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甲午战败，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此条约为近代最不平等的条约之一，除了赔款，还得割地。首要的责任自然是归清朝的执政者，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圆子，海军多年没有新增军舰，这固然是原因之一。翁同龢作为户部尚书，拒不向北洋支付日常经费，致使军舰维修被延迟，船速减慢，而且当年的北洋在火炮上也不具有优势。北洋的主力战舰队的主炮缺炮弹，也是因经费短缺所致。当然这些帐，都得算到翁同龢的头上，谁让他是管钱的呢！
那李鸿章又该负多大的责任呢？从当年他手下的淮军及北洋水师的武器装备上来看，和当年的日军相比，并不是差距很大。清军真正的差距是在指挥体系落后，军制仍然是老式的，而未能进行近代化军事改革。在用人方面也是任人唯亲，不能做到知人善任。官兵的血性勇气均不足，虽有不少英勇献身壮烈殉国的将士，但战场上临阵脱逃，闻风而降的同样比比皆是。
而最重要的失误是李鸿章决策不果断，情报工作严重缺失。日本人早在八年前，就已经破译了大清外交密电码，李鸿章在与清政府在处理朝鲜事态的局势时，其决策基本上都被日本所掌握。而日本人已经下定决心要与清廷开战，而在这一点上，李鸿章始终也无法知晓。因为，清政府及清军未能在情报工作上有突出的作为，对它的重要性存在着严重的认识不足，这是清军的致命短板。而情报工作并不仅是译电，它包括内容广泛的直接及间接获取各种情报资源的手段与方法。
今天在获得敌方情报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两国相争，两军对峙，连对方的战略意图都搞不清楚，这仗无何能赢？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所以会爆发，是日本的蓄意策划的结果，日本首先借朝鲜东党起义，引诱清廷出兵去保护朝鲜这个藩属国。六月六号，二千五淮军精锐被清廷下令登陆朝鲜。而日本则违背了它绝不干涉清军入朝的承诺，以保护自己在朝的侨民与使馆安全为由，日本向朝鲜大举调派兵力。
面对事变的迅速变化，清廷决策层的意见出现分歧，清流们在以翁同龢为首的带领下，纷纷主张对日开战，而军方实力派以李鸿章为代表，却力图避免开启战端。日本已决心向大清发起挑战，日军开始不断向朝鲜增兵。日本提出双方同时撤军，甚至快达成书面协议，但日本借机发动战争的决心已定，不可能愿意撤兵。
6月16日军的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在仁川登陆，到6月28日时，侵朝日军已经达到八千余人，清军在朝鲜已处劣势；而李鸿章则一直希望中日共同撤兵，在整个中日在朝鲜对峙以来，未曾向朝鲜增援军队。李鸿章寄希望于美、英、俄等欧美列强参与调停，好让日本乖乖地撤兵。但列强各有自己的算盘，他们只是对日本表示一下“谴责”，未再采取任何强硬措施。
李鸿章在形势危急之下，却坚持不向朝鲜增派援军。在气势上已经失去优势，反而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发出了“第二次绝交书”，并且拒不从朝鲜撤兵。反而诬蔑清廷是“有意滋事”，扬言“如果在朝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将概不负责”。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完全丧失，李鸿章才应光绪的要求向朝鲜增兵。
7月20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随时准备寻衅。1894年7月25日，日本在朝鲜丰岛海面偷袭了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日本联合舰队“浪速”舰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高升”号，该船共载有清军官兵1116人，其中有871名江淮子弟在这次袭击中壮烈殉国。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正式都向对方宣战。大清在对日宣战诏书中指出，朝鲜历来都是清朝附属国，大清是应朝鲜政府要求出兵，大清已是忍无可忍，此时，李鸿章也没有任何退路，只能和日本人拼了。日本人爱耍阴谋，提出双撤军麻痹清廷，李鸿章寄希望列强调停，最终致使援朝的增兵计划延误，反而给日本以可乘之机。
俄国强势普总曾讲过：“如果最终打架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你就必须选择先动手。”面临不可避免的战争时，一味地以和为贵，反而会助长蓄意要挑起战端的敌人之野心。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乃兵家用兵之最高境界。不战，并非是不敢应战的怯战，懦弱与怯战只能让对手变的更加有恃无恐。为何说甲午战败李鸿章应负首责？从普京所讲的这一法则已经讲的很清晰明了。
如今，阿三也开始向日本学习。印方进入的可是我固有领土。给脸不要啦？这是什么情况，阿三在玩何战术？它可能是属蛤蟆的，趴在脚面上，膈应人。如果真要开打，应该给其足够深刻的教训才好。世上许多人都是记吃不记打，教训不深刻不行，得让恐惧记忆伴随着终生。纸老老也得当作真老虎打，必须得打疼，全力以赴，一战安定边疆。
【内容扩展：当年大清几乎没人瞧得上日本，结果甲午战败、割地赔款，如今又有多少国人瞧得上印度？】
【内容扩展：轻视印度会吃亏？面对超弱的对手，美军为何连遭失败，五星上将被撤职黯然回国，原因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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