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 北大教授、文史大家金克木先生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不免有点“耸人耳目”——“书读完了”!
初看标题,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读完全文, 我依然将信将疑。人类书籍浩如烟海, 汗牛充栋, 每当我进入巍峨的图书馆, 仰望顶天立地的书架, 常有失去自我之感。书能读完吗?从此, 这一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心中, 久久不能离去。三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再次面对这一问题, 我似乎见到了一点光明, 对这个问题有了较为乐观的看法。
书能读完吗?能!
金先生的文章是从一则轶事说起的:
有人记下一条轶事, 说, 历史学家陈寅恪对人说过, 他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 那位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 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 都读完了, 没得读了。”他当时很惊讶, 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 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那几十种, 是读得完的。说这故事的人也是老人, 他卖了个关子, 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现在这些人都下世了, 无从问起了。
这则“轶事”是有事实根据的, 出自俞大维给旅美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俞大维在信中写道:
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 往见他父亲 (散原老人) 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 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 但可惜都看完了, 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先生告别出来, 心想:“此老真荒唐, 中国书籍浩如烟海, 那能都看完了!”寅恪先生七十岁左右 (按:疑当为“六十岁左右”) , 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 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 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 东抄西抄。”我很懊悔没有问他到底是哪几十种书。
这封信原载于1984年1月25日台湾《中央副刊》, 同年北京《团结报》第646期第6版转载。金先生应当看到了这封信, 于是产生了“破一破这个谜”的想法。
金先生对“轶事”的转述, 精神俱在, 说陈寅恪“幼年”时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 似有小误。陈寅恪先生1890年生人, 190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 同年赴德考入柏林大学, 时年20岁;“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 暂居上海, 并往见寓居上海的夏曾佑先生, 当时已是23岁的“青年”留德学生了。倘尙“幼年”, 似不可能“懂得很多种文字”, 也不可能独自去拜见夏曾佑这位老师宿儒并留下如此清晰深刻的印象。
俞大维是陈寅恪表弟, 二人关系非同寻常。
他有一段自述, 对二人交谊作了深情的概括:“本人与寅恪先生, 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本人唯一嫡亲的姑母, 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本人的伯父俞明震 (恪士) 先生、舅父曾广钧 (重伯) 先生 (均是前清翰林) , 与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 三代世交, 七年的同学。”据此, 俞大维的记述应当是可信的。
1912年, 50岁的夏曾佑说:“中国书都看完了, 现已无书可看了”;1949年, 60岁的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 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1984年, 72岁的金克木则找到了“书读完了”的“密码本”。
其实, 不只是中国的“老人”, 西方的“老人”, 同样认为书是能读完的。在《基督山伯爵》中, 大仲马借法利亚长老对邓蒂斯说:“在我罗马的书房里, 我将近有五千本书。但把它们读了许多遍后, 我发现, 一个人只要有一百五十本精选过的书, 对人类一切知识都可以齐备了, 至少是够用或把应该所知道的都知道了。”这虽是小说人物的话, 却不是“小说家言”。法利亚长老把书增加到精选过的“一百五十本”, 但与夏曾佑和陈寅恪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 中国的基本书究竟是哪几十种?为什么读了这几十种书, 就可以说“书都完了”?
夏、陈两位老先生说, 中国古书不过几十种, 但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哪几十种。金克木先生“好猜谜”、“善侦探”, 终于找到了“书读完了”的“密码本”。那么, 这个“密码本”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 金克木认为, 文化不是杂乱无章的, 而是有结构、有系统的。过去的书籍也应该是有条理的, 可以理出一个头绪, 找出其中内容的结构系统的。两位老先生虽然没有说中国古书究竟是哪几十种, 但他们显然看出了古书间的关系, 发现了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 也可以说是找到了“密码本”。
进而, 金克木对书的这个“密码本”作了这样的阐述:
就书籍而言, 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 离了这些书, 其他书就无所依附, 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 我想, 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者说必备的知识基础。
换言之, 那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 就是任何人“少不了的必读书或必备的知识基础”, 找到了这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 也就找到了“源头之书”或“众书之书”, 找到了“书读完了”的“密码本”。
根据这一原则或密码, 金克木先生对中外文化史上那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作了举要。例如, 想要了解西方文化, 必须有《圣经》的知识。这是“不依附其他而其他都依附它的”。没有《圣经》知识, 就无法读懂西方公元以后的书, 包括反宗教的和不涉及宗教的书。古希腊和罗马的书与《圣经》无关, 但也只有在《圣经》的对照之下才交易明白。因此, 《圣经》和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基础书是必读书。对于亚洲, 第一重要的是《古兰经》。没有《古兰经》的知识, 就无法透彻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书。
依此类推, 照这样来看中国古书, 那就要有头绪了。在中国, “那些必读书的作者, 都是没有前人书可读的, 准确些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 也是中国书籍史上的“源头之书”或“众书之书”。从中国教育史看, 它是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了一大半的, 一直背诵到上世纪末。金克木进而指出:“这十部书若不知道, 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 (阳明) 的书都无法读, 连《镜花缘》《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
大致了解了金克木“书读完了”的破迷过程和对谜底的破解, 我们需要追问两个问题:其一, 金克木破解的谜底是否符合老先生的意思?其二, 假如符合, 那么为何读了这“十本”书, 就能说“书读完了”?
