病一年比一年严重，自己也不知道能够撑到哪天，可是，江木苟他们还要对我不依不饶。这次荒年和江木苟的事情也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发生的，也算是天不灭我吧！只要江木苟以后不再对我横加侮辱，我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吴荒年胸有成竹地说：“龙老师，别的我不敢说，让江木苟不再对你无礼，这应该不是问题了。来，志安，我们一起为龙老师的健康， 为他的好日子干杯！”我们三人举起酒碗，一起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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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龙老师一起放牛，实在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日子。我们有无尽的话题，一件小事都可以聊得无边无际、欲罢不能。他满腹经纶，我满脑袋的好奇，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个游刃有余、问一答十，往往时间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牛也喂饱了。感觉和地里干活相比，放牛这个工作简直就是享受。
我有一次问他：“你喜欢放牛吗？” 他说：“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放牛是适合我的事情，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如果是一个诗人，有写作的自由，放牛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即可以一边放牛，一边读书思考，还没有人打扰。可是我目前既没有书读，更不能写作，只能静静地享受放牛的清静，想一点自己的心事，从这一点上来讲，我喜欢放牛。”
他的话说到我的心里去了。自己是一个有点孤僻的人，生性好静，不喜欢扎在人群中说些言不及义的话。当初主动要求放牛就是想有时间找书看，虽然历经“文革”，在学校里稀里糊涂混到了高中毕业，其实脑袋里空空如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喜欢看书是我从小 的习惯，而放牛可以有大量的时间看书，这让我在沉重劳累的插队生 活里看到了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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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和龙老师在一起放牛，有无数次的谈话让我刻骨铭心，大开眼界。尽管当时我愚昧无知，似懂非懂，但我能够感到他说话的分量，如同一本书，虽然读不懂但可以从文字上知道书的价值。我们谈的最多的是对生活中人和事的评价和理解。他简直就是一个生活点评的大师，谈什么事都能以小见大，微言大义，让人触景生情，顿觉心明眼亮，我后来喜欢写一点杂文似文字大概就是受了他的影响。谈不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只是喜欢有感而发、议论风生的那种感觉。他平常的口谈禅就是：你怎么看？然后就微笑着等着我 表达自己的意思。而我开始常常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后来时间长了也能搜肠刮肚地对付几句，以后偶尔也能跟他对谈一阵，再以后还 能和他唱点反调，说点不同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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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吴荒年经常公开地到龙老师那里去，渐渐地村里人都知道 吴荒年是来看病的，而且大队里也不干涉，特别是江木苟居然没有反应。开始大家都感到蹊跷，后来才知道了吴荒年收拾江木苟的故事， 于是，大队里也有人开始找龙老师看病。龙老师成了我们大队的一个 免费给大家看病的老中医，不但看跌打损伤，也看别的病，还是一律免费，纯属义诊。有时候我们在放牛，病人直接找到池塘边和龙老师谈病情，他就坐在小路边为病人望闻问切，然后掏出一个小本子写药方。有的病人要给龙老师两包烟，他绝对不收，反复说这样的话：“你给我递根烟可以，如果给我一包烟，那不行。一根烟是礼貌，一包烟就成了有偿 服务，罪过就大了，人家会说我搞资本主义，那我就说不清道不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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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荒年的出现部分地解放了龙老师，大大地改善了他的处境。有很多人愿意主动和他说话了，也就是更多地拿他当个普通群众，而不是什么阶级敌人。由于太穷，治病在农村始终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小病靠拖，大病等死，也没有卖房子治病这一说，因为多数房子只是泥巴稻草糊成的，形成不了买卖。龙老师是大知识分子，虽然不是学医的，但是中医的研究对于他来说，入门不难，深造也不是问题，何况他年轻的时候找老师学过中医，后来自己在批斗中被人屡次毒打，留下内伤，全靠自己给自己疗伤，所以他一 直都在学习中医。吴荒年收拾了江木苟之后，龙老师的医疗活动从地下转入了半公开，由此，他赢得了很多乡亲们的感激与尊重。但他始终是一个尽义务的态度，别说收费，就是对于病人家里送的蔬菜都是拒之门外的。他不想给江木苟留下任何把柄，以免日后被其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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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老师名义上虽然还是一个被管制的阶级敌人，但是他利用自己的医术帮助了大队的很多人，赢得了大家的感激与尊重，他的处境比原先要好了很多。走在外面，大家都主动和他打招呼，发自内心地亲近他，渐渐忘记了他的政治面貌，而把他当作一个长辈，一个邻居。
