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之时，中国从南到北为炎热气候所覆盖，除了山林、海滨等天然避暑胜地，中土特有的人工园林也为人们夏季休憩纳凉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去处。
中国园林，不仅其建造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而且从江南的私家园林到北京及其周边的皇家园林，异彩纷呈、风格独具。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鼎盛时期，国力和版图均超前代，而清代皇家园林无论规模还是数量，在历代王朝中也居首。其兴建皇家园林有特定的原因，且清代皇家园林的兴衰也是王朝命运的见证。
蒙元与满清都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在他们最初定都北京后，都难以忍受北京夏季长达数月的高温酷暑，因而想方设法避暑纳凉。
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举行了隆重的宴会，宫廷画家郎世宁等人对这次宴会进行了纪实性描绘，即《万树园赐宴图》。故宫博物院 图
据元代孔克齐的《至正直记》：“国朝每岁四月，驾幸上都避暑为故事，至重九，还大都。盖刘太保当时建此说，以上都马冀多，一也；以威镇朔漠，二也；以车驾知勤劳，三也。还大都之日，必冠世祖皇帝当时所戴旧毡笠，比今样颇大。盖取祖宗故物，一以示不忘，一以示人民知感也。上都本草野之地，地极高，甚寒，去大都一千里。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成基，至今存焉。乱后，车驾免幸，闻宫殿已为寇所焚毁。上都千里皆红寇，称伪龙凤年号，亦岂非数耶！”
元代的上都，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来自漠北的元朝皇室，每年从农历四月开始就要到内蒙古草原避暑，直至九月才返回大都城（北京）。
同样，起自白山黑水的满清同样受不了北京夏季的炎热。而且，对于“从龙入关（山海关）”的八旗劲旅，北京城对他们还有更为可怕的危险——痘疹。
痘疹，又名天花，是伴随人类数千年的烈性传染病，为上个世纪以前最为严重的瘟疫之一。直到上个世纪的1980年，人类才宣告消灭了天花，我们儿时普遍接种的牛痘就是对付天花的疫苗。
天花易在温热环境下形成暴发之势，满清在关外相对寒凉的气候中感染天花的几率并不高，也对天花毫无免疫力。所以他们来到北京后，特别是在夏季，一旦碰到天花流行，相继感染，死亡率奇高，令他们畏之如虎。
据《清史稿》：“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京师民有痘者，令移居出城，杜传染。有司行之急，婴穉辄弃掷。开心疏请四郊各定一村，移居者与屋宇聚处。”因此，满清在北京制定了严酷的防疫隔离政策。清初学者谈迁的《北游录》也曾记述：“满人不出疹，自入长安（北京），多出疹而殆，始谓汉人染之也。于是民间以疹闻，立逐出都城二十里。而都城外俱满洲赐庄，彼窭人子安所适乎，多茹泪弃婴道侧，或恋一室，不能单外，至毙其子女，见闻交痛。东江米巷商某捐钱三十万助迁。自摄政王没，其令稍弛。疹家报兵马司，即引绳度邻右八十步，绳以内，官吏俱不许入署，都民始安。乙未春，仍逐疹如前，以驾在南海子，遂禁人南出。”
即使如此严格的防疫措施，也并未阻挡住天花造成的危害。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清初立下赫赫战功的八家“铁帽子”王之一的豫亲王多铎便因感染天花而一命呜呼，年仅36岁。而有清一代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以二十三岁的弱龄，也因感染天花而亡。承继皇位的清圣祖康熙皇帝，正是因为已经“出痘”，即感染过天花而被选中。
其实，清代对天花已有较为明确的认识，除了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也清楚，感染过一次天花即可获得终身免疫。所以，康熙能在诸皇子中脱颖而出，继承大统，首先是因为对天花已产生了抵抗力。
所以，康熙对“避暑、避痘之所”就更为重视，开始大兴土木，修建皇家园林。加之，康、雍、乾三朝由于国库充盈、财力雄厚，清代绝大多数的皇家园林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现在，大家在路过今北京大学西门时，会在马路对面看到两座并排而立的小庙的山门。这便是清代北京最早兴建的大型皇家园林——畅春园仅存的遗迹。
这两座庙实际为畅春园的恩佑寺与恩慕寺。恩佑寺旧址原为康熙在畅春园的寝宫——清溪书屋所在地，康熙也在此晏驾，故雍正将此地改建为寺庙，以示纪念。而恩慕寺建成更晚，为乾隆纪念其母所建。
畅春园恩佑寺山门
过去北京城西北的海淀水泉丰富、河湖纵横，颇类江南水乡，故乾隆皇帝曾有诗“分明画里小江南”。明代武清侯李伟，即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外祖父，曾在此地建有清华园。据明代高道素《明水轩日记》载：“清华园前后重湖，一望漾渺，在都下为名园第一。若以水论，江淮以北，亦当第一也。”后因战乱频仍而废弃。
康熙皇帝两下江南之后，对江南园林之美极为赞赏，欲将江南名园之境移植于北京，便看中这个明代清华园旧址，仿照江南造园术，建起畅春园，作为“避喧听政”之所，夏季在此避暑、避疫，同时理政、读书。
