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中华，不仅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而且56个民族个个风俗独特、文化灿烂。在这多彩的文化序列中，各地的语言文化自然占据很大一部分光彩，相对普通话，我们把不同地域的当地语言称之为方言。 汉语方言大致分为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北方方言是通行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方言，也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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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文化的载体，因地域、民俗和历史文化发展不同，各地的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各方面都有不同的特色。就拿全国各油田的方言来说（油田普通话），因地域的关系，各油田的普通话都基本融合了所在地域的口语发音，都带有当地语言特色。比如大庆油田的普通话就有浓厚的东北味，中原油田的普通话就有典型的河南腔，胜利油田的普通话就是个性鲜明的胶东版。这些都成为了区分各油田职工及其子弟的一个显著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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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作为石油方言的独特流派“四机话”，其诞生在何时？又具有什么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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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四机人，从四机厂的医院出生，在四机厂的托儿所、学校成长、学习，1976年7月高中毕业后到四机厂的潜江农场参加“知青劳动锻炼”。参加工作后，我又在四机厂学习、工作、生活了40多年，始终熏陶在四机文化的氛围之中，即将退休的我也将划归到四机退休站来管理。即便是人生的“最后一站”，也是要在四机太平间里走过的。可以说，我们这些四机第二代人从小到大、自生而死，都是“说着四机话、吃着四机饭、干着四机活、想着四机事”的一代特殊群体，一路走来也是沐浴着四机雨露阳光度过各自人生的最美时光。我在2017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四台播出的10集大型综合历史纪录片《大三线》的第八集“火红年代”中说了一句话：我从生到死一辈子都不离开四机厂。
“我从出生到死 我不离开四机厂”
从我走过的60年的人生经历来说，我不仅一直说着“四机话”，而且也对“四机话”的产生、发展也一直很感兴趣，始终想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因为，“四机话”是四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四机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今天研究四机历史的重要课题。我们今天研究石油四机近八十年发展历史的时候，必然绕不开“四机话”这个课题。所以，在“四机话”不断萎缩抑或即将消亡的今天，我们来思考、研究它的发展脉络和成因，其意义重大而深远。一方面是因为四机文化中流淌着“石油师”的血液，承载着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符号，传承着石油工人的优良传统，让每一个四机人都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四机发展壮大的历史备受中、外客户的尊重，四机优秀的文化也备受全国石油人的关注。如今年七月四日，我和王惠荣同学为了纪念石油四机成立七十七周年，共同创作了微信版《四机记忆》。当时，只是发到了同学、朋友的微信圈里，想让“油二代”们在回顾石油四机七十七发展的历史图片和文字描述中寻找自己的灵魂，没想到半个小时后就在四机社区和全国有四机人的油田疯传，当天的点击量就突破了一万多条，就充分证明了石油四机历史、文化的渗透力、影响力。因此，我们今天来研究“四机话”，这既是对四机文化、四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内容，也不失为一种特殊的四机情结吧。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浏览《四机记忆》
“四机话”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本该由语言学家来解答。但因四机社区职工、家属总共才有近万人，“四机话”受众群体和交流传播范围实在有限，指靠专家来进行研究几无可能。但如果现在不抓紧时间去研究，将会错过历史的机遇，使“四机话”成为一个历史的谜。因此，作为一个在石油四机生活、工作了60年的第二代四机人，在“四机话”已近尾声的时候来对之作一番研究，我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感、时间的紧迫感、文化的危机感，总感到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必须要在有生之年对“四机话”的来龙去脉进行一点探究。但因个人的阅历、学识以及语言学知识等这些方面存在的致命短板，很难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充其量只能是抛砖引玉，希望用一家之言的“投石问路”，引发各位的“百家争鸣”，也算是对“四机话”这种奇特文化的一种浅尝或初探吧。
谈及“四机话”产生的原因，我以为应该从四机厂的发展历史和地域文化谈起。
