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宽容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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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中国人是以讲宽容、讲雅量为高尚德操的。翻开史书，这类故事很多，《史记》上有蔺相如宽容廉颇的故事，《世说新语》有魏晋名士以雅量处世的故事，《桐城县志》上有清朝礼部尚书张英与六尺巷的故事，等等。对这些肚量大、待人宽厚的古人，我非常敬佩。最近读一些民国掌故图书，又读到几则民国学人宽容有雅量的故事，让我不只是敬佩，而且十分感动。说两三个故事吧。

一、梁启超被错割肾脏以后

1926年初，梁启超尿血不止，就去北京协和医院诊治，大夫认为需要做肾脏切割手术，结果误切掉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一说是护士把标记做错了，大夫又没看片子核实）。这是多么大的医疗事故，对梁启超来说又是多么大的不幸！ 怎么办呢？ 梁启超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认为必须向院方问罪，不能“白丢腰子”（徐志摩语）。但梁启超本人的态度是，不要到法庭告状，不要求任何赔偿，也不需要任何道歉。相反，他还支撑着病体撰文为协和医院开脱。

他在《晨报副刊》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对于割去右肾的问题，他提出不应责怪协和，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岳南《南渡北归》第一部）看着这些文字，我感动莫名，这就是白丢了一个肾脏的病人说的话！ 真是海洋一般的胸怀。

梁启超为何要这样？ 他在文章里写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 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梁启超的意思是，现代医学在中国还不发达，而西医传入中国不久，如果因自己的病导致了人们反对西医，不相信西医，就会阻碍医学的进步。所以，宁肯自己受委屈，也要为协和开脱。这是多么高尚的人格，多么伟大的爱国情操。

二、胡适、金岳霖听到逆耳之言以后

抗战前，北大文科研究所经常让研究生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再由老师加以评说。有一次，所主任胡适正滔滔不绝地评论一位韩姓研究生关于隋唐之际佛学的报告，忽然，这位韩同学打断了胡适的话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随后指出了胡适说错的地方。胡适的反应是什么呢？ 平静如水，马上结束了自己的发言，然后请佛学权威汤用彤来评说。事后，胡适检讨说：“以后再开这种会，最好让我们先知道题目，略做准备，以免再发生错批韩同学的事。”胡适是何等人物，韩同学竟敢如此顶撞。但胡适却雅量惊人，完全不在乎逆耳之言，而是虚心接受。

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也有过与胡适同样的“遭遇”。抗战前北平逻辑研究会聚会，有人提到美国逻辑学家哥德尔的工作很重要，金岳霖就说要买他一本书看看，这时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当时在场的人都颇为吃惊，但金岳霖却不以为忤，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金先生的雅量，一点也不逊色于胡适。

宽容、雅量这种美德，千百年来实际上已成为存在于许多中国读书人身上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个优良传统是怎么形成的？ 我想，大抵与儒家的忠恕宽仁之道的培育有关，也与以蔺相如、魏晋士人为代表的“雅量人格”的影响有关，此外，还与佛道二教良善思想的滋养有关。这些培育和影响，对造就宽容豁达的优美人格起了很好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后来“斗”的哲学深入人们骨髓，恕道、宽容、雅量都难得一见了。

（作者为北京日报原编委、理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