据说, 上世纪三十年代, 陈寅恪曾对人说:“於《太上感应篇》、《封神榜》、《近思录》三书, 能透彻了解, 亦可谓对中国文化有了了解。”陈寅恪在这里把“几十本”压缩到三本, 而这三本均不在金克木“迷底”范围之内。不过, 他在这里并非专论如何读中国书, 而是指如何“透彻了解”以道教和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精神。
夏曾佑并没有说他看了哪些书, 就把“中国书都看完了”。但他在著名的《中国古代史》中, 论及中国学问的“极端”或“本源”时, 似乎透露了个中消息。在第一篇第一章论“古今世变之大概”中, 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进而又把上古之世, 分为二期:由开辟至周初, 为传疑之期;由周中叶至战国, 为化成之期。夏曾佑特别重视的是“化成之期”, 他写道:“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 因中国之文化, 在此期造成, 此期之学问, 达中国之极端, 后人不过实行其诸派中之一分, 以各蒙其利害, 故谓之化成期。”在夏曾佑看来, “化成之期”是中国文化的完成期, 也是中国学问达于“极端”的顶峰, 并成为开辟后世学问之源的奠基期。
夏曾佑所谓“化成之期”的学术经典, 就是“六经”与“诸子”。关于“六经”, 夏曾佑说:“中国之圣经, 谓之六艺, 一曰《诗》, 二曰《书》, 三曰《礼》, 四曰《乐》, 五曰《易象》, 六曰《春秋》。其本原皆出于古之圣王, 而孔子删定之, 笔削去取, 皆有深义。”关于诸子, 夏曾佑说:“周秦之际, 至要之事, 莫如诸家之学派。大约中国自古及今, 至美之文章, 至精之政论, 至深之哲理, 并在其中, 百世之后, 研穷终不能尽, 亦犹欧洲之希腊学派也。”
在夏曾佑看来, “六经”是中国的“圣经”, “诸子”是自古及今“至美之文章, 至精之政论, 至深之哲理”, 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 开辟了中国学问的源头, 成为中国人智慧的源泉, 故虽历百世而研穷不尽。如此说来, 读透了“六经”与“诸子”这“十本”书, 不就可以说“中国书都读完了”吗?