我曾经问他：“农民对政治运动有多大的热情？” 他说：“他们关心的是家里的粮食够不够？婚丧嫁娶的费用哪里 来？一个穷得揭不开锅的人哪有心思关心所谓的政治运动呢？以前江木苟在大队里搞阶级斗争，他们也只是跟着看热闹，跟着起哄喊口 号，至于广播里面说的什么大好形势，什么文章，什么社论，他们怎么能够理解呢？其实江木苟、大队的干部也不理解，都是人云亦云地跟着鹦鹉学舌。所以连农村的干部都云里雾里，何况种地的农民呢？没有理解，又和他过日子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就谈不上什么政治热 情，从“文革”初期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当年土改分田地，农民倒是很有热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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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眼中，他是一本百科全书，问什么都可以追根溯源，说出来个龙去脉，而且深入浅出。听他讲话，看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 其实都是学问，而他把学问当故事说，一点都不枯燥，好似一个散文高手，写什么都可妙趣横生。
有一次我问他：“我们学校的老师说话很乏味，特别老一套，听你讲话一点都不枯燥，想象你讲课一定与众不同，你是怎么可以做到这样的？”
他说：“人的态度很重要，老师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学生首先就会和你拉开了距离，从心里排斥你。老师和学生也是人和人的关 系，也要彼此尊重，相亲相近，有了一个好氛围就好办了，你讲的东西就会像水一样流进对方的心里，而且不知不觉。老师不但要懂得 多，而且要有一个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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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年的秋天，正是摘棉花的季节，我们大队发生了一件大事， 准确地说是一件惨案。那天下午，我们正在河南岸的棉田里摘棉花，突然听到北岸传来 一声猎枪的枪声，紧接着就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一听就知道大 事不好，要出人命。我身边有一个女青年叫李巧英，大脸盘，胖乎乎的，说话声音又高又尖，平常特别喜欢看热闹，巧英是因为她父亲的政治问题而全家从县城下放到我们大队的。当时巧英听到北岸的动 静，棉花篓子都来不及解下来，就大声说：“不好了，三队出事了！” 然后沿着河堤一路小跑，穿过小桥，直奔对岸。其余的人都隔着小 河，听着对岸传来越来越大的哭喊声，站在田里没有动。
我们大队的医务室在南岸，平常有一个赤脚医生在那里，除了发 一点感冒药之外，也治不了什么病。这时我们看见北岸有一个男人抱 着一个八九岁小女孩急步向南岸走来，后面还跟着一群大人小孩。有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已经开始绝望地嚎啕大哭，看上去好像是小女孩的奶奶，这一群人过河之后直奔大队医务室。没想到，巧英也跟着后面一边哭一边走来，好像她和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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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见小女孩浑身是伤，鲜血洒在来时路上，隐隐约约形成了 一条红线，触目惊心。我看见小女孩的头耷拉着，无力地一路摇晃。我们上前围住了巧英，急切地问她是什么情况？她自己为什么也哭 成这样？
巧英边哭边说：“三队的江水和有一杆猎枪，他装好了火药准备打兔子，这时刚好队长喊他有事，他就把猎枪顺手挂在了门口的杨树上，人就离开了。我弟弟赶英路过这里，看见了树上的猎枪，就取了 下来端在手上玩。今天是星期天，附近有好几个孩子也跟着赶英身边看。突然猎枪响了，站在枪口的小女孩就倒下了，枪膛里面的铁砂子 都射在了这个孩子身上，估计这孩子已经不行了，怎么办啊！出了人 命啊！”巧英瘫坐在田边，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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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英的弟弟叫超英，生于五八年“大跃进”年代。当时喊得最响的口号是超英赶美，所以家里名之曰超英，事发那年十七岁。这时候，医务室传来噩耗：小女孩已经中弹身亡。原来当时超英端着猎枪，小女孩正站在枪口之前，超英扳动猎枪，枪膛里填充的铁砂在火药爆炸的推动下，几乎全部射进了小女孩 的胸腔、腹腔、手臂上，应该说当场就中弹身亡了。枪主叫江水和，五十多岁，长期身患肺结核和血吸虫病，基本失去劳动力，也只能在队里放牛，和吴荒年类似。