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文彬
作为一个作家和文学教授，我常常会遭遇人们这样的发问：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即便是此刻就坐在大学中文系教室的那些专业学子们，对于这一问题也大多是深感茫然。曾经，我的一个朋友因为自己正在读中学的女儿酷爱写作、想当作家，结果如临大敌般地向我求救，希望我能说服她的女儿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幻想的青春难道不是一场无梦的睡眠吗？她即刻反问道：“梦能当饭吃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能，当然能，梦就是一种食粮。”
没错，梦就是一种食粮。我们往往只看到自己的身体需要食粮，却完全疏忽了我们还有精神，而精神同样需要食粮，这梦便是精神的食粮。事实上，当我们遗忘了精神的存在时，我们即失去了人的高度，将自身等同于日常仅为肠胃奔波的丛林生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精神的世界应该是我们作为人类不可推卸的义务。一旦丢掉了梦，我们便丢掉了人性，丢掉了生命起码的尊严。
那么，我们的梦要靠什么来维系呢？于是，文学出场了，它承担起了我们的梦。它让我们沉睡，遗忘，想象，还有反思。在文学的梦工场里，我们惊讶地发现，沉睡会使我们更加清醒，遗忘则是为了让我们记忆犹新。文学用想象护卫着我们，来应对现实这个最大的敌人，它欺骗着现实，同时也修正着现实；最终，它是要我们同现实达成和解，进而让我们爱上现实。毫不夸张地说，是文学使现实变得更为可爱了。不仅如此，它亦相应赋予了我们爱的勇气。
世故的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现实的，不得不顺从于现实的法则，为此我们会有意无意抗拒着文学的想象，似乎惧怕它会影响我们之于现实的适应。殊不知，文学同样也是一种现实，并且是能够促使我们认清现实的现实。或者说，文学是高于现实的现实。世俗的现实始终囚禁着我们，文学的现实则时刻解放着我们。设若没有文学现实的召唤，我们就只能在世俗的现实中沉沦抑或毁灭，因而永远难以理解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现实。面对一个我们压根就不了解的现实，我们还能够说爱吗？
文学的现实就是设法善意地提醒我们，尽管我们的身体处于枷锁之中，我们的心灵却是自由的，而想象正是我们实施这一自由的权利。通过想象，我们丰富完美着遍体鳞伤的现实，打开通往未来无限可能的道路。有时，这也许就是某种欺骗，但在这欺骗里我们洞见到的乃是希望的真实，一如德国作家尤雷克·贝克尔的小说《说谎者雅各布》的情节：在纳粹占领的波兰隔离区，身心备受摧残的犹太人日渐绝望，不断有人选择自杀。为了让这些不幸的人们坚持活下来，雅各布酝酿了一个弥天大谎，使人误以为他秘密藏着一个收音机，得以每天偷偷向他们报告着前线盟军节节逼近的好消息。雅各布由此摇身一变成为众人的救星，他就代表着希望，人们见到他便忘记了度日如年的痛苦。于是，不再有人自杀，雅各布的谎言挽救了众人。
显然，没有人会指责雅各布的谎言，相反，我们还要感激他的谎言。雅各布的谎言就是文学，这是充满正义力量的谎言。在这样的谎言中，呈示着最为深刻的反抗和救赎的真理。虽然雅各布所进行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但其行为在本质上无异于一个作家的功能。那个黑暗世界里的人们对于雅各布的需要，恰恰说明了人们对于文学的需要。绝望之际，文学想象出希望；寒冷之时，文学想象出温暖。蒙田说过：“强劲的想象产生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想象就是现实。医学上有种疾病叫作“幻肢痛”，即指截肢患者针对已失肢体所感受到的假想性疼痛。此种想象出来的疼痛照样能使患者痛不欲生，它与真实的疼痛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我们无视文学的作用，那便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自己理想化的生活。即便我们没有绝望，即便我们没有寒冷，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再需要文学。悲伤的时候，文学是呻吟；幸福的时刻，文学便是歌唱。一生中，文学给予我们的总比我们以为的要多得多。
然而有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比如，我有许多朋友在青年时代都热爱过文学，做过作家梦，可在梦醒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怪罪起了文学。成功希望的幻灭使其无情否认了文学对于自己青涩孤寂岁月的美好陪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从文学那里获得的足够其享用一生的巨大恩赐，轻而易举地就被他们一笔勾销。文学从来没有背叛过他们，倒是他们背叛了文学，背叛了理想和生活。他们把文学和生活对立了起来，在他们那里，生活不是用来热爱的，而是用来战胜的；但是他们偶尔取得的胜利所证明的皆只不过是生活本身的不可战胜。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明晓，自己曾经挚爱过的文学向来便有着超越于生活之上的能力。
文学同爱相关，同希望相关，就是同名与利没有太大的关系。文学正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完美而存在的，它在令我们变得富有的同时，亦在令我们变得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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