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是北魏郦道元所作的一部综合性地理名著，因注《水经》而得名。该书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包括各条河流的源头、流向、水文情况，以及河流域内的植被、动物、关隘、交通、人物、政区沿革、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等等，且书中引用的很多文献原书如今已经散失，因而《水经注》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水经注四十卷 （北魏）郦道元撰
宋刻本 袁克文跋 存十二卷
国家图书馆藏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郦道元所作《水经注》共40卷。北宋景祐年间，国藏书库崇文院整理所藏图书并编制《崇文总目》，著录有《水经注》三十五卷，与原来的四十卷相比已缺五卷，表明《水经注》版本至北宋时已残缺。国家图书馆收藏有南宋初年刊本《水经注四十卷》，但现在仅存十二卷，原藏清内阁大库，后经曹元忠、刘启瑞、袁克文、傅增湘递藏，目前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陈列展”中展出。
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陈列展”中展出的宋刻本《水经注四十卷》
《永乐大典》汇集了上至先秦，下讫明永乐年间的图书七八千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所纳典籍基本保持了书籍的原始内容，极具版本价值。《水经注》被《永乐大典》收录其中，且保留了《水经注》原序，也是现存最早的郦道元撰《水经注》抄本。
《永乐大典》修于明初，其收录的《水经注》所用底本应该是前代刊本，甚至有学者推断，《大典》收录《水经注》的底本正是目前尚存的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由于目前宋刻《水经注》仅存十二卷，王国维认为：“而《大典》此书……足弥宋本之缺”。
张元济在与胡适的书信中提及:
“藉悉近以《大典》本及各本《水经注》互校残宋本。知《大典》所据者为南宋复刻以前之本，可以订正宋刻之讹。”
胡适
因而《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具有非常重要的版本和史料价值。
收录《水经注》的《永乐大典》分别为卷11127、11128、11129、11130、11131、11132、11133、11134、11135、11136、11137、11138、11139、11140、11141，共15卷八册。这八册《永乐大典》虽然在清末混乱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却被分散各处。
傅增湘
据傅增湘《永乐大典跋》记载：《永乐大典》旧藏于翰林院敬一亭中。至辛丑以后，翰林院裁撤，其残帙乃时时流入厂市，余所见者不下数十册，往往为介于南北友好及图书馆中，所自藏者只《水经注》四册、《南台备要》一册而已。未几，是五册者亦举以让人，而箧中俄空矣。
1936 年傅增湘先生在藏园霜红亭前与友人合影
由此记载可知，收录有《水经注》的《永乐大典》从翰林院流入民间后曾有四册为傅增湘所收藏，后来出让给了别人。
那么，傅增湘收藏的四册《永乐大典》究竟是原八册中的哪四册呢？
据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著录，藏家为“傅增湘”的《永乐大典》为11127至11134卷。兼之傅增湘本人在《题宋刊本水经注残本》中曾言：“余生平嗜书，顾于郦书特有奇遇……继得此宋本十二卷，旋又得《大典》本半部……”,综上可知，傅增湘收藏的《永乐大典》本半部应该是收录《水经注》前半部的四册。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二展厅“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中展出的11127-11128“水”字册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双鉴楼藏书印”（傅增湘藏书楼名为“双鉴楼”），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个观点。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明)解缙等辑
明内府抄本 卷11127—11128“水”字册
至于收录有《水经注》前半部的四册《永乐大典》被傅增湘出让后去了何处，也许我们可以从一些学者的著作中找到答案。
王国维在《<水经注>跋尾》中写到：
“《永乐大典》卷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七，至卷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四，凡四册......今藏归安蒋氏传书堂。”
“壬戌春，余于乌程蒋氏传书堂，见《永乐大典》四册，全载《水经注》河水至丹水二十卷之文。”
壬戌是1922年，而王国维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25年，另外，蒋汝藻《传书堂书目》中也著录了《永乐大典》卷11127-11134四册。由此可见，这四册《永乐大典》从傅增湘处出让后应当曾被蒋汝藻所收藏。
蒋汝藻生于吴兴藏书世家，幼承家学，斥巨资广力搜求各类古籍，因得到湮没百年之久的宋本周密《草窗韵语》，遂取作者及书名中各一字，将原藏书处“传书堂”改名为“密韵楼”以示爱宝之意。后来其商业经营遭遇失败，只得忍痛将收藏的大批珍本古籍抵押给浙江兴业银行。到1926年初蒋汝藻无力赎回，于是将绝大部分藏书卖给了商务印书馆。
1926年1月19日，商务印书馆召开总务处第696次会议，就收购当时抵押在兴业银行的蒋氏密韵楼藏书进行讨论，经讨论后决议，以十六万两收购，并于当年2月正式购定。这批蒋氏密韵楼藏书包括宋本563本、元本2097本，明本6753本，抄本3808本，《永乐大典》10本，这其中就有收录《水经注》前半部的卷11127至11134四册。因而在展厅展出的11127-11128“水”字册《永乐大典》上，除了“双鉴楼藏书印”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涵芬楼”的藏书印。（涵芬楼为商务印书馆收藏善本的藏书处）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明)解缙等辑
明内府抄本 卷11127—11128“水”字册
1932 年1月29日，日寇接连向商务印书馆总馆等处投掷炸弹，商务印书馆印刷部中弹，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东方图书馆亦遭殃及，2月1日，日本浪人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商务印书馆几十年来苦心搜集的五十余万册中外文图书和古籍善本被毁。幸而四年前，商务印书馆曾检取出二、三千册蒋氏密韵楼藏书寄存在租界金城银行保管库中，之后又有部分涵芬楼珍贵善本陆续移存到金城银行库中，得以逃过一劫，《永乐大典》也因此留存下来。
轰炸前的东方图书馆大楼
轰炸后的商务印书馆大楼
1951 年6 月，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该馆涵芬楼所藏21 册《永乐大典》捐献国家，后拨交给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其中就包括当初从密韵楼购买的《永乐大典》，至此《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前半部卷11127至11134四册八卷正式入藏北京图书馆。
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捐赠《永乐大典》褒奖状
商务印书馆、周叔弢向国家捐赠《永乐大典》, 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将《永乐大典》11册赠还我国等事迹，以及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于1951年8月举办的“《永乐大典》展览”，极大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当时各界献书献宝热潮，很多群众和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等古籍交由北京图书馆集中存藏。
北京大学向北京图书馆表达捐赠四册《永乐大典》意愿函（复制件）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明)解缙等辑 明内府抄本 卷11140-11141“水”字册
这四册《永乐大典》，是北京大学1947年以九百六十万元法币自李宗侗处购买。这个数字连胡适都表示“骇人听闻”。
《水经注》《大典》本后半部，北大买价位九百六十万元法币，说来真有点骇人听闻。玄伯讨价每册三百万，后来我去南京了，校中以九百六十万买定，我北归后始知之。—— 胡适回复张元济书信
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卷11140-11141“水”字册（影印本）
卷尾李宗侗篆文题记
根据李宗侗在卷11141之末的篆文题记，我们得知，此书是李宗侗1930年春在北平购买，原来是祁文端公祁寯藻旧藏。书上可见“李宗侗藏书”“国立北京大学藏书”等藏印。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早年留学法国。1926——1933年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护送故宫文物南迁宁沪和重庆。1948年后去台湾，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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