吴荒年有一杆猎枪， 经常有空在麦田里打兔子，在湖里打野鸭，然后拿到集市上换钱贴补家用，江水和的猎枪也是这个用途。那天，江水和放完牛，想乘着下午的空闲带着猎枪去附近棉田里转悠，寻找猎物。当他把猎枪填充好 火药和铁砂之后，正准备出发，突然队长派他到稻场去照看刚打出来的稻谷。他来不及退出枪膛里面的火药和铁砂，顺手挂在了门口的杨树上就去了稻场，没想到就此酿下大祸。小女孩的父亲是武汉军区的 一个军官，当天就赶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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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遭枪击事件发生后，大队党支部紧急开会，研究决定。由于小女孩的爸爸是武汉军区的一个团级军官，是我们大队走出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一向也是大队的一个荣耀。大队党支部不敢怠慢， 做出决定：马上下令收缴了全大队的所有猎枪，包括已经生了锈作了废的。把当事人江水和、李超英扣押在大队部，并连夜向县公安局报了案。由于江水和是江木苟的一个堂叔伯兄长，所以江木苟在开会的时候极力要李超英承担全部责任，加之李家是四类分子下放农村，属于阶级敌人。江木苟就上纲上线，无中生有，说李超英怀着阶级仇恨，报复心理，借机杀害革命军人的后代，是大队阶级斗争的新动 向，建议公安局逮捕李超英，以命抵命，血债血还。
第二天县公安局在大队召开了抓捕李超英的群众大会，对江水和予以从轻发落，只是进行了口头警告，收缴了猎枪。那天在押李超英进入会场的时候，死去的小女孩的伯父，还是大队小学的校长，怀揣一颗学校上体育课的手榴弹，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高举手榴弹扑向李超英，对准他的脑袋连续猛击，李超英的额头顿时头破血流，血流如注，上衣都染红了，人们又连忙把李超英架到医务室包扎伤口。最后十七岁的犯人包扎着重重绷带，带着浑身的血迹被塞进吉 普车带走了。超英的姐姐巧英当时就晕厥在地上不省人事了，她的老父亲也在现场，亲眼看见唯一的小儿子被人砸得头破血流，惨不忍 睹，抓到公安局，生死未卜，忧惧交加，急火攻心，回到家中心脏病发作，半夜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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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老师谈到超英的枪击案，心情异常沉重，特别是谈及李家父亲的突然离世，兔死狐悲之情溢于言表。他黯然神伤地说：“巧英一家是七零年下放来的，她父亲“文革”前就被划成右派，也是长期挨整， 心力交瘁，来的时候就重病缠身，失去劳动力，身体状况比我还差。我们也一起放过牛，后来连放牛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做一些守秧田、摘棉花的事情。巧英对她父亲的态度不好，有些迁怒，认为是她父亲连累了全家，连累了自己，父女之间长期不说话的，和我女儿一 样的心态。”
我说：“我看见巧英的父亲脸色发黑，走路上气不接下气，呼吸很沉重，好像有严重的哮喘病。每次看见他虽然不说话，总是对着我微笑，很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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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英的父亲原来是一个码头工人，平常喜欢有感而发，说三道四，不知道哪句话被人抓住了，五七年第一批就打成了右派。他本来没读什么书，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右派，纯属祸从口出。听巧英说，她父亲原来五大三粗，彪形大汉，解放前在码头上是扛包的，自从戴上右派帽子之后，身体迅速垮下来了，原来八十公斤的体格，瘦得只剩 下了二分之一。龙老师说巧英的父亲刚来大队的时候，身体状况很不好，有严重的哮喘病，无钱就医，只能捱着，拖着，心情很绝望。虽然年纪只有五十来岁，可是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队里安排他参加放牛，所以经 常和龙老师在一起，两人之间走得比较近。龙老师总是尽量开导他，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来情绪慢慢地稳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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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巧英的父亲，龙老师有点情不自禁，他有点愤怒地说道：“谁不说话？谁又能保证每句话都无懈可击？就是再正确的话也经不起那样的上纲上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巧英的父亲说，他就说了一 句'大跃进’是吹牛比赛，为此，他成了第一批右派，和我一样，每次搞运动都要去一层皮。'文革’初期又被人打得吐了血，身体彻底垮了下来，他不但有心脏病，还有肺结核、哮喘，腰也不好，那是在批斗中被人踢了的。他说在会场上有人用大头皮靴狠狠地踢他的两肋和腰部，当场就吐了血，昏死过去了。”
