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春的一天,广东河源龙川县青化村,村民王应湖吃过早饭,准备出门。
王应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造纸工人,农闲时节在村里的造纸厂干活。他收拾好东西,打开家门,一下子愣住了。
门口站着几个陌生的男人,明显不是本村人。
“大叔,请问这里是王应湖家吗?”其中一人问道,语气十分客气。
王应湖下意识地答道:“我就是……”
转念一想,心头突然一紧,说话也变得结巴起来:“你们…你们是谁?”
没等他反应过来,对方蜂拥而上,扭住王应湖的双手,一下子把他控制住了。
“干什么…救命啊……”王应湖大叫起来,还试图摆脱控制,但对方人高马大,几双大手像铁钳一般抓住他,任凭他使劲挣脱,也无能为力。
王应湖的喊声引来了附近群众围观,对方厉声喝道:“老实点!我们是龙川县公安局的!”
龙川县公安局!听到这几个字,王应湖一下子怂了,乖乖地跟对方离开……
至此,这桩二十多年前的悬案彻底破案,5名凶手全部落入法网。
只是5名凶手此前并不知道,二十多年前那个被他们残害的人,竟然曾经担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这个原本前途光明的革命军人,因为他们的贪婪和残忍,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主席
故事还要从1930年开始讲起。
这年5月初,毛泽东来到江西寻乌调查,协助毛泽东的是中共寻乌党委书记古柏。
古柏是土生土长的寻乌人,出生于1906年,时年24岁,祖上是县城的小地主。
到父亲这一代,古柏的家庭没落了,但家人还是比较重视子女教育,把古柏送到了广东梅州梅县的广益中学读书,还建任梅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员。
当时的广东是革命的最前沿,古柏受进步思潮影响,参加了学生运动,因为领导“闹学潮”闹得厉害,18岁的古柏成了反动当局的“眼中钉”,不久后就被迫退学。
古柏很有志向,为了继续学业,他和一些同学创办了“学艺中学”,逐渐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年仅19岁的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为党工作。
古柏很年轻,但干起革命来一点都不含糊。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过广州起义,领导发动过寻乌“三二五”武装暴动,还组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担任党代表和中共寻乌县委书记,是一名难得的文武全才。
这么看来,古柏的早年经历和毛泽东颇有相似之处。两人都出生于小地主(富农)家庭,后来家庭没落,受过现代教育,参加过学生运动,当过教员,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过武装起义,也担任过红军党代表。
或许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来到寻乌调查时,对与自己经历相似的古柏颇为欣赏。
古柏也很给力,在协助毛泽东调查这件事上,可以说不遗余力,给了毛泽东很大帮助,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多达7万余字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8次提到古柏,并且称“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
古柏(左)协助毛泽东(右)在寻乌调查(雕塑)
这段特殊的经历,开启了毛泽东和古柏的革命友谊。
不久后,毛泽东回到红四军,立即将古柏调到自己身边,担任第4军前委秘书长,而毛泽东的职务正是红四军前委书记。古柏担任的其实是毛泽东的首席“大秘”。
红四军改组为红一方面军后,毛泽东改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古柏继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全面协助毛泽东工作。这就相当于如今的省委书记与省委秘书长的关系,可见毛泽东对古柏的信任。
事实证明,毛泽东没有看错古柏。
此后的时间里,古柏始终坚定支持毛泽东。王明搞“左”倾冒险主义,排挤毛泽东,在大是大非面前,古柏选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哪怕是被污蔑为“邓、毛、谢、古”受到错误批判,哪怕是因此被撤职,依然坚持真理,百折不挠。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古柏的坚定支持让毛泽东十分感动,两人在并肩战斗的艰苦环境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古柏原本可以随军转移,但他还是毅然决定,留下坚持武装游击斗争,担任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
临别之时,毛泽东叮嘱古柏,一定保重身体,有朝一日再重逢。