2007年, 北大教授楼宇烈在《中国的品格》中, 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问题。楼先生说, 几千年来, 中国流传下来的典籍浩如烟海, 它们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些经典, 任何人用他毕生精力都只能窥其一斑。因此, 要想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精神, 就一定要读其中的“根源性典籍”。楼宇烈所谓“根源性典籍”, 可以说是金克木所谓“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的学理性表述。
楼宇烈用“三、四、五”三个数字来概括这些“根源性典籍”, 即三玄、四书、五经。“三、四、五”加起来, 共十二本书, 去掉《周易》和从《礼记》中选出的《大学》、《中庸》重复的三本, 共九本书。楼宇烈进而写道:
从春秋战国一直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 这九本书是中国文化内容的根源。不管是论述哲学思想, 还是论述文学历史;不管是讲政治、经济、法律, 还是讲农、工、医、科技, 都离不开这几部典籍的根本理念和价值观念, 引经据典都不会超出这九本书。
夏曾佑20世纪20年曾代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金克木自20世纪40年代起任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楼宇烈自20世纪60年代起任教北大哲学系, 后为北大哲学系教授。这三代“北大教授”, 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历史上“化成之期”这十本或九本书, 是中国学问达于“极端”的“根源性典籍”;读了这十本或九本书, 也就可以说“中国书都读完了”。由此看来, 金克木破解的“谜底”, 是符合老先生的意思的。
“到源头去汲水”,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口号。达·芬奇说:“谁能到泉源去汲水, 谁就不会从水壶里取点水喝。”“根源性典籍”, 就是文化的源头之水。夏曾佑就是到源头去汲水, 读根源性经典, 他所谓“中国书都看完了”, 实质是指把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都看完了。
那么, 为什么读了这“十本”或“九本”根源性典籍, 就能说“书读完了”?这仅仅在于这几本书的古老性吗?应当说, 既在于它们的古老性, 也在于它们的经典性, 更在于它们诞生于“轴心时代”的原创性和集大成性。
1949年,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哲学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 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他对于“轴心时代”特点和意义的论述, 有助于我们认识上述问题。
首先, 关于“轴心时代”的时段, 他指出:“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 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这里, 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 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换言之, 所谓“轴心时代”, 是指“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的“500年左右的时期”。雅斯贝斯把人类历史的轮廓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史前时代、古代文明、轴心期和科技时代。在他看来, 史前与古代文明是历史的间歇期, 轴心期是突破期, 科技时代是第二个间歇期。因此, 轴心期是历史的重心和中心。
其次, “轴心时代”的特点在于, 中国、印度和西方, 最伟大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 涌现出众多的先哲, 产生了影响至今的思想的基本范畴。具体而言, 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 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 包括墨子、庄子、荀子和诸子百家, 都出现了;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 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在伊朗, 袄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提出了一种挑战性的论点, 认为宇宙的过程和人世的生活属于善与恶之间的斗争;在巴勒斯坦, 从以利亚、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 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也贤者如云, 其中有诗人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 许多悲剧作者, 还有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等等。“在这数世纪内, 这些名字所代表的精神运动, 几乎同时而彼此隔绝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三个地区发展起来。”
再次, “轴心时代”的意义在于:“这个轴心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 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正因为如此, “直至今日, 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 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 或曰复兴, 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雅斯贝斯特别强调, 对这一开端的复归, 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
雅斯贝斯关于“轴心时代”的理论, 对解答“书读完了”这一问题, 对本文的启示, 至少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其一, “轴心时代”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原创性的哲人和思想家。“在中国, 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 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 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 都出现了。”“认识你自己”, 是古希腊的神谕。第一批原创性的哲人和思想家的产生, 正象征着人在自己身上发现了最根本的源泉, 人性整体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 人可以以自己的内在世界来抗拒整个外在世界, 并可以超越自身和世界之上。
