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璧在中学阶段就开始了编辑生涯，高中一年级就担任了光华中学校刊《晨曦》主编。大学在读期间，又得到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老板伍联德的赏识，邀请其主编《中国学生》，在出版界逐渐崭露头脚。但1930年遭受的一次挫折，也让年青的赵家璧领略到了编辑工作的“凶险”，让他这个欲在编辑领域有一番作为的年轻人“初萌退志”。
1928年底，伍联德采纳了时为大学生赵家璧的建议，决定创办一份面向当代大学生、反应大学生的思想和生活的刊物，刊名确定为《中国学生》，由明耀伍、赵家璧联合主编。创刊号于1929年1月问世，在该刊署名“记者”的文章《<中国学生>与中国学生》中，对《中国学生》的风格、态度以及插图有如此定位：“《中国学生》是要与中国学生做朋友，不愿意装成老师宿儒的庄严态度，因为朋友的谏诤易得接受，而严师的训导有时反致引起反感。所以《中国学生》所持的态度，完全以趣味为中心，深信读者能于不知不觉中领会其真义，插图中有时稍带讽刺，目的无非是规劝，绝无恶意。”创刊号出版不久，主编明耀伍赴湖北省教育厅任职，伍联德便把《中国学生》交给赵家璧，让他从第二期开始单独主编。在赵家璧的主持下，《中国学生》沿用《良友》画报的编辑方法，主要刊登大、中学生的学校生活，文字配有大量的图片，注重知识性和趣味性。刊物销数很快就达五六千之多，在市场上基本站稳了脚跟。
1929年8月22日，《申报》的“妇女生活栏”刊登了署名“莫次任”的《大学生充舞女》，文章记叙自己在大东舞厅认识了一位大学生舞女。作者在文末说“我却不知道为什么堂堂一个女学生却要来做舞女，'The Second Step of Dancing Girl is Prositut(翻译为:舞女的下一步就是作娼妓）’这句话忽地映上我的脑际。”意即大学生充当舞女就是一种堕落。三天后，《申报》“妇女生活栏”又刊出了《关于大学生与舞女》（有两篇文章）作为对《大学生充舞女》的回应。署名“鱼”的作者是舞女的同学，他认为这位大学生充当舞女主要是中断了经济来源，而且现在的大学环境也迫使她做了舞女。署名“红骑”的作者对《大学生充舞女》文末认为大学生充当舞女就是一种堕落的看法不敢苟同，在他看来，女大学生并不怎样地高，舞女并不怎样地低。我们不要被传统礼教思想所束缚而发出“有功于世道人心”的言论。稍后不久，《中国摄影学会画报》第203期（1929年8月31日）又刊出了《大学生充舞女之历史争论》、上海小报《闲话》自1929年10月20日创刊起连续刊出了《大学生做舞女》系列文章，对大学生做舞女一事给予持续的关注。
由于《中国学生》是面向当代大、中学生的刊物，对学生的生活自然是本刊关注的重点。所以当《申报》等报刊上展开女大学生充当舞女的讨论后，作为主编的赵家璧也敏锐地抓住这个议题，连续在《中国学生》刊发了《现代学生与舞蹈》（第1卷第12期）、《都市女学生之今后》（第2卷第1期》、《女大学生投身舞场之剖视》（第2卷第2期）三篇文章，对都市中女大学生的生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女大学生投身舞场之剖视》一文对女大学生投身舞场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作者王沅兴就是以广东女大学生黄白英和上海复旦大学张爱拉为女大学生投身舞场的典型，希望对那些爱慕虚荣的女学生以警示。由于《中国学生》编辑风格的需要，赵家璧在编发这些文章时，都会配一下照片，以实现图文并茂。《女大学生投身舞场之剖视》一文就配有舞女黄白英女士和张爱拉女士的照片，而且照片下面还有一小段文字。张爱拉照片下的文字为“曾一度被捧为某大学皇后之张爱拉女士，近据报载，以投身舞场。”但是，正是赵家璧编发这篇文章及配图，很快就给他带来了大麻烦。
1930年3月，张爱拉委托律师李中道去函《中国学生》杂志社，要求提供著者王沅兴的地址，以便依法起诉。赵家璧收到函后，发现自己刊发的《女大学生投身舞场之剖视》惹下了麻烦。经过他调查，得知张爱拉女士确已供职海关，自己编辑这篇文章时的配图以及说明文字（此信息来源于《民国日报》1930年3月4日“闲话”栏中一则《继白英而去，张爱拉女士为舞女》的不实报道）显然与事实不符，故赵家璧特在《中国学生》第2卷第4期刊出了《更正启事》：
本志第2卷第2期所载《女大学生投身舞场事件之剖视》，有涉及张爱拉女士者。查张女士现供职海关，并未投身舞场，特此更正，并致歉意。
原以为在《中国学生》刊出了《更正启事》就可了结，但此时沪上因“黄白英服毒案”（黄白英也是大学生舞女，因与张惠林、童三毛陷入三角恋爱，被童逼迫服毒自杀未遂，称“黄白英服毒案”）闹得沸沸扬扬。张爱拉并未因赵家璧在《中国学生》的刊发的道歉而满意，在寻作者王沅兴未果的情况下，而是一纸诉状让《中国学生》主编赵家璧毕生第一次成为被告，其罪名就是“诽谤”。在良友印刷公司老板伍联德的鼎立支持下，聘请了钱保和、陈霆锐作为赵家璧的辩护律师。此事很快成为上海各媒体《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上海日报》、《晶报》、《福尔摩斯》、《大晶报》、《大陆报》（英文报》、《每日新闻》（日文报）等十余家报纸竞相报道此事件，一时成为上海新闻界的热点事件。