毛泽东寻乌调查专题陈列馆
谁想不到的是,这一走就是永别。
1937年秋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突然接到一封遥远的来信。
对方叫古梅,是古柏的二哥。
信中,古梅告诉毛泽东,寻乌古氏家族正在修订族谱,准备为古柏立传,但古柏当年离开寻乌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古梅只知弟弟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其他情况不详,为了弄清古柏在红军的任职情况和事迹,便写信到延安询问毛泽东。
除此之外,古梅还请毛泽东为古柏作小传。
收到信后,毛泽东立即询问古柏现状,却得知一个不幸的消息:古柏已经牺牲了。
听闻噩耗,毛泽东深感痛惜,沉思良久后,提笔书写了一封复信:
古梅先生:由西安转来大函敬悉,嘱为令弟古柏同志作传记,因忙未暇,为聊书数语,以慰古氏同胞。毛泽东。
接着,毛泽东取一张宣纸,饱蘸浓墨,挥毫题词:“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当时的毛泽东心情悲痛,加之事务繁忙,没有给这位昔日秘书写传,但在题词中,毛泽东将古柏称为“”吾友”,足见与古柏的情谊之深,超过了上下级关系,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古柏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对其遗属的殷切期待。
古柏烈士
古梅接信后,深感震动,把毛泽东的复信和题词寄给了古柏的妻子曾碧漪。直至此时,曾碧漪才得知丈夫早已在3年前不幸殉难,顿时泪如泉涌。
曾碧漪不是常人,她曾任寻乌县委妇委书记,1929年起为毛泽东担任过4年的机要秘书,时间比丈夫古柏还要长,后来因丈夫留下坚持武装斗争,才选择留在江西。
当获悉毛泽东的消息后,曾碧漪立即写信给毛泽东,准备奔赴延安,但因国内形势危险,她选择听从毛泽东的安排,留在江西坚持地下斗争,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曾碧漪调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曾碧漪始终没有忘记丈夫古柏,她希望查出丈夫牺牲的真相,将凶手绳之以法。只是时间太过遥远,一切该如何查起呢?
机会终于来了。
1956年初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碰见了曾碧漪。交谈之际,毛主席想起故友旧事,关切地询问:“杀害古柏同志的凶手找到了吗?”
“还没有,难度很大……”曾碧漪神色一黯,摇头回答。
烈士遇难已经二十多年,凶手依然逍遥法外,毛主席既痛心又气愤。会后,毛主席找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下令:迅速查清古柏牺牲经过,严惩凶手!
接到毛主席指示后,罗瑞卿高度重视,安排公安部副部长周兴亲自督办此案。
周兴是古柏生前战友和老部下,感情深厚,也一直惦记着这件旧案。如今接到毛主席的指示,更是不敢懈怠,立即下令由广东省公安厅彻查古柏牺牲真相,从速惩办凶手,而具体侦办任务,落在了古柏牺牲地所在的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公安局。
古柏与妻子曾碧漪、儿子合影
事过境迁,物是人非,随着时光流逝,加上战乱频仍,很多客观证据早已消失无踪,想要查清一桩二十多年前旧案的来龙去脉,并将凶手缉拿归案,难度可想而知。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近一年艰苦的调查走访,专案组基本弄清了古柏被害的来龙去脉,也终于确认了杀害古柏烈士凶手的身份。
时间重新回到1935年。
这年2月底,为了与广东北部几个县的游击队取得联系,扩大革命队伍,古柏率部秘密抵达广东省龙川县上坪山区一个叫鸳鸯坑的地方。
鸳鸯坑地处江西、广东两省交界处,属龙川县上坪区上青坑乡辖区,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林区,是两省“三不管”地带,也是打游击的好地方。
鸳鸯坑地处山区,林竹茂密,附近村民便就地取材,在山里制造土纸,古柏抵达鸳鸯坑半山腰后,住在山上一栋造纸工人的竹棚里。
在当地游击队的协助下,古柏得知附近的青云、青化两个村子的群众革命基础较好,决定暂时留在这里,发动附近群众,发展革命力量。
一天晚上,古柏带着刘邦开、刘亚伏两位红军游击队员来到山上一个叫赤米畲的纸厂,准备做造纸工人的思想工作,同时也想在这里洗个澡。
纸厂里只有一个三十出头的工人,见来了三个陌生人,腰间还别着手枪,这位工人显得手足无措,有些紧张。
“师傅莫怕,我们是路过的,今晚来你这里借地方冲个凉(洗澡)!”古柏用寻乌客家话向对方打着招呼。
红军将领(影视剧照)
这时,刘邦开也赶忙解释说:“我是五兴龙游击大队的,我也是龙川人。你不用担心。我们都是好人。”
听对方说是龙川同乡,这位工人才放松下来,赶忙让三人坐下说话。
这位工人叫王应湖,是附近青化村的村民,平时在家种地,农闲时来山里造纸术打杂工。
听说对方也是劳苦大众,古柏便和刘邦开做起了王应湖的思想工作:“跟厂里师傅们说,大家不要怕,红军和游击队是为穷人做事的。”
几人很快熟悉起来,王应湖瞥见刘邦开腰间的手枪,问道:“这个东西我能看看吗?”