据有关史料，畅春园建筑分为中、东、四三路。中路主要有大宫门、二宫门、延爽楼等组建筑。大宫门为畅春园正门，大宫门内即是正殿——“九经三事殿”。九经即儒家的九部经典，包括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与《诗经》《尚书》和《周易》。三事即司徒、司空、司寇。这一殿名，便凸显出满清在政治、文化方面，“以儒治国”的全面汉化理念。九经三事殿不仅作为康熙在畅春园期间，处理正常政务的办公之所，还曾举办过著名“千叟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值康熙皇帝六十大寿之年，曾在此举办了两次千叟宴，一次是宴赏汉族大臣及各地官员年满六十五岁以上者，一次是八旗中年满六十五以上者，两次各有一千八百余人参加。“尊老敬老”是儒家的重要传统，也被满清全盘接受。二宫门内正殿为“春晖殿”，乾隆时，曾作为乾隆生母孝圣皇太后寝宫。最后一个院落，有一座溪流环抱的楼房，名为延爽楼。
东路主要有澹宁居花园、渊鉴斋书房，还有上边提到的康熙寝宫清溪书屋。西路建筑有玩芳斋、无逸斋、凝春堂、集凤轩等，还有西花园，主要作为皇子、皇孙的读书之所。康熙在世时，曾把畅春园北面的一个旧园赏赐给其四子胤禛，胤禛继位后即为雍正皇帝，将这所赐园大规模扩建，便是“万园之园”圆明园。畅春园也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圆明园一同为英法联军焚毁。
康熙前期，忙于平定“三藩”及蒙古准格尔部的叛乱，并与沙俄作战，取得了雅克萨之战的胜利，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这令康熙意识到西北边防的重要性，但他并不赞赏前代修筑长城抵御外来侵略的作法，因此他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清实录》）而这就要大力结纳、笼络蒙古各部，令其感恩戴德，效忠清室。按惯例，蒙古各部王公每年都应赴北京觐见满清皇帝，并得到皇帝赐宴与恩赏，甚至一同行围打猎。这本是双方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绝佳机会，但是蒙古各部同样畏惧北京的天花疫情，清廷也出于隔离保护措施，对未“出痘”者，暂不允其来京。
热河位于北京通往蒙古草原的咽喉要冲，气候凉爽，山明水净，而且附近的木兰地区一直是传统的行围打猎之地，最为重要的是不会发生天花疫情。康熙皇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考察，决定在此建造一座大型行宫，以接见、封赏蒙古各部王公。
因此，乾隆皇帝在《钦定热河志》中说：“自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愈严，则隔绝愈甚，不知来之乃所以安之。我朝家法中外一体，世为臣仆，皇祖辟此避暑山庄，每岁巡幸，俾蒙古未出痘生身者，皆得觐见、宴赏、赐赉，恩益深而情益联，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云。”这将建造热河行宫的初衷表达得淋漓尽致。
避暑山庄小金山
这座热河行宫就是著名的避暑山庄，位于现今河北省承德市，占地达五百六十余万平方米，从面积而言，是清代最大的皇家园林。避暑山庄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开始兴建，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完工。
避暑山庄利用天然山水，加以巧妙的人工改造，形成了宫殿区、湖区、平原区、山峦区、外八庙等多组建筑群落，自然风光与富丽堂皇的皇家建筑交映成辉，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诸多风景，所以有康熙三十六景和乾隆三十六景，可谓“天上人间诸景备”。宫殿区与湖区基本是汉式的宫殿及亭台楼榭等建筑，而平原区的主要部分万树园则另具特色，万树园本为蒙古牧民的牧场，绿草如茵，植有松榆柳槐等古树，有麋鹿、野兔等动物出没，环境颇类蒙古、新疆的草原，所以乾隆帝经常于此接见蒙古、新疆等部落王公，并举办上千人参加的“大蒙包宴”。外八庙是在避暑山庄外的喇嘛庙。其中著名的有“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普陀宗乘之庙和“班禅行宫”须弥福寿之庙。
既然避暑山庄是康熙为结好蒙古各部上层的初衷而建，到乾隆则将避暑山庄的这一功能发挥至极致，令避暑山庄成为进行内政外交活动的中心。乾隆在避暑山庄期间，不仅定期接见漠南和漠北的蒙古各部王公，还特别接见了漠西的厄鲁特蒙古及维吾尔、哈萨克各族上层人物，维护了边疆的稳定。
特别是接纳了自沙俄万里东归的土尔扈特部，成为当时避暑山庄脍炙人口的大事。在避暑山庄，乾隆为接见西藏宗教首领六世班禅，乾隆还在近七十高龄学习了藏文。朝鲜、缅甸、安南（越南）等外交使团也都在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英国派来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马嘎尔尼使团也是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的。
清代大规模兴建皇家园林的初衷是在炎热夏天避暑和“避痘”的需要，而这些园林在内政外交方面又展现出其独特作用，所以，清代兴建皇家园林并非完全出于帝王追求个人舒适与享乐，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谋略。
（本文作者系文化学者、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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