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一天，宁波一位老人扛起锄头，叫上邻居，来到二儿子和儿媳的坟前，亲手挖开墓穴，从里面拎出一大包东西。
随后他将自己的三儿子从上海叫回来，将那一大包东西，和一张房间里挂了近30年的照片，亲手交给了三儿子，并对他讲述了一段20多年前的事情……
这位老人名叫张爵谦，是宁波镇海（今北仑）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1928年，他的二儿子张人亚，拎着一大包东西回到老家，对老父亲说，自己在上海的住所要搬迁了，请父亲将这一大包东西收藏好。
张爵谦问儿子，将这些东西藏到什么地方，张人亚回答说“到时再说”。
图丨张人亚父亲张爵谦
交代完老父亲，张人亚当天就悄悄离家走了。张爵谦深知儿子托付的事关系重大，决定将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趁着夜色，张爵谦拎着这些东西，朝菜园停放张人亚妻子顾玉娥棺材的地方走去。
几天之后，张爵谦假装伤心地对邻居哭诉，自己的二儿子静泉（即张人亚）在妻子去世后，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怕不是已经不在人世，自己准备给他们夫妻二人修一座合葬坟。
当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不少工人牺牲，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更有大批工人遇难，因此邻居们对张爵谦的说法深信不疑。
很快张静泉不在人世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在邻居们的帮助下，张爵谦为儿子、儿媳修了一座合葬坟，张人亚一侧是衣冠冢，棺材里藏的是包裹了好几层油纸的那一大包文件书刊。
为了以防不测，谨慎的张爵谦没敢将儿子的全名刻在墓碑上，只刻了“泉张公墓”四个字。对于那些文件书刊，张爵谦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只默默地藏在心里，等待有一天儿子回来后提取。
图丨张人亚衣冠冢
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张人亚没有回来，张爵谦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但没有收到任何消息。次年眼看着全国都解放了，还是没有二儿子的任何消息。
张爵谦感觉儿子可能已经牺牲了，自己的年纪也越来越大，儿子托自己藏的东西，不能再藏下去了，还是要还给共产党。
好在当年张爵谦采取了防腐措施，那一大包文件书刊，在地下深埋了二十多年，还基本完好。将这些东西转交给三儿子张静茂，托他交给共产党，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心愿，也就能了却了。
听完老父亲的讲述，张静茂对二哥和老父亲的英勇壮举深为感动。回到上海之后，他特地去刻了两枚纪念章，一枚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另一枚刻上“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盖在这一大包文件书刊上。
1952年，张静茂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上海总工会建立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正在向社会征集上海工人斗争史料。想到二哥张人亚留下的那一大包东西，张静茂赶忙全部送去。
图丨张人亚父亲发布的寻人启事
史料委员会挑选了和上海工人运动有关的文物留下，其余的全部退还给张静茂，并嘱咐他好好保存，以后还会有部门要征集这些史料。
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也开始征集革命历史文物。张静茂将史料委员会挑剩下的资料，连同二哥留在他那里的一些物品，一并送了过去。
筹备处经过研究，确定这一批资料弥足珍贵。按照规定，张静茂可以得到一笔奖金，但张静茂婉言谢绝了。
张人亚留下的这一批资料中，有24件被定为国家级文物，其中一级文物15件，二级文物3件，三级文物6件，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
尤其是其中两本初版《共产党宣言》，由于当年印刷数量有限，再加上反动势力的销毁，后来很难能找到，是迄今为止，唯一存世的珍贵文献原件。
图丨张人亚保存下的《共产党宣言》
因存世极少，张人亚保存下来的那一批文件书刊，重见天日之后，越来越显现出特殊的价值。随着这批秘藏文物在各地展出，并通过影印随书发行，张人亚的事迹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
张人亚，原名张静泉，在参加革命组织之后，自己改为“人亚”。189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父母靠着轮种族中几亩田地和兼做厨师，维持着一大家子的生计。
张人亚幼年的时候，就在堂兄张晚荷主持的霞浦学堂读书。虽然张晚荷是清末的秀才，却信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这也导致张人亚很早就接触到先进的思想教育。
张晚荷的教育主张，自然受到族内不少人的反对，设在祠堂的教室时常遭到破坏，但张晚荷并不畏惧，干脆将教室搬到了自己家，还请了早年留学日本的留学生当体育老师，教学生们锻炼身体。
