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氏文化】在恢复高考的日子里（文/范俊来）

郁氏文化

【郁氏文化】在恢复高考的日子里

作者 || 范俊来

一九七四年，十八岁的我高中毕业了。那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我的大部分同学都作为知青被安排到各个乡村插队，他们每人领到了380元的安家费，这个数字对于当时的农民家庭来说，几乎是个天文数字。而我们少数几个农民子弟只能返回到父母所在的生产队，这种反差，在我的心里产生了阴影，同时也让我感到失落。

我所在的生产大队叫繁荣大队，其社员均在化德县县城内，在县城里还有一个星光大队，我的不少农民子弟的高中同学也在那里成了回乡知识青年。

高中毕业后的我，不愿意一辈子像父亲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我的这个想法无处倾述。在那个年代，如果有了这种想法，会给你扣上看不起劳动人民，忘本的帽子。可我没有一点办法改变这一切。我唯一能做的是改变自己。

干各种农活儿，我从不惜力，经常干得满头大汗，可在那个出工不出力的年代，我的这种行为经常被人嘲笑。面对这些，我仍然坚持自己的初心，而正因为这种坚持，第二年我被推荐到公社当借干。

借干就是借调干部，是公社根据县里给的指标，从基层抽调优秀青年来公社工作。当借干对于任何一个农民来说，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这么好的事怎么会落在我的头上呢？我原来一直认为是自己干得好得到了认可，可过了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真相：大队的几个领导各自推荐自己的人，因为互不相让无法达成共识，让我捡了个漏。

借干的身份很尴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干部。我被分配到星光大队工作，没人告诉我怎么开展工作，我自己心里也没谱。我只好跟随社员下地参加劳动。有人说，当干部就是管理，指挥别人去干活。我天生不会驾驭人，不忍心支配别人。因此，我这个借干当得很窝囊，我唯一能做的具体事，就是在晚上政治学习时给社员念报纸。

当借干不到半年，公社书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婉转地告诉我，按上级要求，我的借干期结束了。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大脑一片空白，没说一句话就走了。

回家后，妈妈问我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不要我了？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只有沉默。后来，妈妈打听到，和我同时当借干的另一人仍然留在公社里。

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原生产队。从当时的广播和报纸中，我得知国家要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信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想，我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到那个时候，我争取在机械设备上获得一技之长。

就在这个时候，我结识了一个知己，我俩在同一个大队，只是小队不同。我俩一起共同探讨人生，寻找未来，认为写作是一条出路。于是，我俩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原型就是四队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从外地迁来的，来的时候隐瞒了成分。后来官方不知从什么途径，得知他的成分是地主，给他定性为逃亡地主，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批斗大会上，我亲眼目睹了他挨打的全过程，惨不忍睹。

在那个年代，只有《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两部小说盛行。这两部小说对我影响很大，我所写的小说与此类似。虽然凭我的毅力完成了初稿，但我一直不太满意，觉得故事情节不够饱满，前后逻辑有些牵强，其手稿被我丢弃了。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一天，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从这一天开始，国家给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搭建了一条上升的通道。

在这一天来到之前，妈妈总是问我，整天读书写字有什么用，我无言以对，但在我的冥冥之中，这一天是存在的，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招生公告就贴在县百货商店的墙上，当我看完内容后，心里五味杂陈，回想三年来遭受的各种冷眼，心里得到了一丝安慰。

报名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专，虽然那时我不明白中专和大学有何本质的区别，但我知道大学比中专层次高。我之所以报考层次底的学校，原因很简单，中专的招生人数比大学多好多，被录取的可能性大。当时我的需求是走出去，晚走一天，就是对我的一种折磨。如果时间能倒流，我肯定要选择大学，如果报考了大学，我估计一定能考上，因为我后来看到了考大学的试卷，好多题目都是我非常熟悉的。

十二月十三日，考试开始了，考点就设在我的母校—化德县第二中学。中专和大学在同一天考试，中专考三门课，第一天考政治和语文，第二天考数学。因为我平时经常看一些政治和哲学书，所以政治这门课考得很顺利。语文是一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日子》，我一看题目，就把我的一次旅行经历写了一篇记述文，自我感觉非常好。数学科目是我的强项，我很自信。我清晰记得：数学卷上第一题是个化简题，非常简单，心里暗暗高兴，按部就班地开始做题。我做着做着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这个题怎么越化越繁，心里有点发毛，又重做一遍，结果还是原样。我一下紧张起来，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心跳加速，手忙脚乱。我暗暗告诫自已，不要紧张，可无济于事，大脑不时地想些不着边际的事。于是，我深呼吸，闭目养神，但还是没有多大效果，仍然胡思乱想，我想，如果这次没考上，我该怎么办？是在农村待一辈子，还是来年再考？平时那么爱学习也考不上，如何向父母交代？