其二, 最为重要的是, 这批原创性的哲人和思想家, 思考了人类所能提出了一切基本问题, 产生了影响至今的基本思想范畴。歌德有句名言:“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 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了;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那么, 到底是谁, 为我们“思考”了“凡是值得思考的一切问题”?正是“轴心时代”的哲人和思想家。换言之, 在“轴心时代”的著作中, 哲人们“思考了人类所能提出了一切基本问题”, 也思考了“凡是值得思考的一切问题”。因此, 阅读了这一时代哲人的著作, 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说:“书读完了”。
其三, 人类从此一直依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并从中汲取前进的精神动力。这是“轴心时代”的精神魅力之所在, 也是“轴心时代”哲人著作的原创性和集大成性的魅力之所在。先看西方,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有一句名言:“对欧洲哲学传统的最保险的一般定性莫过于:它不过是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的注释。”这正是“轴心时代”的精神魅力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典型表现。仅举一例,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政治学说史上第一部“正义论”, 奠定了西方政治学的基础, 而20世纪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 便是对柏拉图“正义观”的再思考和再阐释。再看中国, 如果说欧洲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的注释, 那么中国思想史则是“五经”“七子”学说的一系列的注释。当代学者刘梦溪谈到马一浮思想的渊源时, 这样写道:
研究马一浮, 就需要了解宋代的思想源流, 因为马先生的学术思想是直承宋学而来, 我们不得不跟着他进入宋儒的世界。可是宋儒的话题, 是跟先秦诸子, 根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连接在一起的, “六经”是他们反复阐释的原初经典。宋代濂、洛、关、闽四大家, 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诸大儒, 一生学问, 主要是以重新阐释孔、孟和“六经”的原典为能事。而马一浮的学理发明, 也主要在“六艺论”。
在刘梦溪看来, 要研究马一浮的思想, 就必须跟着他返回到宋学, 继而返回到先秦, 最终返回到孔子和“六经”。春秋以来, 一部中国思想史, 就是“六经”的阐释史, 就是孔、孟、老、庄的阐释史。事实上, 从孟子、荀子到董仲舒, 从韩愈、二程到朱熹, 春秋以后的中国历代思想家, “一直依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作为“再思考”的出发点, 并从中汲取思想的灵感和精神的动力。
《颜氏家训·文章第九》论文章源流有一段著名的话:“夫文章者, 原出《五经》:诏命策檄, 生于, 《书》者也;序述论议, 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 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 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 生于《春秋》者也。”这段话在古人看来是天经地义、无可指摘的。但长久以来, 它一直受到现代文学反映论者的批评, 认为这是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谬论。今天, 从“轴心时代”经典的根源性和超越性看, “文章原出《五经》”之说, 实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命题。不过, 《五经》作为“文章之源”, 最主要的不是提供文体, 而是提供母题, 既提供思想史上的精神母题, 也提供文学史上的文学母题。如果说《易》《书》《礼》《春秋》主要提供精神母题, 那么《诗》主要提供文学母体。清代学者乔亿《剑溪说诗》有一则诗评, 对此作了精彩的阐述。他写道:
许彦周亟称《邶风》“燕燕于飞”, 可泣鬼神。阮亭先生复申其说, 为万古送别之祖。余谓唐诗之善者, 不出赠别、思怀、羁旅、征戍及宫词、闺怨之作, 而皆具于《国风》、《大小雅》, 今独举《燕燕》四章, 其说未备。盖《雄雉》, 思怀诗之祖也;《旄丘》、《陟岵》, 羁旅行役诗之祖;《击鼓》、《扬之水》, 征戍诗之祖也;《小星》、《伯兮》, 宫词、闺怨诗之祖也。《品汇》载张说巡边, 明皇率宋璟以下诸臣各赋诗以饯别, 犹吉甫赠申伯之意也。贺知章归四明, 明皇复率朝士咏歌其事, 亦诗人咏《白驹》之义也。凡此虽不尽合乎《风》、《雅》, 而遗意犹存, 不皆其苗裔耶?
古人所谓“诗祖”, 即今人所说的“母题”。在乔亿看来, 不仅“唐诗之善者”皆《风》、《雅》之“苗裔”, 唐人之“赋诗言志”亦为春秋之“遗意”。其实, 唐诗的母题渊源于“风雅”, 宋元明清诗歌的母题何尝不是渊源于“唐诗”, 并最终又可以上溯到“风雅”!从母题角度看, 一部中国诗歌史, 就是一部《诗经》母题的嬗变史;读透了《诗经》, 也就读懂了中国诗歌。
最后, 还需追问一个问题, 一个令无数当代年轻人困惑的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现代人要读古代的书?为什么古人的智慧依然能启迪现代人?一言以蔽之, 为什么轴心时代的经典具有永恒的精神魅力?
为什么?在我看来, 这与精神文化的生命本质密切相关。何谓“文化”? 文化是生命的创造, 是实践的结晶, 是生命实践的理性升华。而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次性, 决定了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 则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层累重叠性。人生百年, 百年人生;五千年的人类文化, 一百年的生命长度。精神文化的历史, 并不是线性的直线进化过程, 而是以百年生命为单位的层累重叠的过程。因此, 从文化的生命本质看, 我们在重复孔子的生命, 孔子是我们的精神爷爷!《圣经·旧约·传道书》说:“已有的事, 后必再有;已行的事, 后必再行。日光之下, 并无新事。”《论语·学而》说:“告诸往而知来者。”谢灵运《七里濑》有曰:“谁谓古今殊, 异代可同调。”钱锺书《谈艺录·序》有曰:“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南学北学, 道术未裂。”其深层根源, 就在于此。
书能读完吗?能!华夏民族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五千年文明绵延相续、从未中断的民族。古代和现代前后相连, 古人和今人心灵相通。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家, 思考了“凡是值得思考”的一切根本问题;中国“轴心时代”的文化经典, 蕴含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智慧。因此, 只要读透了“十本”或“九本”根源性典籍, 只要读透了诞生于“轴心时代”的原创性、集大成性的“源头之书”, 你就能像夏曾佑、像陈寅恪、像金克木一样自信地说:“书读完了”!
来源：《高校辅导员学刊》第11卷第1期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