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四川宜宾筠连县镇舟镇云岭村村民杨家珊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去世。生前，家庭贫困的杨家珊得到热心人士资助治病，感恩于此又无以为报，这位山区女子临终前决定死后捐献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成都医学院接收了杨家珊的遗体用于教学，此后火化成骨灰。今年四月底，杨家珊父亲杨正贵与成都医学院取得联系，希望杨家珊入土为安让接收单位送回骨灰。但杨正贵得到的答复是“遗体捐献者的骨灰只能是亲属自行领取”。
遗体的最高尊严是奉献——捐献后用于医学解剖，甘做“无语良师”，又称“大体老师”，这是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尊称。“情愿在我的身上划千刀万刀，也不愿在以后的病人身上划错一刀”，这就是伟大的献身精神。泰戈尔说，我将死了又死，以明白生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无语良师”是医学生求知路上的启蒙之师，学生每次上解剖课前，都会向遗体鞠躬致敬。
毫无疑问，杨家珊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院用于教学，这种感恩回报与奉献精神值得人们尊敬。特别是在不少人难以认同遗体捐献的现实语境下，这种高尚的人格显然具有示范效应，从而激励更多人参与到这一公益事业中。但是，杨家珊的遭遇，诚如网友们热议的那样：捐赠的遗体包接不包送，使用完了烧成骨灰让亲属自己去领，是不是少了些人性关怀？保障不力、善后“不善”，又何尝不会稀释遗体捐献者的尊严、打消更多人参与遗体捐献事业的热情？的确如此，原本国内遗体捐献的大环境就不太好，对捐献者不做好善后工作，公众就会更有顾虑。
遗体捐献对于挽救生命、发展医学事业意义重大。可现实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坦然面对死亡，也不是人人都有捐献遗体的勇气，目前愿意捐献的人和最终捐献的遗体的数量都太少，捐献的遗体数量与医学教学和研究的需求仍有很大差距。以首都医科大学为例，按照教学大纲，应该每4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而实际上，现在10名学生才有一具遗体可供解剖。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根深蒂固，这是遗体捐献的一大阻力；法律法规不健全，让捐献者及其家属难以得到有效的激励也是不能忽视的原因；再就是保障不力、善后“不善”，导致捐献遭到冷遇。
事实上，保障不力、善后“不善”，是最容易打消公众参与遗体捐献热情的。比如2013年，湖北枣阳小伙张琪患白血病，病危之际致电武汉市红十字会欲捐献遗体，却被告知不提供上门服务，想要捐献，自己上门来填表。此事被曝光后，引发强烈关注。此次宜宾女孩杨家珊患白血病去世捐献遗体用于教学，三年后魂归故“只能是亲属自行领取”，同样因此受到质疑。
别让善后“不善”打消遗体捐献热情。这就督促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法规，明确诸如“是否负责送回家，由哪个机构负责”等方面的规定，让保障捐献者及其家属获得应有的尊重和价值获得感。完善好遗体捐献善后工作机制，才能以制度善意给遗体捐献者带来更多温暖。（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付彪）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