我放弃了这个题目，后面的题虽然在我的掌握中，但在解答的过程中，我想了很多今后的人生问题，结果最后一道大题刚做了几步，交卷时间就到了。这道大题是我熟悉的类型，如果先做它，肯定能答满分。下考场后，我才猛然想起，那道简化题抄题时落了一个根号。

那一年的考试与现在不同，试题、试卷是分开的，试题用毛笔临时抄写在一张0号白纸上，开考后挂在黑板上，我就是在滕题过程中把那个根号抄丢了。有人会问，试卷为什么不每人发一份，而要抄写呢？说实话，我也由此疑问，直到若干年后，我才在一份解密资料中看到了真相：当时全国上下所有的物资都要凭票供应，印考卷的纸张和经费成了两大难题。问题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决定，每个考生收5毛钱即可，其余全部经费财政负担。

考完数学的当天夜里，我就失眠了，我不能原谅自己，恨自己没用，那种难受就像一只毛毛虫不停地在吞噬着你的心一样。过了好长时间，我开始宽慰自己，就算数学没考好，还有另外两门呢。随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语文上，我把作文的情节和文字描述回忆了一遍，觉得自己写得不错，心里稍微好受一些。当我重新回味作文题目的时候，猛然意识到我的文章跑题了。

一九七六年，我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吉林的大陨石，唐山的大地震，董必武、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逝世。高考作文题目《难忘的日子》显然指的是这些重大日子，我怎么会写普通的一天呢？顿时，遗憾、悔恨、失落、焦虑的心情一起向我袭来。一连好几天，我都心烦意乱、坐卧不安。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才平静下来，决定来年再考，于是写下了以下词句：

《重整鞍》

天宽地阔海蓝蓝，

智水深深学不完。

愚蠢皆因知识浅，

争分夺秒破千难。

崎岖道路不平坦，

再险高峰我也攀。

今顾考场心有憾，

只因智薄再挥鞭。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是我的人生的转折点，在这一天我接到了二冶技校的入学通知书。报考填自愿的时候，我填的是长春地质学校和成都气象学校，二冶技校虽说不是我的理想，但符合我的基本要求，因为我在志愿一栏写过服从组织安排。原以为这次考试我没戏了，没想到被录取了，喜出望外。

我在迁户口的时候得知，只有先把办粮食关系办好，才能办户口。粮食关系就是市民手中的《居民粮油供应证》。我是农民，没有这个证，怎么办呢？文件有规定，到粮食局卖半年的口粮，卖粮的手续就是粮食关系。我从家里用口袋装了一百斤小麦，用自行车驮到了粮食局卖了。拿到卖粮手续后，我就去办了户口迁移手续，从此我华丽转身，成了吃“皇粮”的人。这种转变，是当时八亿农民的一个心魔，不知有多少农民为此殚精竭虑而无果。

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到校日期，妈妈早早为我准备好了行装，特意给我买了块上海牌手表，这是家里唯一的奢侈用品。那个年代，这个款式的手表一直凭票供应，一般的人家很难买得到。

妈妈还把前一年买的搪瓷脸盆拿出来让我带上，看到这个脸盆，让我想起了我们母子俩的一段往事：我家原来一直使用的那个搪瓷脸盆，因为使用的年头久了，釉面被磕掉了好几处，有的地方生锈漏水。于是我就上街买了一个新脸盆。谁知刚把它拿回家，妈妈也买回来一个，而且和我买的那个一模一样。母子俩面面相觑，会心一笑。我第一次为家里买东西，竟然与妈妈重合，不知是巧合还是心有灵犀。妈妈当时就对我说：“没关系，给你留着，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妈妈说得话应验了，这个脸盆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收拾好行装，为了省路费，搭乘邻居男主人驾驶的一辆卡车到了集宁，还是为了省钱，我在邻居二哥的单身宿舍过夜。我在二哥那里和他挤一张床，到半夜三点多，我就坐上了去往包头的火车。过了几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们相互之间就熟了，在同学们的议论中，我对二冶技校有了一些了解。这所学校刚成立才两年，我们是第二届学生，史称77届。76届也就是第一届，是通过推荐招生的，史称工农兵学员。76届那年，还有一种招生方法，叫做社来社去，就是说，从哪里招来的学生毕业后回到哪里。我的一个同学在这一年被一所学校招为社来社去的学员，后因为该学校黄了他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做了一辈子农民。

