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雪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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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新渠道涌现、读者需求转变.....业内格局的一轮轮巨变，影响着出版机构，也影响了每一位出版从业者。怎样才能做一个优秀的出版人？来看看前辈们是怎么做的吧？
在如今的出版行业，什么样的从业者才有资格被称为“出版人”？
而一位出版人又到底做了什么事、具备什么样的职业品质与精神，才能被尊称为“出版家”？
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当下，出版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而在一些读者看来，部分编辑策划能力的弱化，以及编校质量的下降，成为不争的事实。
时代与社会在前行，新科技与新兴文化不断涌现，而我们的出版行业难道正在倒退吗？
贺圣遂、姜华/主编，商务印书馆，2021年11月
为寻找答案，在由贺圣遂、姜华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出版的品质》一书中，回顾了数十位出版大家的从业经历，讲述中国近百年来出版业的发展历程，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光华书局、生活书店.....
有些出版机构的生命随着岁月流转延续至今，有些则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永不褪色的，是在每家机构和品牌背后，那些力求将出版工作做到极致的出版人们的不懈追求与深耕一线的坚守——他们将自己的一生与理想都尽数奉献给了出版事业。
与他们相比，现在的出版人欠缺了什么？是选品的眼光？还是编校的能力？这一问题，值得业内所有同仁共同思考。
图书出版自始至终都是一份与“书”打交道的行业，不论是过去纸质书盛行的年代，抑或当下数字融媒体出版已成发展趋势的时代，围绕图书内容开展一系列业务，是出版工作的本质。那么，身为如图书编辑这样的出版工作者是否应该多读书呢？
国内著名编辑家周振甫曾说：“（古代的）编辑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编辑、学术研究工作，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无法做好编辑工作。”
古往今来，过去的出版大家几乎无一不是“书迷”或“书痴”，其中哪怕有些人出身贫寒，亦是如此。如张静庐，十几岁就在街边酒行做学徒，当时他的学历也不过小学而已，却仿佛生来就对“书”充满热爱，白天干活，晚上看书，平时外出就站在书店玻璃窗外，看着展示出来的各色小说封面发愣，还为此遭过同事嘲笑。
张静庐（1898年4月7日~1969年9月）
起初，他只爱看小说，仅三四个铜子便能租到一整套书让他看个够，随后，在接触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后，张静庐的想法发生了彻底转变——从喜欢小说，变成了喜欢书。
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出版家最初是因为爱书、爱读书而选择进入出版业，张静庐不外如是。他通过《小说月报》中的文言小说和近代掌故笔记开始自学文言文、初试写作，向报刊投稿，甚至在之后自办杂志《小上海》，这如同他出版事业的第一个起点。自此，张静庐的出版之路开始走了近50年之久，期间有坎坷，有不顺，不曾一路都风风光光。他与人合办过光华书局、现代书局，白手起家创立过上海杂志公司，编辑出如《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和《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等多部著作。直至暮年，也仍站在编辑出版一线，写史论、编丛书，将出版工作坚持做到了生命的终点。
《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图源：善本古籍）
那是经受过战火洗礼的一代出版人，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包括张静庐，晨光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赵家璧也是同样。他不但为出版事业奉献终身，即使面对战火的侵袭，也仍然固执地选择坚持。
从学生时代起，赵家璧就对出版工作极富兴趣，中学曾是校刊主编，大学毕业后则在良友公司任图书编辑，先后策划出“良友文学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样流传至今的丛书。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社会动荡，人命朝不保夕，此时赵家璧的出版事业因良友公司的破产而被迫中断。
早年间，初入良友公司的赵家璧曾向出版家胡愈之约稿，对方当时鼓励他，“图书编辑工作是值得有志青年干一辈子的事业。”他好像便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哪怕遭逢战乱，他依然与朋友多方奔走，并于1938年底成立了良友复兴图书公司。
赵家璧等人因战火先后举家搬迁至贵阳和重庆，期间还带着良友公司的全部存书和纸张，但金城江的一场大火，除却赵家璧拼命救下的纸型外，其余心血全部付之一炬。其中的酸涩悲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1945年，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终于在重庆民生路的英年大楼内复业。但此时的“良友”却只剩下他一人，当初志同道合的伙伴纷纷经商下海，放弃出版，赵家璧独自在只有三间屋子的公司里重新开始了出版业务。抗战胜利后，他又因股权纠纷不得不退出良友公司，转而与老舍合作创立了晨光出版公司......
