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言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徐磊青(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推车上的公共空间 图︱rebar官网 http://rebargroup.org/
公共空间的活力问题
公共空间的活力之源到底是什么?是餐饮?是商业?还是说就是人本身?这是个问题,因为失败的公共空间太常见了。甚至许多知名设计师所预想的情境总是莫名其妙地失败,使得他们的效果图成为笑话。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也是常见。君不见超大尺度的广场、街道,行人寥寥,或者耗巨资请来境外设计师,为本地设计一座文化中心,建成后却只有节日或者大型文化活动的时候才会有盛世之景,而平时则是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两种状态形成巨大对比与反差。
那么,什么是“活力”呢?想清楚这个,才好有衡量的尺度。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在学术界都存在争议,比如这里的活力是指经济活力?文化活力?还是社会生活的活力?丹麦城市设计专家扬·盖尔(Jan Gehl)对公共空间活力的定义较为被普遍接受,他认为,公共空间的活力是一种普适的社会生活的活力,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的情境感,和热闹很像但又不尽相同。空间中的通行人流量大并不能证明空间的活力高,它还和空间中的非必要选择性停留活动正相关。例如,休息坐靠、社交谈话、拍照留念等等,这些都是非必要选择性停留活动,这些活动越多,那么空间的积极活力就越高。研究者将这些停留活动看作是空间的指示剂,用来检验空间的品质,同时致力于研究空间特征与活力程度的关联,从而理解空间到底要怎样安排与操作才能提升活力。
小的是美好的:设计师营造空间活力的三个基本招式
然而,对公共空间活力的激发并没有受到传统教育的重视。以往建筑学系的学院派体系教育对如何激发空间活力的方法论讨论较少。另一方面,如果建筑师学生时代训练的方案深度不够,工作后在实践中又只顾及甲方的利益需求,建筑师设计出的公共空间很可能就会是不人性化的,而不人性化的空间往往是缺少活力的。
宜人公共空间 图︱《Public Space for Seattle's SouthDowntown》,华盛顿大学08年跨学科设计硕士工作坊
我们可以看到在轰轰烈烈的欧美国家公共空间复兴中,场所营造(placemaking)是如何借由椅子等室外家具以及其他细碎的物件来营造活力的。这些元素是人性化尺度上的,从而能吸引人们去使用,并促进扬·盖尔所言的偶发性社交、停留活动。
增加人性化尺度公共设施
椅子简直在场所营造的实践中出尽了风头,它能使城市空间和人的身体建立连接并创造更多的停留与社交情境。正如前温哥华首席规划师Brent Toderian所言——没有比椅子更便宜、简单、高效的场所营造工具了。2005年旧金山市一个叫Rebar的设计工作室所发起的一场社会活动——停车位改造日(Parking Day)正是从在停车位上放置椅子入手的。他们在停车位上放置了草皮、座椅等设施,让停车位变成临时的公共空间。然后,他们设置摄像机将改变之后的情境拍下来:人们开始在小草坪上看报纸、喝咖啡、交谈、聚集。这一幕与之前枯燥的停车场情景的鲜明对比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超过70%的室外空间被用于机动车停车,旧金山市的公共空间是极度缺乏的,颇具戏剧性的这一幕让人重新思考美国汽车城市的问题。视频被传到网上后引起轩然大波,效仿者开始纷纷出现,以至于此活动蔓延至全球。Rebar对此设置了开源的操作手册及建议,让更多的非政府组织、设计事务所乃至社区居民都能够有板有眼地参照手册参与到公共空间活力的营造中来。到现今2016年,中国的上海和北京也开始在胡同和商业街开展了停车位改造日活动。
将停车位改造成小型绿地之后的空间充满了活力 图︱http://agile-city.com/wp-content/uploads/2015/02/PARKingDay0091.jpg
当然,此类活动花样越来越多,引起了学界重视并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字,例如策略都市主义、游击都市主义或者DIY都市主义等等。进而,空间实践的方式也花样百出。例如Rebar自己干脆把车位公园“开到”其他地方,变成了车上公园,从而呼应都市流动性的议题。我们可以看到,车上公园形成的微型公共空间,创造出更多的社交可能。此外还有把单车变成移动的社交热点的,还有通过在地上画格子让人们在上面玩的“趣味”街道活动......这些策略无不体现着人性化尺度微型功能单元的植入对公共空间活力的积极影响。
推车上的公共空间 图︱rebar官网http://rebargroup.org/
除了花样越来越多以外,类似的临时性改造规模也越来越大,以至于作为某些永久改造进行前的试水行动——场所实验。比如,许多城市都永久或临时地将某些交叉口(道路)改为步行广场(街),从而更好地为行人服务。纽约绿灯工程就是这样的一个声势浩大的案例。它通过增设座椅、改变铺装等手段将百老汇大街时代广场段和先驱广场段的道路,临时性地改造成步行街。最终,经过对广场使用者的调查,发现这样改造的效果是正面和显著的,于是2010年纽约市政府决定对时代广场进行为期六年的永久性步行化改造。
时代广场将车行道暂时变成人行道的场所实验 图︱Susan Silberberg等,Places in theMaking-How placemaking builds communities and places[M].DUSP. MIT. 2013.