我们这批学生共分三个专业，一个金结专业，一个管铁专业，一个筑炉专业，我是筑炉专业的一员。所谓筑炉，就是建造冶金行业的工业炉窑，炉窑用的大部分材料都是耐火材料，耐火材料一般用机器制成精度很高的砖，简称耐火砖或白砖。我们就是砌筑这些砖的工人，俗称白砖瓦匠。

那次高考给我留下了一生的遗憾，所以我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我不知道那次决定命运的考试考了多少分，来到包头后，我才从别人口中了解到，我的成绩在县里排第二，有人说我这么好的成绩被一所技校录取，被人顶替的可能性很大，我听了这些议论心里酸酸的。

一九八零年一月十三日，我技校毕业了。这个日子对我很重要，它意味着我参加了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参加工作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我曾经羡慕每天上下班的人，羡慕他们不用看老天爷的脸色吃饭，旱涝保收。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我的生日，这个生日礼物我等了很久了，今后再也不用担心吃了这顿没有下一顿的情况发生了。从这一天开始，我的身份由学生变成了一名筑炉工人，也就是白砖瓦工。

半年多的工人生活让我很苦恼，我很难融入其中。我不想顺着别人说话，我不习惯用粗话开玩笑，别人讽刺挖苦我，我不能及时回敬。闲暇时工友们聚堆打牌，我在一旁想问题、背英语单词。没上成大学是我终生遗憾，我经常做梦又参加了高考，考题怎么也看不清，想让监考老师解释，不好意思开口，时间一分一秒地度过，我一道题也没答上来，我心里非常着急，大声喊叫，喊着喊着就从梦中惊醒。我清楚地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还想再考一次大学。可现实是我已没资格再考大学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电视广播大学开始招第二届学员，二冶在已经有了一个电大班的基础上决定再招一个班。我的一个技校同学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同时问我是否报名。我看了一下招生简章：择优录取，脱产学习三年，原待遇不变。这正是我的所思所想，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二冶电大班，教室就在二冶技校，首届学员在一间教室里上课，我们这届学员在另一间教室里上课。教室里摆一台普通人家少有的大彩电，教学计划是全国统一的，讲课老师都是从名校聘请的名师，华罗庚、钱伟长还给我们讲过课。

在电大学习期间，喜欢学习的特长被我发挥得淋漓尽致，别人害怕考试，而我恰恰相反，总是盼着考试，因为只有考试才能证明自己。

电视大学举办了一次全国物理竞赛，我参加了包头分校的选拔，进入了内蒙电大的选拔赛。选拔赛场地设在呼市的内蒙工学院的教室里。1982年7月25日，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天，当工学院的贺准城老师宣布选拔结果的时候，我屏住呼吸听老师念名单。第一个名字不是我，第二个名字也不是我，继续往下听，第三、第四个也没听到我的名字，正当我有点失望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声音：“接下来是范俊来”，这声音我虽然听得真真切切，但好像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一样有些模糊，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之后大脑便是一片空白，好像时间在这一刻被凝固了一样，老师后来讲了什么话，我一概不知。

如此突如其来的喜事降落在我的头上，让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那种美好的人生体验让我不停地去回味，那种滋味在我的人生中仅有这一次。汉字词汇虽然浩瀚无边，可我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描述这种体验，结婚时的体验虽然很美好，但远比不上它，因为结婚是有思想准备的。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五日，我拿到了内蒙古广播电视大学的毕业证书。从此，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父老乡亲面前说，我是一名大学生。在此之前，每当有人问我 “你在那里上大学？”这个问题时，我都闪烁其词，不好意思正面回答。此后，我便开始了工程设计生涯。

作者简介

范俊来（15710169010），汉族，内蒙古化德县人。生于1955年，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内蒙古电视大学，曾在《守望故乡》平台上发表三十万字的自传《复盘》。包钢设计院和上海梅山设计院工作，现退休定居上海。

范俊来作品精选

【郁氏文化】鸡屁股银行散记（文/范俊来）

【郁氏文化】中西医又起争端的思考 (文/范俊来)

【郁氏文化】相信自己的翅膀 (文/范俊来)

【郁氏文化】抗病毒格律诗三首（文/范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