1930年7月11日，上海特区法院第五法庭对此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审理。具体的审理详情，在《申报》7月12日的“本埠新闻栏”刊出了有详细的介绍：
张品兰女士之别号“爱拉”，不知何所取义。其在复旦大学肄业时，同学因张文学极优，外貌尤艳丽无匹，故上以皇后之尊号，嗣张女士脱离复旦，投身江海关服务之后，乃北四川路良友社出版之《中国学生》杂志第二卷第二期第十四号内刋有王沅兴所著《女大学生投身舞场事件之剖视》一文，内言张爱拉女士与新近发生轰传全市被迫服毒之黄白英女士已投身上海跳舞场为舞女云云，并将张之倩影印入文中使与黄白英之相片并列一处。张认为该杂志主编赵家璧有意侮辱而登此全非事实之文字，亦与个人名誉攸关。爰延律师对赵提起刑事控诉。昨晨由特区地方法院程尚丰推事升座第五法庭传审，被告赵家璧亦延钱保和律师代表。原告之律师首将该杂志呈案并由张品兰陈诉文中不实及损坏伊之名誉诸点，并称该杂志内所刋伊之照片系伊前次遗失者。现在对被告之要求最低限度应于该杂志内登载道歉之文字。其地位应与所登悔辱之文字相同，不得稍有减小。此外，再登申、新两报道歉亦须登于显明之处，并复由被告正式致函表示歉意。被告赵家璧对原告所要求诸点大都承诺，惟于登申、新两报一层，初颇不欲，因其费巨，非被告公司之财力所能担负。旋经程推事谕以勿再计较，致碍及和解。赵乃服从法庭之命，惟声明登该两报则不能拘束须一定之地位。程推事遂谕本案展期下礼拜四，仰双方在外磋商办理和解手续。如期满仍未商妥或妥而反悔准再传案讯办。
首次开庭后，赵家璧按张爱拉所提要求，于7月13日的《申报》第二版刊出了《中国学生杂志社向张爱拉女士道歉》，算是对张的公开道歉，希图双方达成和解。但是，张爱拉因对《中国学生》杂志所刊的道歉文字不甚满意，此事仍然未能平息。故7月24日法庭对此案件再次审理，其审理情形也见诸报端。7月25日的《时报》以《张爱拉控告<中国学生>杂志<投身舞场之剖视>续审未结：下星期四再审》对前日的续审情况予以报道：
该案自十一日开审后，双方在外协商，尚未就绪。昨日上午十时在第五法庭再审，原被告律师皆到庭，被告律师述明该案在外和解情形后，原告律师对于被告所履行之条件，犹有要求，当经庭上谕知，谓原告方面如再有要求，须自述人张爱拉女士亲自到堂，本案改期下星期四续讯。
在法庭法官的努力下，张爱拉最终还是放弃了无理要求，在8月30日的再次续审中，原告撤回诉讼。1930年8月1日《申报》本埠新闻栏中又刊出《张爱拉控赵家璧案撤回》，内容如下：
……自上月十一日初审之后，双方即遵庭谕在外和解，兹以原告对拟定之条件有吹求之意。故昨晨又经特区地方法院程尙丰推事开庭续审。被告延陈霆锐、钱保和两律师辩护。原告律师李中道则未见至庭，张女士本人于开审前一刻钟，偕西装青年两人姗姗而来。首由陈律师声称，《中国学生》杂志所登稿件，系根据《民国日报》《继白英而去》一文，并无毁谤张之文字。惟因审判长之谆劝，于是和解。乃原告尚多方要挟，实属过事吹求，程推事遂讯原告曰。前次和解条件，汝既当庭承允、何又后悔。张答因所拟登于《中国学生》杂志之稿内措词方面不尽满意。问：何处不满意？答：并未说明照片之来源。问：祗此一点乎？张点首。程推事乃代拟更正文“据女士云，该项照片乃係被人窃去，未获本人同意。合併声明”云云。张索阅该更正后，又要求将李中道律师致被告律师之函件亦登入杂志，闻该函内容大致系誉张在学校时之优点。庭上以其要求无理，不予认可，并谕张曰：被告所编之中国学生杂志，乃社会上颇有价値之刋物。所载文字殊未损汝名誉，被告亦非有意侮辱人者。故此种讼案应早结束，何必过甚苛求。现所拟更正之文满意否？张乃唯唯。而本案遂由张自请撤回。
尽管张爱拉控《中国杂志》一事的诉讼已撤回，但为了以正视听，赵家璧（化名“记者”）写出了《张爱拉之舞女案的剖析》（刊《中国学生》第2卷第7、8合刊），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了一个较详细的梳理。文末作者总结道：“如今，这舞女案件是正式的结束了。当张女士在庭上执笔签字撤回原案时，不知她心中后悔这件事并不如原意所想望那般的有所收获否？金钱上的收获也许成了个反比例，名誉上，而今是遐迩皆知张爱拉女士不是舞女了。也许，这一点是张女士所认为很满意，而也是我们所认为很满意的——因为一个大学生去当舞女，不特有损他个人的名誉，而全中国的学生都是为他而受辱的啊！”显然，在赵家璧看来，作为刊物的主编，遭到张爱拉的诉讼以及一再无理的要求，尽管自己颇有些委屈。但经此一事，让广大女学生因此警醒而不再涉足舞场，或许这也是该案的积极意义了。
这次编辑生涯之初的挫折也让年轻的赵家璧初尝社会的凶险。正如他晚年回忆所说：“这件小事，使我对将来要干任何事业绝非一帆风顺，像在大学里读书听课那样舒服，上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堂课。”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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