霞浦学堂那一段学习经历，对少年时期的张人亚影响很大。
图丨张人亚旧照
为了分担父母的重担，张人亚16岁辍学，在亲友的介绍下，来到上海一家银楼当学徒，期间与顾玉娥结婚。结果只过了两年，顾玉娥因病去世，两人没有留下子嗣。从此张人亚孤身一人长住上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
由于超出一般工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觉悟，张人亚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1921年张人亚加入共青团，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上海最早的，也是党内仅有的几个工人党员之一。
次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张人亚是三个执行委员之一。
二十世纪初，上海大大小小的银楼有30余家，金银业的工人们饱受雇主剥削，待遇很差，一个月工资最少的，甚至只有两三元。为了维持生活，工人们只能加班加点，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通宵。
学徒的年限很长，名义上虽然是5年，但出师之后，还得为雇主义务劳动一年，才能升为正式工人。雇主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组织了银楼公所，工人们却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
为了改变工人的弱势地位，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应运而生。作为金银业工人艰辛的亲历者，张人亚被推举担任俱乐部主任。
图丨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合影（部分）
很快张人亚就领导工人们，开展了长达28天的罢工行动，最后雇主们不得不向工人们妥协，同意改善工人们的待遇，并承诺罢工期间工资照发。
工人们的待遇提高了，但张人亚不能继续在银楼做工了，俱乐部也不能公开活动了。为了保证革命工作继续，党组织安排张人亚前往商务印书馆工人合作社工作，以此为掩护，继续从事工人运动，并承担起党内书籍和报刊的发行工作。
1924年3月，张人亚按照组织安排，远赴莫斯科进行学习。“五卅惨案”发生之后，由于革命斗争急需人才，张人亚奉命回国，担任上海浦东党支部联合干事会书记，后又担任上海浦东部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1926年9月，党中央派张人亚前往莫斯科继续学习，当他到达海参崴的时候，被检查出患有沙眼，由于当时沙眼是传染病之一，张人亚被通知不得入境。
无奈之下，张人亚只好滞留边境治疗，此时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张人亚再次奉命回到上海，接受新的任务。
次年为了配合北伐军光复上海，张人亚奉命参与筹办《平民日报》，并兼任发行所负责人，期间张人亚还动员胞弟张静茂，放弃每个月可观稳定的会计收入，跟着自己参加报刊的发行工作。
图丨张人亚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党小组合影
《平民日报》主要刊登上海及国内外的新闻时评，和其他报纸一起，为上海工人起义和北伐军进入上海，创造了有力的舆论效果。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后，驻守上海的军阀部队被击溃，北伐军顺利占领上海华界。
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这危急时刻，张人亚积极疏散其他的同志，派张静茂一个人留守机关。结果很快反动派查封了报社，张静茂不幸被捕。
后来张人亚通过多方关系，将张静茂保释出来。可张静茂出来后一直找不到二哥张人亚，便开始从事商业经营，不再参加革命组织。
大革命失败之后，上海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一旦被搜出和共产党有关的文件，立刻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当时张人亚丝毫没有考虑如何自保，首先想到的是党的文件和书刊的安危。
他深知，自己保存的那些文件书刊非常重要，其中有不少马列主义著作的中译本，还有“二大”、“三大”会议的秘密文件，这些都是党的重要历史文献，是建党后十分珍贵的档案。
当时有些人感觉很危险，就将这些文件都烧掉了，但张人亚觉得这些文件对共产党是有用的，不能轻易烧掉。上海已经没有地方存放，想来想去，张人亚想到了宁波老家。
图丨张人亚保存下来的现存唯一一本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原件
张爵谦帮儿子守着这个秘密二十多年，最终没能等来儿子的归来。直到1956年病逝，张爵谦也不知道儿子张人亚的下落，二十多年前的再见，居然成了他们父子的永诀。
往后的几十年中，张人亚的亲属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他的下落，直到2005年，《红色中华》报上的一篇文章，才让张人亚的亲属们得知，张人亚早在1932年已经因公殉职，也揭开了那一段张人亚鲜有人知的经历。