刘邦开没有防备,便卸下自己的手枪,教给王应湖怎样上弹、瞄准、开枪。
古柏见王应湖对自己毫无防备,便因势利导,对王应湖说:“只要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与地主老财和反动派斗,穷人就有好日子过!”
王应湖频频点头,他这把手枪十分感兴趣,试探性地问:“这枪能借我用几天吗?”
刘邦开吓了一跳,赶紧说:“枪是红军游击队的,不是我私人的,我不能擅作主张。不过你放心,只要我教给你使用,今后一定有办法搞到枪!”
几人聊得兴起,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到了深夜。古柏一行辞别,王应湖主动打着灯笼送行,并且一直坚持把古柏等人送到了鸳鸯坑纸厂住地,才挥手返回。
古柏等人都觉得这次外出十分超值,王应湖一定能把革命的火种传播给造纸厂的工人。可谁都没有料到,就是这次探访,成了鸳鸯坑红军游击队灭顶之灾的导火索。
红军战士(影视剧照)
原来,王应湖根本就不是什么善良百姓,而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
从得知古柏等人身份的那一刻起,他就完全没有听进去对方的一句宣传教育,而是一心想着发财,他紧紧盯住了古柏等人的手枪,产生密报领赏的歹念。
第二天,王应湖找到乡长王敬卿,密报了古柏等人的行踪。但王应湖胆小怕事,听后没有立即表态,王应湖见状,又鼓动王敬卿纠集他人杀害红军战士,强行夺取枪支。
王敬卿有些怕事,不敢立即动手,告诉王应湖确认红军行踪后再来报告。
王应湖夺枪之心不死。3月5日,他偶遇本村地主王福均,把鸳鸯坑红军的情况告知对方。王福均受过红军打击,对红军恨之入骨,便鼓动他去乡公所报告,甚至威胁王应湖如果不报,自己就便绑着王应湖去乡公所告他“勾引红军”。
在王福均的鼓动和恐吓之下,王应湖再次向乡长王敬卿报告了红军的动向:“如果今晚不派人去捉,明天红军可能就走了。”
王敬卿不敢大意,问:“鸳鸯坑有多少红军?多少枪?”
王应湖想了一下,回答:“十个人左右,七八支枪!”
“鸳鸯坑地形你最熟悉,你敢带路吗?”王敬卿问。
“我带你们去!鸳鸯坑的地形就像一个畚箕,从山脚下两边的山路偷偷上去包抄,管他红军有多少人,都无路可逃!”王应湖得意洋洋地说。
当晚,王敬卿请来了龙川县警卫队驻上坪乡小队队长黄居成,一起密谋“围剿”鸳鸯坑红军。黄居成知道红军难斗,又邀请县警卫队第二小队队长黄卓一起参加“围剿”,两人一拍即合,制定了“围剿”鸳鸯坑红军游击队的方案。
3月6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古柏就起了床,查了一遍岗哨后,准备洗脸做饭,他不知道的是,危险就在眼前,敌人已经摸到了山脚下。
谁!古柏突然听到哨兵惊叫,紧接着就是啪、啪几声清晰的枪响。
不好!有情况看!古柏往山下一看,发现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军士,正在悄悄地山上移动。
古柏立即冲回住地,大声下令:“有敌人!快,大家赶紧从后门冲出去!”