四机厂的前身是1941年诞生在甘肃省兰州市十里店的原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运输处兰肃段汽车修理所”，在兰州的生活、生产有12年的时间。在这12年中出生的石油四机第一批子女中，在语言的发展上，一方面爱家长的影响，跟着父母学说各自家乡的老家方言。另一方面，受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是小朋友之间交流的需要，也开始学说当地的兰州方言。在很多时候，小朋友们都是把家乡方言与兰州方言混合使用，并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声、表述方法，这可能就是“四机话”形成的起源和雏形吧。后来，几经迁徙，四机厂从兰州搬到酒泉，最后又从酒泉搬迁到了敦煌县七里镇。特别是1952年张复振师长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第57师八千子弟兵奉毛主席的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后集体转业到石油战线，并由以北方人为主的石油师第三团组建了石油工业部石油运输公司后，使职工队伍、社区家属的语言更加多样、丰富。1956年10月，四机厂随同石油运输公司一起从甘肃酒泉搬迁到甘肃敦煌的七里镇，当时石油运输公司的职工就有5448人，加上家属、小孩，整个社区的总人数达到了上万人。而在这上万人中，除了台湾、西藏、内蒙古外，其它各地的人都有，但绝大多数还是河南、甘肃、山西、陕西等地的西北人。
四机厂随同石油运输公司搬迁到敦煌县七里镇后，稳定的生活使广大职工、家属得以安居乐业，娶妻生子，使七里镇社区的人口迅速激增，每一家最少的孩子是2-3个，大多数家庭都是3-5个或5-8个孩子。而这些第二代石油四机的子女和他们的父母们在当时那个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年代，从小都生活在茫茫戈壁滩这个小圈子里，从出生到上幼儿园，从小学到中学，从工作到离开人世，可以说生老病死都是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圈子里。从语言发展的历史上说，一种方言的产生一般需要三个条件，1、移民（四机厂的职工大多数都是外地招工或军队转业来的外地人员，也算是一种“新移民”吧）；2、发展变异（新一代四机人的交流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交流工具，父母口耳相传的方言已不适应他们的生活，便被一种新的方言取而代之，这就需要语言的“发展变异”）；3、民族融合（社区内各种方言融合交流产生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因此，在石油运输公司社区各色家乡方言的融合和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彼此同化、交相渗透下，经过大约5-10年的融合交流，就在全国八大方言（1、北方方言区，2、吴方言区，3、闽北方言区，4、闽南方言区，5、粤方言区，6、湘方言区，7、赣方言区，8、客家方言区）的基础上，慢慢地产生了具有北方方言特色的“四机话”，这在全国的国有企业中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奇特而有趣的现象，很多四机厂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在家中和父母讲家乡话，但出门后与其他同学、同事和邻里交流说的就是地道的“四机话”了。
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四机话”大致起源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成熟于50年代中期，定型于50年代末期，前后长达10余年时间，这既符合一种方言形成的基本规律，又是我们石油四机“二代”、“三代”四机人亲历的一种语言演变的现状吧。
那么，“四机话”主要有什么特点呢？
一、“四机话”在发声上让外地人听起来都说是“河南话”。
四机人出差与各省份的人交流时，只要张口说“四机话”，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定性为是河南话。那么，为什么“四机话”在发声上让外地人听起来都说是“河南话”呢？
我想，可能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五湖四海”的职工成员构成的影响。老一代四机人除了西藏、内蒙古和台湾省外，来自五湖四海，但大部分都是北方人，以河南、甘肃、山西、陕西居多，而其中河南人又占到了相当的比例。尤其是河南方言属北方方言中的“官话”，是中国最大的方言。河南方言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官话，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普通话，主要流行于河南及河南周边地区。河南话与其它省的方言相比，易于小孩子们听、学、说。所以，“四机话”也就在河南方言的发声调值的基础上，融合、渗透、杂糅了西北其它一些省份语言的特点，形成了一种独特发声的石油方言：四机话。二是豫剧文化的影响。前文已说过“方言是文化的载体”，而当时石油运输公司的主流文化就是以河南话为主的“豫剧文化”。石油运输公司不管是在河西走廊的武威，还是在丝绸之路的敦煌，都是处于与世隔绝的荒凉戈壁滩上，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和通讯工具（当时个人家庭买一个收音机都需要到派出所登记审查），大人、小孩相互之间的一切交往和信息沟通，都是依靠“口口相传”的古老方法来实现。这种枯燥的生活、单调的工作，使生活在这个相对封闭环境的职工、家属都倍感压抑。石油运输公司经理张复振为了活跃职工文化生活，提振队伍士气，稳定职工人心，在1957年收编了河南巩县流落到甘肃省武山县的曲剧团50名演员，成立了石油运输公司专业豫剧团（1962年又接收了甘肃定西豫剧团，剧团规模扩大到了130人），不仅使职工文化生活丰富起来，而且使整个社区的老人、小孩都听豫剧、学豫剧、唱豫剧，使河南豫剧成为了石油运输公司的官方文化品牌。因此，河南话也就在各种方言中快速“上位”，约定俗成，成为了整个社区的主打语言，也就加速了“四机话”的成型。三是“油二代”相互交流需要的影响。四机厂搬迁到敦煌后，由于安定的生活，稳定的工作，职工人数的增加，大部分适龄青年都娶妻生子，安居乐业，使整个社区的人口出生率达到了新高。