1928年，31岁的张人亚开始担任内部交通科科长，负责所有机关之间的联系，保证文件、情报顺利送达，并且不暴露身份。
在张人亚任职期间，对中央机关联系接头的办法全部做了改变，重新整顿了交通科的队伍，清退了一批政治不可靠的人员，还顺利地完成了几次护送中央领导人的任务。
在他任职的一年多时间中，从未发生过内交工作失误。
图丨张人亚（中）
1929年“五一”节，数千名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在南京路上举行了示威游行，这是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有组织的公开行动。
当时身在上海的邓颖超，召开了一次直属支部大会，讨论示威游行的意义，作为上海地下组织的重要骨干力量，张人亚也参加了此次大会，同时参会的还有周恩来、恽代英等二十多位党内重要人物。
之后张人亚被派到外地，为中央筹措急需的经费。仅仅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张人亚就通过各种渠道，筹集到两千多块大洋，解决了中央的燃眉之急。
1930年，党中央派张人亚秘密来到芜湖，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为了安全和工作方便，张人亚设法在芜湖开了一家金铺，作为地下联络站，和送往中央经费的中转站，店里的收入也全部上缴中央。
据历史记载，向忠发在叛变后曾经供述：筹措到的经费，都是由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和钞票，交到上海给中央。自己就经手过两次，一次是从闽西运来700两黄金，还有一次从赣西南运来2007两黄金。
图丨向忠发旧照
虽然经手了这么多金银款项，手里还有一个金铺，但张人亚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他和同志们勤俭节约，轻易不敢动用一分钱公款。
1930年末，张人亚奉命回到上海，主持上海的革命工作。江西瑞金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后，张人亚奉命前往中央苏区，临行前，他将自己珍藏的苏联明信片、私章等物品，全部交给胞弟张静茂保存，并约定革命胜利之后再相见。
没想到这次分别，成为兄弟二人的永诀，张静茂直到1968年病逝，都不知道哥哥张人亚的下落。
张人亚来到中央苏区，担任第一届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协助何叔衡制定了各项检察制度。由于他经常亲自到各地查处违法乱纪现象，实事求是地指出问题和不足，深得同志们的敬重。
1931年底，中央出版局和印刷局相继成立，负责出版、发行各类报刊书籍，经中央研究决定，任命张人亚为中央出版局局长，并兼代中央印刷局局长。
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张人亚领导两个部门艰苦创业，印刷了大量的报刊书籍，经常受到中央的表扬，并成立了《红色中华》报刊发行部。
图丨张人亚秘藏的部分革命书籍
短短半年的时间中，张人亚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出版、印刷和发行三大工作，建立了完善的出版、发行体制，解决了中央苏区急需的一大批书籍。
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带病从瑞金出发，前往福建长汀检查工作。两地相隔百里，中间又是崇山峻岭，张人亚身心俱疲，最终导致旧病复发，无法救治而殉职。在他牺牲的时候，仅仅34岁。
由于当时环境恶劣，通讯不畅，牺牲后的张人亚被埋在何处，已经无法考证。
为了悼念张人亚的牺牲，临时中央政府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追悼张人亚同志》。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评价他的：
“人亚同志对于革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在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作坚决斗争，在党内没有受过任何处罚。因为努力工作，为革命而坚决斗争，使他的身体日弱，以致最后病死了。人亚同志已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尤其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中徒然失掉了一个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
这是1931年成立临时中央政府以来，第一次在机关报上发表悼词，也是临时中央政府为张人亚树立的一座永远的丰碑。
图丨《追悼张人亚同志》
对于后人来说，张人亚的卓越贡献不止于此。那些交给老父亲保管的珍贵文件，是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守护下来的红色火种，承载了一个家族至死不渝的革命情怀。而那一座留在家乡的空坟，成为保存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重要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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