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们能不做什么
[意]阿甘本
lightwhite 译
德勒兹（Deleuze）曾把权力的运作定义为人与其力所能及之事的分离，也就是人与其潜能（potentiality，potenza）的分离。活力被阻止投入实践，这或者是因为它们被剥夺了使其得以可能的物质条件，或者是因为一道禁令使它们在形式上变得不可能。在两个情形里，权力——而这是它最压抑、最野蛮的形式——把人类和他们的潜能分离开来，并以这种方式令人类显得无能。然而，还有另一种更加隐秘的权力运作，它不是直接地影响人所能做的事情——潜能——而是他们的“不能”（impotentiality），也就是他们不能做，或更确切地，能不做的事情。[1]
潜能在构成上总也是一种不能，每一种有所为的能力总也是一种有所不为的能力，这便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九章中潜能理论的关键所在。他说：“不能[adynamia]是一种与潜能[dynamis]相反的短缺，对于同一事物在同一方面所有的潜能都有一个相应的不能。”（1046a30—31）在这里，“不能”不仅意味着潜能的缺失，意味着不能做某事，同时也意味着“能不做某事”，能不动用某人自身的潜能。实际上，恰恰是一切潜能的这种明确的矛盾——它总是一种是与不是，为与不为的权力——界定了人的潜能。也就是说，人作为在潜能模式中存在的生物，能够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就好比既可以是一物又可以是其对立面。这就使他们担负了比别的生物大得多的犯错之风险；可同时，这也允许他们累积并自由地掌控自身的能力，把能力转变成“才能”。决定一个人行动之状况的不仅仅是他力所能及的范围，而且更主要的是他在自身有所不为的可能性方面控制自己的能力。火只能燃烧，其他生物只具备其特定的潜能——它们只能如此这般或依其生物才能而有所行动——人则是具有自身之不能的动物。
正是在潜能的这个更为晦涩的另类面孔上，今天人们讽刺地称之为“民主”的权力才有所行动。它不仅并很少把人与他们所能做的事情相分离，而且主要地是把人与他们所能不做的事情相分离。当他与自身的不能相分离，当他被剥夺了他能不做什么的经验后，今天的人就相信自己具有做一切事情的能力；正当他应该认识到，自己已经到达了一个力量及进程都完全失控了的前所未闻的地步的时候，他还欢快地回答说“没问题”，不负责任地说“我能行”。他已经盲目了，不是对他的能力茫然无视，而是对他的不能茫然无视，不是对他能做什么茫然无视，而是对他不能做什么，能不做什么茫然无视。
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工作和天职，专业身份和社会角色之间存在着致命的困惑，它们中的每一者都被一个龙套演员扮演着，这个龙套演员的傲慢是和他/她行为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成反比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切或做一切的想法——我们不仅怀疑，今天替我检查身体的医生明天会是一个摄影艺术家，而且，处决我的刽子手，就像卡夫卡《审判》里那样，其实是一个歌唱家——不过是如下意识的反映而已：如今，依据市场对每一个个体所要求的一种柔韧性的品质，每个人都在扭曲着他/她自己。
再也没有什么比对这种不能的疏远更令我们贫乏和不自由了。那些与其潜能相分离的人们到底还可以抵抗；他们还可以有所不为。然而，那些与其不能相分离的人们则首先丧失了一切的抵抗能力。正如只有对我们不能是什么的清醒意识才能确保我们是什么一样，只有对我们不能做，能不做什么的清醒洞察才能令我们的行动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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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选自Giorgio Agamben:Nudities,trans.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43-45.
[1] 英译者笔记：关于potenza和impotenza，我们在这里采用了Daniel Heller-Roazen更确切但略不自然的译法”potentiality”和”impotentiality”，虽然把它们译作”power”（权力）和”powerlesnesss”（无力）是更方便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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