可惜的是,正如同王应湖所说,鸳鸯坑的地势根本无路可逃。战士们刚从棚子里冲出来,往后山方向跑,敌人就追上来了,在后面猛烈地开枪。
眼见形势危急,为了让战士们突围,古柏沉着地喊道:“大家边打边退,快躲到后山去,你们先走,我来掩护!”
说罢,古柏停下脚步,转向他处,向敌人开枪,果然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其他红军战士见状,借着晨雾的掩护一路狂奔,迅速躲进了后山的林木丛中,失去了踪迹。
见队友们安全撤离,古柏终于放下心来,准备撤向后山。
就在他转身撤离时,一阵子弹袭来,古柏身中数弹,应声倒地。
此时,一名战士返回接应,恰好看见古柏中弹倒地,赶紧背起古柏就往后山跑,一边跑一边呼喊古柏的名字,却听不见古柏的任何反应,再看古柏已经身亡,此时后有追兵,战士不得不强忍悲痛,放下古柏的遗体,夺路狂奔。
由于古柏的掩护,除一名廖姓战士和古柏本人牺牲外,其他红军战士侥幸逃过一劫。
敌人迅速追上,发现了倒地身亡的古柏。
牺牲时的古柏身穿西装,留分头,身上搜出钢笔一支、袋表一只、手电筒一支,还有“苏维埃”钢币若干,以及写有“古柏”两字的信封。
敌人把这些东西席卷一空,却连古柏的尸体都未收殓,任由其暴尸荒野。
就这样,一位年轻有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红军高级将领,就这样被敌人残忍杀害了。这一年,古柏只有29岁。
此番血战后,鸳鸯坑纸厂就此废弃,此后再没人踏足过这片血染的山冈。直到多年以后,一名村民在纸厂附近发现了一些人的骨头,将其用火烧掉。
青山有幸埋忠骨,可怜一代烈士的遗骸,就这样归于尘土,令人扼腕叹息!
1956年,毛主席邂逅古柏遗孀曾碧漪,得知烈士之死仍未真相大白,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十分气愤,指示公安部门尽速查办,严惩凶手。
古柏烈士纪念雕像
1958年,在毛主席的亲自指示下,这桩二十多年前的旧案终于彻底大白于天下,5名凶手的真实身份也全部浮出水面,他们便是:
密报并出卖古柏等人行踪的“带路党”王应湖,鼓动胁迫王应湖高密的地主王福均,参与密谋“围剿”的乡长王敬卿,率队“围剿”并杀害古柏的警察头子黄居成、黄卓。
5名凶手中,黄卓早在1952年8月即因历史问题被捕,判刑8年,仍在内蒙服刑;王敬卿、王福均、黄居成先后落网;王应湖最后一个落网,这便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了。
至此,悬案告破,凶手伏法,大快人心,不管是毛主席,还是古柏夫人曾碧漪,都倍感宽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杀害英雄的凶手,必将付出血的代价!
1958年6月1日,龙川县人民法院对杀害古柏的5名凶手依法做出判决:
黄居成、黄卓、王福,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敬卿,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王应湖,判处无期徒刑。
5名凶手中,最可恶的其实是王应湖,因为他并未直接动手,反而判罚最轻,但是即便他侥幸捡得一条性命,也被牢牢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受人民的唾骂!
古柏烈士纪念碑
1984年,经上级批准,古柏家乡寻乌县委决定为其兴建“古柏烈士纪念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为纪念碑题写碑名,并挥毫题词:“古柏烈士,永垂不朽!”
谨以此文纪念为革命捐躯的英雄,古柏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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