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01】
2016 年 5 月，深圳男子王鹏因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被刑事拘留。其售出的 6 只鹦鹉中，有两只为人工养殖的小金太阳鹦鹉，学名绿颊锥尾鹦鹉，属于受保护物种。此案的争议之处在于，被列入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但为人工驯养繁殖的鹦鹉是否为《刑法》所指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经过一审、二审后，深圳中院判决王鹏有期徒刑两年，2018 年 5 月17 日便已出狱。7 月 9 日，王鹏前往深圳中院提交申诉状。同时，他的辩护律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了《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的建议书》。全国人大法工委回复称，最高法已经复函，已启动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罪司法解释制定工作。
“鹦鹉案”推动司法解释修订：机械执法不是正义
关键词： 倒逼制度改善、社会进步
美国著名法理学家伯尔曼曾有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也是任何一名学法之人迈入“法之门前”的必修课，即心中必须怀有对法律的尊重、敬畏乃至信仰。但是这也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被信仰的法律必须是良法，信仰法律并不等于承认“恶法亦法”。
以深圳鹦鹉案为例，如果机械执行法律和相关司法标准，被告人王鹏的行为无疑构成刑法规定的“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但从判决结果来看，法官明显注意到了将法律适用到此案中的不妥之处——能够自养的动物还能否算得上是“濒危”“野生”动物？
问题自然指向 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考虑到我国目前大一统的刑事立法模式和成文法典不可避免的滞后性，司法解释本是司法弥补立法漏洞的一剂良药，运用得好，将是立法效果和司法效果的双赢。但遗憾的是，上述解释第 1 条就规定，人工驯养繁殖的濒危物种也属于刑法保护的对象，这明显违背了社会公众对“野生”动物这一概念的一般性认识。值得欣慰的是，透过“深圳鹦鹉案”，司法机关已经回应将修改上述司法解释，可以期待以后类似的案件能够避免出现这种因为法律规定的瑕疵，却由社会公众承担相应代价的吊诡现象。事实上，根据新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濒危标准体系，王鹏所贩卖鹦鹉仅属“低危”，离“濒危”尚低两级，“驯养繁育”与“野生”也是不同的概念。
如今是网络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社会，那些存在法律适用疑难，关涉情、理、法之争的案件，都会引起公众的广泛参与，近年来的河南卢氏县“农民采兰草案”、内蒙古“农民卖玉米案”、天津“大妈摆气枪摊案”等都是这样的典型。而对于舆论的发酵，法官们已习以为常，不再存在屈从舆论的审判，舆情沸腾反而会督促他们恪尽职守、正确适用法律，给出尽可能科学合理的答案。而其中，如何让立法者、司法者对法律做出的解释不与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相违背，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好文借道：
此事件通过案件倒逼司法解释，从而避免出现更多误判、错判，吊诡案件等，对于我国的社会进步具有非常大的意义。本文分析详尽到位，阐述清楚明白。考生在使用这则素材时，既可关注此案的特殊性，也可以从其倒逼司法解释的角度出发，展开议论。
【事件02】
杭州一中学做了一个让“科技改变课堂”的尝试——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引来极大关注和热议。这项技术就是用摄像头捕捉学生的面部表情和动作，用大数据分析学生的考勤和专注度等，如高中生每天 8 节课 320 分钟，有多少时间在专注听课？不专注的时候在干什么？不仅如此，若发现学生的不专注行为，系统还会推送提醒。该校学生则表示“不敢随便做小动作了，班里纪律确实更好了”，也有学生坦言，“被监控挺难受”。
别让教育被冷冰冰的“天眼”绑架
关键词： 人文教育、人非机器
如果说技术进步的目的是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那么从“不敢”和“难受”的字眼中，起码可以读出学生内心并没有感受到愉悦，反而感受到不自在、不被信任。倘若如此，打开一双看似无所不知的“天眼”的同时，也关上了学生们的心门。
教育，从来就更像一门艺术。北宋教育家程颐说：“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以术驭人者，人亦以术而待。”高明的老师从来不把自己置于管理者的角色而与学生对立。“从游”，是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眼中师生关系最自在的状态，他把学校比作水，师生比作鱼，“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冷冰冰的“天眼”，似乎打破了教室里原有的生态，成为独立于师生之间的第三种存在。尽管该校负责人一再强调，只记录学生表情，不涉及个人隐私，但对学生而言，把几双“机器眼”放在头顶盯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并且还会将捕捉到的不认真听课的信息向老师“报告”，难免让人有一种被窥视、被监控的不适感。而更大的问题在于，师生之间因此而变成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监控者和被监控者的关系。表面上看，学生是更听话了、更认真听讲了，可一旦学生对此产生抵触情绪，教学效果将大打折扣，这显然与教育的初衷渐行渐远。
即使这样，谁也无法阻挡技术给学习带来的深刻变化。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教育改革只有进入到课堂的层面，才真正进入了深水区，课堂不变，教育就不变，学生就不变。而新技术的注入，恰恰能搅动静水深流，给从前的课堂来一次革命。
技术与人的关系总是在很多场合被讨论。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说，他不担心机器会像人一样思考，相反，他更担心人像机器一样思考，“必须要为技术注入人性”。这种人本观念也在当下的教育改革中一再被强调，无论多先进的技术被用于教育教学中，也必须尊重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否则被“监控”限制住的不是违纪行为，而是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好文借道：
本文的亮点在于，评议时事时，既用到了古文素材，也用到了极具现代性的素材，包括对程颐、梅贻琦、陈宝生、库克名言的引用。其次，本文条理清晰，从杭州中学的技术尝试说开去，谈到技术与教育的结合，并提出具有辩证性的观点：承认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正面影响，但应“为技术注入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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