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案：这篇短文是章士钊为其所翻译的“情为语变之原论”所作的序言。“情为语变之原论”即Hans Sperber所著“Über den Affekt als Ursache der Sprachveränderung : Versuch einer dynamologischen Betrachtung des Sprachlebens”，此书名若今译则为“论情感是语言变迁的原因：寻找一种语言生命周期的动因”。此书德文原版是个仅106页的小册子，但阅读起来却颇费时间，一是由于内容颇为丰富，一是由于使用旧式Fraktur字体印刷。但颇值得一读。好在章士钊已将之译成典雅的文言，阅读起来是愉快的。这里仅将其所作的译序提供给读者，大概了解章士钊译此书的原因，其中很多意见很发人深省。“若今日之儒，猶復拘墟成法。膠漆故訓，工夫之可惜，將較許氏益甚。” 由于章士钊文风古雅，不太容易阅读，小编将之草草翻译为现代汉语，也列在下面，没有时间或兴趣阅读原文的，可以直接拉到下面阅读现代汉语译文。
祝诸位读者朋友，春节快乐，虎虎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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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爲語變之原論(一九二九年五月）
譯 序
自心解誕存以還。專門之家，競取其法施於本科，而語學允爲顯聞。師辟伯者，语家之雄，獨先聞風而起，講求心語溝通之道。愚始不知有氏，見茀羅乙德引以爲重,始索其書讀之。書皆小册，約四五種，盖以心解移治文史，事近於創。前贤所遺著録，不當於用，氏徐徐閘發，得尺計寸，似猶有謙讓未遑之意。而爲説則入深出顯，動中人情，當世知言之士，茲非學派未同，誼不並存。每嘆其無以易也。抑愚讀此，猶有深感，吾國小學，夙稱夐絶，淸儒所爲，大有後無來者之概。然而墨守六書，矜爲秘要，得固在此，失亦隨之。以六書止於分别部居而已，足極邏輯之能，未必盡吐文始之要，況轉注之争，千載猶無定論乎！夫語言者， 類依文化進程而有變，人生何世。不免染於時俗之務。其弊往往以今意釋古言，執後義駁曩詁，出入錯迕，治益見棼。又況國重禮教，儒泥經訓，凡字義之未合於是，猶且明知而故削乎。中土孤處東陸，學無比覈，世間通理，末由諳曉，許宗彦之言天。可云篤矣，然太陽之義，時已大明。宗彦猶一依本邦故書，詳考行度，君子嘉其志，尤不能不惜其勞。科學如是，語言類推，蓋語言之異而同，同而異，連誼之複，莫與倫比。此非博稽廣證，實無豁然貫通之效可期。穆勒曩言，不兼解數國語，即一國語亦不解，理與清儒谓不治衆經，不能治一經蓋同。惟淸儒治衆經，而未嘗治衆語，底滯忽生，莫資勘驗，事倍功半，無怪其然。今则車書大通，與世接矣，若今日之儒，猶復拘墟成法。膠漆故訓，工夫之可惜，將較許氏益甚。愚早歲失學，中更政事。《説文》未暇精討，無本之業，寧敢放言，惟語學由博反約之理，心解考文最當之故，彌所服膺，無能自秘，兹編之譯，聊爲篤學之士審問明辨一助云爾。師氏維也納人，今任德意志科嵛大學教授。
民國十八年 五月章士釗時在德意志格廷根
此稿誼當先呈吾兄太炎先生，叩其意見，亂離之際，天各一 方，接席無從，足可憫嘆，問難唯竣之異日爾。士釗附識
现代汉语译文（本刊翻译，转载请注明出处）：
自从心理学诞生以来，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竞相从心理学中引进方法论至本学科，其中语言学最为显著。师辟伯（Sperber Hans）是语言学大家，首先闻风而起，研究心理学与语言学的学科交叉沟通。我最初并不知道这个人，在看到佛洛依德（Freud）对他非常推崇，才开始寻找他的著作阅读。他的著作都是小册子，大概四五种，大约是用心理学来解读文学和历史，这是有些独创性的。前辈学者的著作中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师辟伯就慢慢解释。他的成果如果有一尺，他只算自己有了一寸的成果，好像有些谦虚谨慎的意思。而他的学说深入浅出，切中人情，对当代语言学者，并非由于学派不同的门户之见而不加以采纳。我每读他的论点都觉得是不可更改的定论。并且我读的时候还有更深的感触。我国的语言文字学，历来都被视为艰深的绝学，是清代的儒士的成果，大有无后来继续研究者的可能。但是仅仅固执于六书（即说文解字的论点），认为这是学问的关键机密和要点，那么成果和不足都由此产生了。因为六书论仅仅区别了偏旁部首的分门别类而已，虽然已经穷尽了逻辑的可能，却未必完全阐明了文字源流的原因。并且对于转注（即意义上相同或相近的字互引解释）方法的论争，千年来从未有过定论。所谓语言，一般都是根据文化的进程而有所变化，人处在哪个时代，就不免会受到当时风俗习惯影响，这就造成了人们用今天的意思来解释过去的语言，用后来的意义来驳斥过去的考证，这样一来就错误渐多，越解释越混乱了。再加上，中国重视礼教，固执于经典的解读，只要文字的意义与经典不同，甚至就会明知道不对还要去强行解释使之与经典相同。中土（即中国）独处于世界的东方，它的学问没有办法与其他文明做比较，因此世界的普适的道理，便没有办法知道。许宗彦（清代自然科学学者）对于天文的研究，可以说是很深刻厚重的，但是太阳学说，在当时（西方）其实已经早已经盛行了。许宗彦根据中国古代著作，详细考证日月运行的度数，君子人们应该对其毅力和志向加以嘉奖，但是却不得不对他的辛劳工作表示可惜。科学是这种情况，语言也可以以此类推，因为语言从不同到相同，从相同到不同，意义的变化是无可比拟的。没有广博地搜索考证，绝不可能有融汇贯通的效果。穆勒曾经说过，如果不能同时理解好几国语言，那么甚至连一国语言也不能够理解。这个道理和清朝儒生所说的“如果不研究各种经典，那么甚至连一种经典也研究不了”大致是一个道理。只是清代儒生同时研究各种经典，但从未同时学习多种语言，因此障碍多生，无法互相验证，努力多而收获少，就不是很奇怪的事了。现代由于书籍和交通的发展，可以与世界接轨，如果现代的学者仍然拘泥于旧有的方法，执着于旧的解读，花费的努力太可惜了，比许宗彦还要可惜。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中年又由于政治事务的影响，对于《说文解字》没有认真研究过，没有研究根基，本来不敢大胆放言，只是由于语言学从复杂回归简约的道理，用心理学考度语言最为恰当，我深深佩服和认同，不敢一个人偷偷保守这种学术观点，因此将它翻译出来，为有深厚学术素养的学者们提供一个继续深刻研究的帮助。师辟伯（Sperber Hans）是维也纳人，现在是德国科隆大学的教授。
民国18年5月（1929），章士钊，写于德国哥廷根
又及：这篇稿子应先给我的兄长章太炎先生看，听取他的意见。由于时局动荡，我们两人分离天各一方，没有办法当面交流，这真是让人感慨，与他讨论请教只有留待以后的日子了。 士钊
《章士钊全集》第7卷 第9页-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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