每家都是3--5个小孩，最多的家庭是5--8个小孩。当时，这些油二代的父母们因生活的时代、个人的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的原因，大都只会说家乡方言，而他们的子女在家中也只能跟着父母学说家乡方言。但由于小孩子们的天性使然，非常喜欢交流、互动，尤其是在敦煌县的七里镇，除了石油运输公司外，周边没有其它单位，四周就是茫茫戈壁滩，石油运输公司自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封闭的生活圈子，职工、家属的生活、工作、娱乐和子女的成长、教育都没有受到当地语言、风俗的影响。当时，小孩子们除了学校外，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活动半径很小，只能以各自居住的职工新村为圆心相互交往，而这种交流、互动就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作为桥梁来进行彼此之间的沟通。因此，“四机话”也就作为一种新的语言介质在小孩子们的想互交流、沟通中应运而生了。四是语言发展变异的影响。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因为河南话比较接近普通话，而普通话的声母大部分都和河南话一致，它的调值（所谓调值，就是声调的实际读法，也就是音节的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实际发音）特点是：阴平升调、阳平降调、上声高调、去声低调。我们知道，普通话发声共有四个声调，这四个声调有四个基本调值,根据四个不同的基本调值,普通话声调分为四个不同的调类：阴平(调值55)高平调， 阳平(调值35)高升调，上声(调值214)降升调，去声(调值51)全降调，形成了一(一平)、 /(二升) 、ν(三曲)、 ＼ (四降)的特点。如汤(tāng)、唐(táng)、躺(tǎng)、烫(tàng)，等等。而“四机话”在发音方面，一方面带有很浓的西北话特点。如大风的“风”，普通话的发音是fēng，而“四机话”的发音就成了 fēn（少了后鼻音）；如春天的“春”，普通话的发音是 chūn ，而“四机话”的发音就成了chōng（韵母完全变了）。另一方面，“四机话”主要还是受河南话的影响，常常把第一声发为第二声，把第二声发为第四声，把第三声发为第一声。比方说“临危受命”一词，普通话是升、平、降、降的调值，“四机话”则是在拼音不变基础上，调值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平、平、曲、曲”。又如：“把握契机”一词，普通话调值是“曲、降、降、平”，而“四机话”调值则是是“升升曲曲”。
二、“四机话”中的很多词语兼收并蓄了大量兰州方言。
因为四机厂在兰州有12年的时间，“四机话”在起源时受到兰州话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四机话”在语言、词汇表述方面，听起来总感到有西北话的口音，尤以兰州方言特色明显。如普通话中的“干什么”？在“四机话”里就成了“干哈呢”？如职工每天上、下班都是听着气笛声来安排作息时间，用普通话说是“拉气笛”，而用“四机话”说就成了“拉喂子”。特别是“四机话”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些典型语句中，很多都是兰州方言的“直播”。如对老人的称呼，普通话是“老人家、老年人”，而“四机话”就成为“老汉”。还有如：骚情-----形容一个人自我感觉良好（贬义）、日眼（年）-----令人讨厌、背不住-----受不了、烂怂-----形容一个人是废物或垃圾、谝----与别人聊天、心疼-----形容人和物讨人喜欢、谝闲传------无事闲聊、倒闲话-----传播事非、磊个塔塔-------形容一个离你很远的地方、钩子------屁股，等等，都有兰州方言的典型烙印。还有一些贬义词汇，也由兰州方言而来。如一句骂人的话“二杆子”------形容一个人不正经，就是典型的兰州方言，在普通话里就是“二球”。还有四机人常说的一句骂人话“球”，也是典型的兰州方言。再比如一件事不做了，用普通话说是“算了”，而用“四机话”说就成了“算求子”，形容一个人不自量力，用普通话说是“不知天高地厚”，而用“四机话”说就成了“你尿的高”，等等。
经过近八十年的发展，四机厂的职工队伍出现了两代同岗、三代同厂、四代同堂的现象。“四机话”虽然也一直保持到了现在，但也正走向消亡。尤其是1970年四机厂搬迁到湖北荆州后，荆楚大地交通便利、信息畅通、交流方便。特别是四机厂的快速发展和引进国外技术，使石油四机有别于过去在西北建设时期的相对独立、封闭的工作、生活环境，让四机社区变成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加快了四机员工与外界的交流，与外地、外籍人员互动频繁，不管是接待各油田来厂的客人，还是职工出差在外，“四机话”都已不能适应大家在工作、生活和对外交流等方面的需要。加之从1970年至1980年开始，每年江汉油田都要从军队接收转业军人、自主招收大量青工，而这些新进企业的员工中，除了军队转业人员和油田子女外，大部分都是以湖北本土为主的新员工。四机厂除仍通行“四机话”外，湖北方言也有一定份量，尤其是“江汉油田普通话”慢慢地在四机社区推广开来，逐渐地成为了一种新的主流语言。
可以预见，10年、最多20年以后，除了“50后”、“60后”和少量的“70后”、“80后”本厂子女外，大部分人的语言交流都会以江汉油田普通话或湖北方言为主，“四机话”这种特殊的企业方言无疑将走向消亡。但这不是一件坏事，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四机厂站在了新的历史高度，以更加自信、包容、开放的心态迎接新的发展机遇，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但“四机话”毕竟是三代四机人一段难忘的“乡愁”，也是一个耄耋老店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符号，必将成为每一个四机人生命中一段难忘的历史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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