我说：“这样的经历你也有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同病相怜，你应该特别理解巧英的父亲的。” 他淡然一笑：“我比巧英的父亲早十年就开始了挨整的生活，我的问题比他要严重得多。要不是解放初期缺老师，我还一点利用价值，有可能当年和我父亲一样，被镇压了。如果被枪毙了也好，免得后来受罪，死去活来。” 他凄然地苦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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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老师凄然的笑容让我的心一下沉了下来。我知道他的痛苦，但我实在不知道他痛苦的深度，因为我的阅读和阅历，都不足以走进他内心痛苦的深处，只能用直觉来感受他痛苦的边缘。我没有提问，但他一定知道我想听什么，他说的话总是像泉水一样流进我的内心深处，浇灌着那个特殊年代我内心的荒凉。如果不是和他无数次的谈话，我的心也许早已死掉了。
他带着凄然的神情，忧伤的语调，继续缓缓地说着：“超英只有十六岁，还没有成年，就这样进了牢房，以后刑满释放，也会一生带着一个劳改释放的帽子。他爸爸临死都是一个右派，儿子又将继续成为一个坏分子，这一家算是永世不得翻身 了。”
龙老师是在为方家的命运而悲伤，他自己都在险境中度日如年， 而且是二十六年的漫漫长夜，此时此刻，他还在为李家的遭遇忧心如 焚，我实在是不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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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英是李家唯一的一个男孩，又是最小的，他有三个姐姐，巧英是二姐。龙老师说：“作为一个垂暮之年、重病缠身的老父亲，还戴着右派帽子，全家下放农村，他有什么指望呢？超英就是他最后的一点希望。亲眼看见闯下大祸的儿子被人砸得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最后塞进警车抓走了，可想而知这位老父亲当时的悲痛和绝望！这对他实在是致命一击啊！”
他说不下去了，沉痛地摇着头，好像要把心里的苦楚通过摇头甩出去。他实在是透过李家父亲的结局看见了自己的命运，甚至认为这位父亲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他心中的悲凉不言而喻。
他接着说：“人的忍受能力都是有限的，如同一根绳子承受的重量越来越大，越绷越紧，最后会断掉。这位父亲五七年打成右派，至今快二十年了。二十年来，受尽磨难，贫穷的折磨，疾病的折磨，政 治运动的折磨，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所以，超英的闯祸就是最后的一击，也是致命的一击。我从四九年回到家乡，成了反革命分子，至 今快三十年了。感觉自己的生命也快耗尽了，不知道啥时候也会突然倒下，再也起不来了。” 我静静地听着他的话，呆呆地看着他，心一个劲地往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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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当我无数次地回首插队岁月，才知道龙老师的命运有多么的煎熬！我在农村的时候，因为无知，如同一条小鱼，根本不能游进他人生的大海。
我问他：“超英会被判死刑吗？” 他稍微沉思了一会说：“超英还未成年，而且不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只是江水和一时的疏忽大意，酿成了这个悲剧。本来没有触犯法律，也没有犯罪动机，纯属意外事故。只是小女孩的爸爸是个团级军官，为了平息受害者家人的情绪，才逮捕了超英，还故意放过了江水和，这说明法律是有偏袒的。如果超英是大队书记的儿子，那就另当别论了，这就是法律的阶级性。”
我听完一想，他说得真对。我记得“文革”武斗期间，我们县城里有一个造反派头目，家里私藏了一把手枪，而且子弹还上了膛。有 一天，这个造反派头目不在家，他十五六岁的弟弟在家中衣柜里翻出了手枪，当时兴奋不已，提着子弹上膛的手枪就耀武扬威地出了门， 引来左右邻居的好多孩子上前围观。就在这个持枪的男孩子得意忘形地端着手枪比划的时候，手枪响了，枪口前的另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应声倒下，当场毙命。但是后来也没听说公安局抓人，只是调解了一 下两家的纠纷，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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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龙老师对超英的生死预测，我心里松了口气。想来超英可保小命，李家父亲如果早点听到龙老师的先知先觉，也不至于丢了老命。过了不久，县上传回消息，超英只是收入劳教，没有判刑。她二姐巧英告诉我们的时候，高兴得又哭又笑，像疯了一样，让人看了特别难受。亲人之间休戚与共，生死相连，在那个苦难的岁月，亲情和友情却没有荒凉。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龙老师的时候，他欣慰地笑了，说道：“也算 是可以告慰他父亲的在天之灵了，天无绝人之路，超英劳教时间不会 太长，最多半年就可以回来了。”
龙老师自己孤苦伶仃，贫病交加， 老无所依，还这么牵挂别人的安危，为别人的不幸而担忧，为别人的转机而庆幸，与哀伤的人同哭，与欢笑的人同笑，自己那么苦，却悲天悯人，慈悲为怀，从不幸灾乐祸，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问他：“你自己这么艰难，受尽迫害，却没有听到你表达对人的怨恨，你怎么可以做到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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