赵家璧（1908年10月27日-1997年3月12日）
赵家璧曾面临过生命险境，困苦过，也失败过，但却从未放弃过出版人的身份，他图什么呢？而像张静庐这般，即使后期已成为出版机构的总经理、编审，甚至退休以后，他仍选择在编辑出版一线勤耕不辍，他又是为了什么？
在当下时代，又有多少出版人能做到这点？因热爱，一辈子都从事出版行业，深耕一线，坚持到底。
热爱，可能是出版人深耕出版行业的一个重要前提；而阅读积累与认真的态度，则是将出版工作做到极致的基础。
出版人需要广览群书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为培养自身的鉴赏能力，另一方面，知识与学识的积累其实也是与作者对话，以及编校其作品的底气。
周振甫就有这样的底气。凭借这股底气，他曾指出毛泽东诗词中的笔误，如《沁园春·雪》“山舞银蛇，原驰腊象”中的“腊”便被他改为了“蜡”；也会向郭沫若这类学术大家的著书温和地提出修改意见。
周振甫（1911年-2000年）
从业50多年来，用周振甫自己的话说，他只专注做了两件事，一是编书刊，二是写文章。事实也确实如此，又远没有他说的那样简单。
业内知道周振甫的人都称他为“学者型编辑”，既因他在学术方面取得的极高成就，也因他对待编辑出版的严谨态度。早年，周振甫在开明书店从事校对和编辑工作，在积累文史知识的同时，他也从夏丏尊、叶圣陶、王伯祥等老一辈编辑家身上学到了辨明书籍优劣与明确注释古籍真义的务实作风。
1985年11月23日，钱钟书（右）与周振甫摄于周宅书房
比如1936年，他曾在校编清代吕吴调阳的《汉书地理志详释》时，发现书中对水道的描述有很多存疑的地方。像涿县的桃水，经他考证后发现，先前读“桃”为“姚”，而后“姚”又变为“攸”，最后以“攸”为“涿”，所以桃水和涿水应是同一条河流，并非书中所写的“二水”。周振甫改完此处后，又特意写下一篇跋文，详细说明此处的修改情况。据说，王伯祥在看过这篇跋文后十分赞赏，认为可以代表编者意见，出版时一定要附在书后。
在帮忙审阅后辈作品的时候，周振甫同样一丝不苟。柴剑虹曾请他审阅自己的《乐府诗名篇赏析》并作序，不到10万字的书，他却利用业余时间，将修改与补充意见用蝇头小字在稿纸上密密麻麻写了数十页之多。
同样将出版做到极致的，还有曾在岳麓书社担任过总编辑的钟叔河。他一生都在编辑工作中倾注极大热情，除却图书策划，还多次参与图书编纂、搜集佚文、点校、制作索引、装帧设计等多个环节，并敢于大胆创新。
钟叔河（1931年~）
例如他责编的《儿童杂事诗笺释》，该书将周作人的诗与丰子恺的画相结合，每首诗后都附有独具风格的笺释。钟叔河在后记中称，“我向不主张用摘抄字典辞书的方法替古文'作注’，反对代替读者去查工具书。”
那他是如何做笺释的呢？——“以周注周”，为确保笺释内容与周作人的原意相贴合，钟叔河不惜从周作人多达数百万字的著作中找材料，以及与周作人相关的“地方文献、野记杂书、故老言谈、友朋通信，都在采辑之列。”从而让读者能够全面阅读、了解与周作人诗作相关的所有珍贵资料。
《儿童杂事诗笺释》
在该书的装帧设计方面，钟叔河也颇费心力。安徽大学出版社的版本采用了锁线精装，诗、注、诗笺从前往后排印，改为简体横排，又把1954年周作人的写本原貌影印，作为附录，以方便读者阅读时对比观赏。
钟叔河在把图书出版做到极致的同时，在为读者着想、为读者服务方面，也同样做到了极致。
扶掖新人，平衡文化与商业价值
出版行业发展至今，几乎每一位出版人都默认“图书的内容质量”是做书首要，这也是为保证“书”的根本作用不变质，即承载文化价值与传播文化。但又要如何兼顾图书的文化性与商业性，并使该书具备长远价值呢？
这其实也是近百年来，几乎所有出版人都想要破解的难题和企图达成的目标，其中真正能做到这点的，不过寥寥。
巴金一直以其作家身份广为人知，可同时，他也是一位卓越的出版家与编辑家，选品眼光堪称卓绝。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
受叶圣陶与鲁迅的影响，巴金坚持把发现和介绍新人处女作作为自己编辑的风格追求，这在当时需要冒极大风险。他曾说，“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
由他责编的“文学丛刊”便大胆采用了多名新人作品，最先出版的第一辑中，新人就占据了三分之一。在出版社大都只出名家、“老牌”作者作品的市场环境下，巴金干脆以“推介新人新作”为“文学丛刊”的卖点，反而令整个文坛和图书市场眼前一亮。
另一方面，为保障丛书的整体质量水平，丛刊中也有数位知名作家“压阵”，如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该套书做了很好的宣传。借助老作家的影响力，该套书不但有力扶植了多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也带动了销量。
“文学丛刊”，刘西渭著《咀华集》
“我当年做'文学丛刊’，就是靠着一股理想，”多年后，巴金回忆道，“那时也有人反对，说编这类书不赚钱，结果我还是编了，不但没赔本，还销得很好。说明好书总是有人读的......”
巴金敢于这样启用新人作家，也因他十分具有挖掘新人的眼光和能力，仅“文学丛刊”带出来的新人作家，就有曹禺、端木蕻良、汪曾祺、何其芳等多位日后闻名中国文坛的大家。
可见，识人与维系人际关系的能力对出版人来说也至关重要。放眼中国现代，就有一位很会与作者和员工打交道的出版人。
——刘振强。
50年代，共同创业的三人，中为刘振强（图源：编辑邦）
他是台湾三民书局、东大出版公司与弘雅图书公司的创始人，从1953年独自创业到2011年为止，历经58年的苦心经营，三民书局已发展成出书9000余种、员工400余人的规模。在公司内部，刘振强只让员工喊自己“刘先生”，而非董事长，他认为这类头衔太商业、太严肃，偶尔还会拿这事与人玩笑说“董事长有不懂事”之嫌。
学者逯耀东、周玉山曾在文章中提及刘振强，“他的经营与领导方式，可说是现代化的中国管理模式，这种如家庭般的融洽气氛，是他开创精神的持续。”他会为工作上进，或家境困难的员工提供帮助，甚至曾向一位多年任劳任怨、勤奋工作的员工赠送了一套房产，也因此，许多人心系三民直至退休。
在对待作者上，刘振强则被一众作家称作“儒商”或“文化界的侠士”。他曾向史学家王寿南约稿《隋唐史》，在王寿南正犹豫不决时，刘振强已给出了一张10万元台币的支票作为预付金，并说等书稿完成后，再按字数结算。这样的果断与气魄，令王寿南印象深刻。
一名合格的出版人究竟该是什么样的？
出版人又应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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