促进使用者参与场所改造设计
从时代广场改造的例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公共场所进行的这种改造实验本身就是一种上下结合的设计实践,它通过实验后的问卷与实验中的观察可以从场所使用者那里得到反馈。无独有偶,纽约皇后区的科罗娜(Corona)广场改造项目和时代广场改造项目一样,也是由纽约市交通局(DOT)组织进行的。
可移动的椅子和不可移动的椅子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会被限定住而无法被灵活使用,后者却可以充分地反应使用者的需求。在纽约皇后区的科罗娜广场改造中,设计事务所RBA Architect直接临时性地在场地上放置了一批座椅和盆栽,来看看本地居民是怎么使用这些设施的。他们发现,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空间使用方式,有的相向而坐,有的互不干扰,有的喜欢聚集,有的喜欢独处。此地复杂的人种、社群、职业组成以及交通便利的区位因素带来的大量人流使得空间的使用组合方式非常多元也非常复杂。这种亦作为调研手段的场所实验无疑对于后面的进一步永久性改造具有相当的意义。
科罗娜广场后期改造项目中设计师往场地中置入设计好的树脂板,以进行实景融合,提示人们讨论改造的区域 图︱DSGN AGNC官网http://dsgnagnc.com/coronas-plaza-diagram-and-research-action/
随后另一支更擅长于政治参与和场所实验的名为“DSGN AGNC”(Design Agency)的城市设计队伍加入科罗娜广场改造项目。他们采用了多种的参与式工具来激活民众并获得反馈。例如,其中十分有趣并设计感十足的一个策略为,将特定空间问题的问卷通过透明树脂版直接植入到场地实景中。如此一来,社区居民便可以聚集在可能改造的基地场景中,透过树脂板上对应空间的分析,直接对改造更新的可能性进行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是创造性地搭建参与式设计的交互平台,从而促使场所的使用者参与到场所改造的设计中来。
科罗娜广场后期改造项目中设计师往场地中置入设计好的树脂板,以进行实景融合,提示人们讨论改造的区域 图︱DSGN AGNC官网http://dsgnagnc.com/coronas-plaza-diagram-and-research-action/
策划、组织活动来汇聚人气触发空间活力
有许多环境心理学研究证明,人本身是空间中最吸引人的要素之一,在对活力的影响上甚至还超过了纯粹的物质环境特征。也就是说,人本身即是活力的触媒,又是活力本身。在许多成功的促进场所活力的实践中,设计师不再像往常一样做城市设计工作,而是作为提倡者或组织者对公共项目提出策划的建议,同时组织志愿者践行公共艺术。志愿者多为公共空间周遭的居民,他们通过参与社区美化运动或者社区活动,既能帮助完成一部分工作,又可以增进他们对自己社区的认同与自豪感。
通过举办公共艺术活动聚集人气、提高空间活力 图︱Places in the Making-How placemakingbuilds communities and places,Susan Silberberg等,MIT DUSP,2013
另外,进一步地,设计师可以参与到大型公共活动的场景与活动流程的设计中去。例如,由什里夫波特区域艺术委员会(SRAC)主导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共有什里夫波特(Shreveport Common)项目,就通过举办节日活动和公共艺术项目复兴了遭遇大火、经济萎靡的主城区。(SRAC)以擅长艺术教育和举办节日活动著称。他们通过设计师大力参与的公共艺术的实践完成了对城市、居民信心的双重复兴。
通过举办公共艺术活动聚集人气、提高空间活力 图︱Places in the Making-How placemakingbuilds communities and places,Susan Silberberg等,MIT DUSP,2013
总结:设计师不仅是设计师!
无论如何,在活力营造的实践中,设计师的职责更加多元化和社会化。他们不再是大包大揽的技术精英。他们可以是街头斗士,可以是艺术家和教师,也可以是政策设计者和社区维权的律师——他们是活力情境的构建者、运营者和维护者。相比以前,他们的职责和设计范围扩大了,作用的尺度逐渐缩小至人体尺度,并把策划看成设计的重中之重。设计师正以全新的姿态、全新的身份投身营造美好日常的存量优化进程中,去关注形式以外的空间本身和与空间有关的更广泛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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